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少年时就从水浒中悟出深刻道理（毛泽东少年时就从水浒中悟出深刻道理）

毛泽东少年时就从水浒中悟出深刻道理（毛泽东少年时就从水浒中悟出深刻道理）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还谈到他读《水浒传》等小说时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深刻感悟：“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到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因此，少年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只能“瞒着老师”偷偷摸摸地去读他们最喜欢的水浒故事。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种浓郁深沉的“《水浒》情结”。从少年时代起，他特别喜爱读喜爱讲的故事就是“水浒”。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引用“水浒”故事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

如果从少年时在私塾中偷偷读《水浒》，到晚年时在中南海中高调评《水浒》，可以说，毛泽东足足对《水浒》读了七十年，是铁杆的“水浒迷”！

《水浒》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曾蕴传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演出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施耐庵用白话文撰述成章回体长篇小说。

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代崇祯皇帝时起，《水浒传》就被历朝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崇祯皇帝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等人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

到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

因此，少年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只能“瞒着老师”偷偷摸摸地去读他们最喜欢的水浒故事。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还谈到他读《水浒传》等小说时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深刻感悟：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这个想法同毛泽东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好汉的《水浒》，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领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来。

这一思想，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观看了由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在写给两位编剧者的信里说得更明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水浒传》对毛泽东最重要的影响，主要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水浒》中的英雄，都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好汉，他们并不是靠合法的斗争，而是靠勇力、啸聚山林来和统治者针锋相对。这种“斗争方式”，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同学提出进入政界从政。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同学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毛泽东摇头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毛泽东爽口回答道：“学梁山泊好汉。”后来他上井冈山，占据山头，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证明他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水浒传》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是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规律——“官逼民反”。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们“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坤、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

新中国建立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固的信念。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道：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毛泽东又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坚决地回答道：“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对付事变，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在详细分析了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说：

“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

后来，毛泽东说：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议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毛泽东认为，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传》似乎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成功范例。

即使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也没忘记读《水浒》，从《水浒》中汲取斗争的智慧。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长征途中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有时候为了摆脱困境，连吃饭的铁锅都要丢掉，更不要说带书了。

为了每天有书看，毛泽东只能沿途东借西借。有一天，红军队伍在一个村庄外扎营，毛泽东就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小王，你去村里看看有没有读书人，想办法帮我弄‘水浒’来。”

警卫员找了几个读书人，其中有一个私塾先生，他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好兵，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听说红军首长需要“水壶”用，二话不说，就拿出家里的水壶就给了警卫员。

警卫员喜气洋洋地把水壶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一看，禁不住哑然失笑。他语重心长地说：“小王呀，你有空要抓紧学习文化知识才行啊。我要你去借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的《水浒传》，而不是烧水的水壶。”

警卫员听了满脸愧色，他连忙把水壶还给了私塾先生，并说明了原委。私塾先生重新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水浒传》，并叫警卫员带路，亲自把书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水浒故事和语言，都是借古论今，以古为鉴，明得失，通权变，以服务于现实，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启示的。这方面的启示，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策、道路和前途以及英雄品质的培养诸方面都有所体现。

毛泽东在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水浒》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

“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攻》这篇著名文章中，讲到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不要害怕刺激了敌人时，又以《水浒》故事作为生动的借喻，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

“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时，毛泽东说：

“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讲到当时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毛泽东又讲到水浒戏：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总结“革命就是割猪肉”，应一刀一刀的、一块一块地割时，又提起了《水浒传》的故事。

1975年，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因患白内障手术后未愈，便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其读古典文学名著。 8 月 14 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 《水浒》。

毛泽东回答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