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如此多娇62章（红楼星火专栏〡第五章）

红楼如此多娇62章（红楼星火专栏〡第五章）文/陈斓“红楼星火”专栏⑱“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⑱

第五章 互助-分道扬镳

文/陈斓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后，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洗礼，青年学子中也出现了各种变化。有人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信仰之路，有人选择了热闹喧哗的谋求功名之路，正如鲁迅所谓，“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们在人生的岔路口，就此分道扬镳。

五四“退潮期”这关键时刻的选择，改变了青年们一生的命运。

“杀人放火受招安”——在胡适看来，“受招安”几乎是一条必由之路。

李泽厚对于胡适的评价可谓是最为一针见血：“他满足在由成功所带来的小康舒适的人生境地。”

小康、舒适、成功——这就是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最高追求。胡适一生，谈不上真正反对过什么，当然，除了小康的成功之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主张和信仰过什么。他似乎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但却毕恭毕敬地称溥仪为“皇上”；他似乎反对北洋政府，但却积极联络吴佩孚，发起成立“好人政府”；他似乎标榜学问，但骨子里一心要当官；他积极投身政治，但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与风险。在白话文运动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却几乎完全缺席，这是因为对于任何风险大于收益的事情，他从来就不会去干——用今天的话来说，胡适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胡适曾经把他参与提倡白话文运动，称之为“逼上梁山”的无奈之举，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林纾等人的打击压制，如果不是辜鸿铭等北大守旧派的歧视与排斥，使他初入北大即处于“溜墙角”的地位，原本谨慎、世故的他，便不会写出《文学改良刍议》这种激进的文章——他的激烈、他的造反，其实属于被逼无奈。

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主要忙活的事情，是邀请和陪同杜威来华讲学，《每周评论》除了“山东问题”的大幅报道之外，便是对于杜威讲座的大幅介绍。而美国没有学生运动，也没有学生运动的传统，因此，杜威主张的核心是：学生如何融入社会。为了使学生毕业后能够更顺利地融入社会，按照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风气，学生在上学期间就要准备实习，多找社会关系，多为将来的工作做铺垫、做准备。如今，人们往往把杜威的学说讲得很悬，但其所谓的“试验主义”，其实质首先不过就是“实习主义”而已。

陈公博说过，美国有三所半一流大学，分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而哥伦比亚大学只能算是半个。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创立晚，商业气息重，学生一入校就开始琢磨着在纽约和华盛顿找工作，一般二年级就会开始到社会上去实习，读书的氛围不浓，博士学位比较好拿，唯一的障碍是必须自己出一千美金，把论文印一百册给哥大图书馆——这其实与买文凭差不多，陈公博虽然写了论文，但因为拿不出一千美金印论文，所以就只能不要学位。陈公博幽默地说：对于美国一流大学来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只能算半个，他没拿到学位，只能算四分之一个美国一流大学博士，而胡适则连四分之一个都算不上。

就是在胡适的介绍下，罗家伦做了杜威在华演讲时的翻译，傅斯年等人也对于名曰“实验主义”，实则“实习主义”很感兴趣，认为在上学期间，借助北大的招牌，多认识人，多出去实习，对未来的前途是很有好处的。

就这样，他们都成了杜威的门生。

罗家伦

作为五四主要学生领袖，罗家伦是以“闹事”成名的。而在五四游行之后，对于是否要继续罢课，罗家伦等人其实也是十分矛盾的，但骑虎难下，势成必然——如果按照他当时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万一他死了，他们就要抵命，所以，只有破釜沉舟，拼命干下去。

罗家伦等人成为五四学生领袖，当然也有“逼上梁山”的成分。

五四运动后不久，罗家伦的内心是有些“后怕”的。一方面，是庆幸他一夜成名，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和演说，赞扬五四运动的精神。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罗家伦在《新潮》杂志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对五四运动大加讴歌，他认为五四运动“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1]

另一方面，则是庆幸斗争胜利，章宗祥保住了性命，还没落下什么残疾，而侥幸自己终于能在政治的旋涡里全身而退。他和傅斯年的性格，都与胡适近似，是心中有沟壑的——他知道，总不能靠“闹事”吃饭，学生领袖这个角色，不能一直当下去。于是，这些人深受胡适的影响，逐步变得世故圆滑起来，以为自己既然成名，就要好好利用这个名声，而北大的好处，就在于北大是结交名流官员的平台，最好是在上学期间就能找一个名人助手、秘书的工作实习起来，这样就不愁将来工作的问题。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逐渐表现出保守退缩的倾向，他急流勇退，说自己是被硬推出来的，今后不会再干这等糊涂事情。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此后，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听从胡适的劝告，坚决不再参与学生运动，而是忙于替达官贵人和世界名流当翻译、助手和秘书。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在五四运动的“三罢”中，见识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力，决定资助北大主要学生领袖去美国留学。穆藕初本人也曾在美国获得过硕士学位，还翻译过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原理》一书，被称为中国的“科学管理之父”，甚至被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代表人物”。穆藕初资助北大学生领袖出国留学，也是基于在中国培养新型企业管理者的目的，在他看来，北大的学生领袖具有组织天才，如加以培养，未来可以成为好的管理者。

康白情

当时，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许德珩被称为北大“五大学生领袖”，经过蔡元培推荐，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王敬熙五人接受穆藕初的资助，去美国留学。

风流诗人康白情，热衷于结交社会名流，在上海徐家汇一个颇有情调的花园里，举办了名震一时的踏青会，痴迷于觥筹交错之间，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

告别“梁山”——就这样，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傅斯年去了德国留学。他认为，结识名流，成名成家，这是读书人的归宿。此后，学成回国的傅斯年埋头于古文字研究，最终做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名流的圈子。

段锡朋

罗家伦等人赴美之后不久，穆藕初破产，留学资助取消，罗家伦等人在国外过了一段游学的生活之后回国。那个时候，蒋介石刚刚崛起，极为希望罗致人才，不仅国民党右派是他拉拢的对象，而且“新青年”，乃至共产党中的叛徒也是他极为欣赏的——周佛海就是在大革命后期经戴季陶的引荐，进入了蒋介石的幕下，作为当年的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自然也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

蒋介石一贯认为：最能够对付青年运动的，就是当年的青年学生领袖，正如最能够对付共产党的，就是诸如叶青、周佛海这类共产党的叛徒。正是在蒋介石的提拔下，游学归来的罗家伦平步青云，先后任清华和中央大学校长。在他治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总起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今天看来，蒋介石利用五四的学生领袖治理大学、对付学生运动——这是他很“高明”的一面，但是蒋介石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学生通过平民讲演团、工读互助团，逐步走出了一条深入工农、深入民众的道路，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完成了由青年领袖、学生运动领袖，向着民众领袖、工农领袖转变的过程——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就是如此。

于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仅仅掌握了青年学生，掌握了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并不能掌握中国；而只有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造中国。而这就决定了：那些最终到工农中去的北大学生，必然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那些替当局“掌握知识分子”的人，即使当年曾经是万人追随的青年领袖，最终也必然会被时代、青年和知识分子所抛弃——罗家伦如此、段锡朋如此、傅斯年如此，他们的老师胡适也是如此。

而在大陆解放前，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等人与他们的老师胡适追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傅斯年晚年在台湾感慨说，其实，共产党里面，有我许多的朋友，只是我们傅家祖祖辈辈都是跟着政府走的，我如何能够为了朋友，而舍弃政府呢？

傅斯年的祖上，是第一个投降了清朝的明代状元——他晚年的这句话，真是个讽刺。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的张国焘，倒是没有如此功利，他对结交名人不感兴趣，张国焘是迷恋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的，他比较清高，读书也有些呆气。

学生运动之后，他辞去了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联担任的职务，除参加邓中夏组织的“曦园”和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活动外，不再参加其他活动，即使对于邓中夏，张国焘也有些看不起，在他眼里，邓中夏既热衷于政治又搞学术，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这个不愁吃穿的“官二代”是有些可笑的——当时的张国焘，打算专心继续学业。后来，他对自己这时的想法和心情，做了这样的记述：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织的“曦园”……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究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2]

这期间，张国焘已转入北大哲学系学习。他一心想着完成学业，一边读书，一边打算做思想家。但是，他仍在1919年10月12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一个组的书记，并在11月间被北大学生干事会推选为副主任。不久，随之而来的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他重理学业的梦想。

可惜，曾经入狱的张国焘，突然又被警察通缉了，于是，他只有逃离。张国焘的学业就这样中断了，他认为自己已没有了退路，最终不得不成为职业革命家。

胡适们想的是如何使北大适应社会，所以要及早开始结识名流，进行“社会实习”，张国焘想的是读书、当思想家，而蔡元培想的却是如何使中国社会适应北大——这是他的理想，也是大多数北大人的理想。

大多数北大人还是因为五四运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经过五四运动，他们认为北大可以改造中国，甚至可以用北大的生活方式去改造中国社会。至于这个理想究竟是什么，在他们看来是三个部分：

第一，是把“互助”作为新思想的基础，无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邓中夏，他们认为新社会一定是以互助代替弱肉强食，新的政治一定是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根本的改造，就是确立互助的思想。第二，实现这种思想的方式，是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工读主义”，把工人与知识分子结合为一体，造就一种新人——这是蔡元培“劳工神圣”说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就是要建立新社会的“试验田”“根据地”，也就是把学校办到社会上去，同时，又用社会实践来改造一般的学校教育，即“北大的社会教育化”“社会教育的北大化”，从学生的共同体中，发展出“新村”，并且期待这种“新村”能够遍地开花。

总之，互助的思想、工读的方式、教育的社会化——新村，这是五四先驱者理想的“自由王国”。当时，他们甚至把这种理想视为社会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而这种社会，尽管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但却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桥梁。

用北大的理想去改造整个社会——年轻的刘仁静对此坚信不疑。

五四运动后，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刘仁静思想上有很大变化。那段铁窗生活，令他视野大开，在他单纯的思想里第一次涌现出了那么多问题。他认为，只要北大人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

鲁士毅荐任状

那时和刘仁静关在一起的，都是学生运动中的突出人物，其中，鲁士毅是干事会的负责干部，孟寿椿是后来经蔡元培挑选并由穆藕初资助出洋的“五大臣”之一，谢绍敏是五三大会上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激励大家的勇士，易克嶷、狄福鼎、王文彬等等，也都在各项活动中作出过贡献。与这些先进分子的朝夕相处，令刘仁静很受触动，他觉悟到，既然到了北大，那就是要为中国和人类找出路的，个人的成名成家，根本不是北大学生该考虑的。他感到一个新的世界在向自己打开，父母的期望、中学物理教师的教席，都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到1920年他由预科升入本科时，他就由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并开始广泛结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和接触新思潮，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

许德珩

许德珩在回忆中提到，五四后他赴武汉等地前，“刘仁静向我介绍（恽）代英的情况，说他们是极要好的朋友。我告诉他我一年以前已经认识（恽）代英了。刘仁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我转交给代英。”在信上，他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热情，以及渴望与这些学生运动领袖密切的交往。

五四运动后，高君宇也更加坚信北大的理想能够改造世界、改造中国，为此，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

高君宇胞弟撰写的《高君宇墓志铭》中还提到高君宇（原名，高尚德）改名一事：

五四运动被推为北大学生会代表，殴击曹章，首当其冲，奔走呼号，久而愈烈，遂因积劳过度，而患咯血两次，然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

高尚德咯血症痊愈后，毅然向同学们宣布：他决定改名了！

改名？改什么名呢？

只见他手持一管毛笔，饱蘸浓墨，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两个楷体字“均宇”。

均宇？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高尚德笑而不答。一位同学忽然从中悟出高尚德的用意来：“均宇，顾名思义，就是‘均分宇宙’。尚德君素来关心国家大事， 立意改造社会，而‘均分宇宙’不正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吗？”

然而，北洋军阀政府怎能允许“均分宇宙”呢？同学们纷纷力劝高尚德不要取这个名字，免得引起反动派的嫉恨；自寻烦恼。

高尚德几经考虑，最后说：“这个名字取定了，但可换谐音字。” 于是，他将“均宇”，改为“君宇”。[3]

高君宇墓（右）

那时的高君宇已经身患重病，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理想，当然还有他收获的纯洁美好的爱情。在一次山西同乡聚会上，高君宇慷慨激昂地发表着关于民主自由的演讲，台下的听众纷纷鼓起热烈的掌声，人群中有一个身穿长裙的少女热情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她就是后来成了他恋人的石评梅。

石评梅原名石汝璧，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新文化运动战士、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评梅”。在山西女子师范就读时，石评梅因撰写文章、编印刊物、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她只身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受到科学与民主等进步思想的影响，石评梅拒绝做“花瓶中的芍药，受人供养”，“立志做翱翔万里、搏击风云的飞鹏，决心用血泪去改造粉饰那荒芜的花园”。此后，她与友人创办《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刊物，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大力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一名新文化运动的战士。

石评梅的父亲是高君宇的老师，石评梅经常听父亲赞赏高君宇的才华和志气，此次在北京相见，便觉得分外亲切。所以，那天在精彩的演讲结束后，石评梅欣喜地跟高君宇打招呼，高君宇见到老师的女儿，也很高兴。不仅是因为同乡的关系，高君宇发自内心欣赏这样有才华、追求独立自由的五四新女性。谈到兴起时，高君宇还朗诵起石评梅的诗，这令她既羞涩又兴奋，内心泛起了温情的涟漪。

那天会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开始从文学聊到理想，从个人前途聊到社会问题，可以说是相见恨晚，两颗年轻的心也越走越近。每次聆听高君宇在谈论国家、革命、社会制度等天下大事时，她都被他平和坚定、闪烁着无限光芒的眼神而深深地打动。在石评梅看来，高君宇更像一名勇敢的战士，无所畏惧地向前，于是她感到自己曾经孤独无依的那颗漂泊的心，终于找到了一个踏实可靠的港湾，她下定决心，今后也要像她所敬仰的他一样，坚定地斗争下去。

后来，当高君宇因病早逝时，石评梅深情地追忆道：“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是藏伏在你的腋下趑趄不敢进，你一手持宝剑，一手扶着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而这段与石评梅之间心心相印的感情对高君宇来说，又何尝不是他艰苦斗争生活中的一抹纯净的亮色。

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假使我要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禄蠹了，你不是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吗？

……

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南北飘零，生活日在风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状态。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人生数十寒暑，死期忽忽即至， 奚必坚执情感以为是。你不要以为对不起我，更不要为我伤心。[4]

高君宇与石评梅塑像

1924年，在上海赴广州的轮船上，望着波澜壮阔的大海，高君宇无限牵挂他的恋人石评梅，于是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既是一封情书，也是坦承自己志向的一份人生宣言，以此表白自己的赤子之心。在两个世界里，他的一个世界属于石评梅，另一个世界不属于石评梅，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属于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这两个世界，他同样爱得深沉热烈，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然而，青春是短暂的，生命也是短暂的，把短暂的青春与生命献给爱情、献给理想，这是理想主义的极致。

但也有人以为，人不能靠理想活着，陈公博就是如此。

陈公博毕生最重视实力，但在他看来，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实力都不够，北京大学只是他往上爬的一个台阶。对于他来说，那个能够实现“鸿鹄之志”的真正的平台还没出现，所以，他对于北大的事，观察的多，参与的很少。

陈公博出身于政治世家，他的祖父是督抚，但却因为联络革命党入狱，辛亥革命发生，才被从牢里放出来。少年时代，祖父就告诫他，务必不要牵扯政治，搞政治是要掉脑袋的，祖父的话，始终是陈公博心头的阴影。

搞政治，最重要的是要有靠山，但是，在陈公博看来，北京大学并不能成为他日后真正的靠山。

夜晚的校园宿舍，谭平山看到刚从外面回来的陈公博，他笑着问：“猛野，你又去图书馆搞研究去啦？”

陈公博点了点头。“你将来有什么打算？”谭平山问道。

“我不想出国，也不想搞政治。我对政治实在没什么兴趣。还是想去大学教书吧。”陈公博淡然地说。

“嘿！猛野，我以为你是个热衷政治的活动家呢！难道你甘心一辈子当个平凡的老师吗？”谭平山反问道。

谭平山号聘三，意思就是“三顾茅庐”，正如孙日新后来被叫成了孙逸仙，谭聘三最终成为谭平山。

“聘老，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眼下，中国的革命能靠北大实现吗？谁知道以后究竟要怎样呢？我们毕竟是广东人，北京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根基的！”陈公博感到心中好似有一团即将燃烧的火焰，在燃着和熄灭之间来回晃荡。生长在这个混乱的时局，陈公博也不禁为未来开始担忧起来，他不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究竟能如何，但又不甘心只是庸常地生活。

此时的陈公博在新文化思潮的熏陶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再难置身事外，他开始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见解越多，他感到心中越糊涂，越是辗转反侧，总是陷入自我怀疑，这是陈公博多虑的性格。

直到毕业后回到了广东，陈公博还是左右摇摆，而最终，当遇到了汪精卫，并得到了汪精卫的赏识与信任之后，他才下定决心——跟着当时的孙中山接班人、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走，在他看来，这才算是真正找到了靠山和发达的基础。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有两个最吊儿郎当的人，一个是谭平山，一个是康白情，后者上课总是迟到。陈公博说，这两个人很少想自己毕业后该怎么办，成天想的就是要办大事——而办大事的基础与平台究竟在哪里，却连想也不去想。

一 “打呀！

罢呀！”

呼声还在耳里但事还没做完。你又要去了。

但世界上哪里不应该打？哪里不应该罢？

又何必一处？暴徒是破坏的娘：进化是战坏的儿。

要得生儿，除非自己做娘去！

奋斗啊！——

努力，加工，永久!

二 “有征服，无妥协”，

我们不常说吗？

牺牲的精神;

创造的生命。

哦！你不要跟着；你但领着；

他们终归会顺着！奋斗呵！——

努力，加工，永久！

三 送你一回；

送你一回；

又送你一回。

前门外细腻的月色，

水榭里明媚的波光，

怎敌得杨树浦这么悲壮的风雨!

笛呀，轮呀，喧声呀，

都仿佛在烟嶂里雄着嗓音喝道，

“好呀!别呀!”

楚僧!

前途!珍重!

“楚僧!

楚僧!楚僧!

斯——唪。"

这首《送许德珩杨树浦》的送别诗，便是风流诗人康白情所作。诗歌的主题是，在发明了罢工、罢课、罢市这“三罢”之后，北京大学只有继续发扬牺牲的精神，创造的力量，带领整个中国社会，继续奋斗，继续前进。

许德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代表，他虽早已解除代表职务，但仍然热心运动。那时他忙着到各地参观考察，最终做出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决定。

1920年2月，许德珩登上博尔多斯号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法国，许德珩与在五四运动中结识的周恩来、蔡和森等不期而遇、结为知己，并与志同道合的劳君展相识相爱，共同投身救亡图存的事业。

许德珩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注册，住在巴黎市第五区距巴黎大学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由于法文水平很低，起初听课感到很吃力。此后，许德珩在欧洲的七年艰苦求学中，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学，翻译了《社会学与社会的科学》及《社会学方法论》等著作。

关于这段艰苦的求学时光，据许德珩的孙子许进讲述：

五四运动后，祖父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的七年中，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学，翻译了《社会学与社会的科学》及 《社会学方法论》等著作。从1927 年回国到 1952年离开北京大学， 他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上海大陆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重庆璧山社会教育学院等校担任教职。在这二十余年间，他讲授的课程是社会学、社会主义史、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我国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社会学的先行者之一。其间，他翻译并出版了布哈林所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和《唯物史观社会学》，马克思所著《哲学之贫乏》，拉法格所著《家族进化论》等著作，并著有《社会学讲话》和《中日关系及其现状》等书籍。他不购置房产，将自己的工资赠与进步学生作为路费，帮助他们投奔延安。[5]

五四运动是青春的、激荡的、纯洁的，是对衰败文明的一次彻底的救赎。1919年的初夏，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从此因为这群年轻的学生打上了青春的印记，那一声声震破天地的呐喊，刹那之间把张国焘视为“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的北京，如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

他们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在经历必然的分化之后，北大人在理想的照耀下，又继续前进了。

[1]张晓京：《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69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66—67页。

[3]王庆华：《高君宇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41 — 142 页。

[4]《高君宇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10页。

[5]许进主编：《百年风云许德珩》，北京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46— 347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第二章 新文化-中国文艺复兴

第二章 新文化-“中日密约” 第二章 新文化-利刃新发于硎

第三章 改造-他来了

第三章 改造-《国民》和《每周评论》第三章 改造-平民教育讲演团

第四章 五四

第四章 五四-火烧赵家楼第四章 五四-风暴之后

第四章 五四-觉醒与确立

第五章 互助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王楠（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