商鞅很经典的话（强本弱末商鞅的时代）

献公去世后，其子渠梁继位是为孝公，对秦国衰败痛心疾首，并求贤若渴，广纳良才。商鞅入秦后通过宠臣景监见到孝公，授其霸道之术，初始孝公对商鞅学说昏昏不知其所以然。经多次进说，孝公逐渐信任商鞅，商鞅在献公改革基础上，提出了变更法制，修制刑法，运用赏罚来奖惩鼓励农民生产和对外战争出力的法家政策，顺应秦国社会变革发展趋势。商鞅变法主张法治，而旧有势力根据儒家理论，主张礼治，反对代表甘龙、杜挚的观点就是“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驳斥认为礼法因时而异，反古未必错。商鞅代表法家对旧贵族以及代表旧贵族的儒家斗争中发展了他们具有唯物论因素的理论。变法初期首先从理论上对旧贵族势力进行驳斥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赢得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在法家李悝编著的《法经》基础上加了一条“连坐法”，鼓励告奸，隐瞒不告就要同罪连坐；他更主张轻罪重刑，这也是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一种专政手段；与此同时，他颁行奖励军功和禁止私斗的法律；他破除井田制原有的界限和规模，打开原来奴隶主贵族圈占井田的范围，听任开垦荒地，自由买卖，在新旧生产关系的变更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他奖励农民从事耕种，惩罚懈怠懒惰之人，这就是著名的“强本弱末”政策。商鞅能够令政必行，驱民首讲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而不是宏阔高谈却无落实。秦国的政事有条不紊也正是来源于商鞅对仁义诚信的批判、赏罚分明勇担当的风格和气概。商鞅变法为秦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秦国国力由此大增，荀子在之后曾偶过秦地，生发观感，赞扬秦国民俗朴素，政事处理从容迅速，故断言秦国可“四世而胜”；韩非子曾将秦国与他国相比较，认为秦国优点在于不讲儒家鼓吹的“仁义”，法令严明，赏罚分明，能鼓励臣下出力禁止邪臣捣乱而国力强盛，他国却是讲究仁义，赏罚不明，臣下结党营私，因而国力衰退。商鞅的法律所不同于春秋时代礼制的，就是他否认过去奴隶主贵族原有的世袭等级和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施“二十等爵”分赏制度，根据功勋特别是军功来重新划定等级和特权，规定按照军功大小赏给爵位，分给不同面积的田地，有功才得显荣，无功虽富亦不得铺张。

《芈月传》中有这样一幕：当势单力薄的芈月面对强悍的秦国奴隶主贵族势力驱使的反叛军队时，坚定发出继续沿袭商鞅之法的召唤，并以情理法来说教疏导反叛军士，从奴隶主贵族势力在旧有体制下继续奴役军士以及商鞅之法依据功勋来扭转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的两相对比下，导致原本群情沸腾的反叛军士倒戈投诚，足以见得商君之法影响之深远。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成效，据《战国策》所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史记》则记载：“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成就了秦国国力强大的盛景，也成就了法家在秦地的辉煌局面。经过六年的努力，商鞅被孝公重用，出任左庶长，相当于各国的卿。孝公十年变法初步成功，加之商鞅具有的军事才能，战事屡胜，他升任大良造，随后被封以商地，但在孝公去世后，商鞅也被旧贵族势力阴谋杀害，法家学说却由此发扬光大，并影响到了此后的秦国历代直至更远。

抚今追昔，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努力谋求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秦孝公和商鞅开创的战时法制社会中，所有国人都必须遵守统一的法律，世族贵胄与庶民百姓有功同赏，有罪同罚；举国上下无论贵贱，要想富贵唯有为国家作出贡献，或勇敢作战，或勤于耕织，或勤政廉政……对任何人都按一个标准——法律准绳来衡量，赏罚分明，且不停留于空谈，真正落到实处。讲求诚信的最大化，让承诺变为现实，以及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公平正义，彰显严明尺度，罚懒赏勤、惩恶扬善，这些对于今天我们推行的社会变革与法治建设，谁又能说没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呢？（康民德）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