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值得学吗（张明赵客缦胡缨）

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值得学吗（张明赵客缦胡缨）有趣的是，笔者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其实也是在分析中国为何储蓄率居高不下（《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我的核心结论是，中国储蓄率高居不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三部门储蓄（也即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之间，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自由地相互转化，原因则是在转化机制中存在各种制度性障碍。应该说，这一点与徐高博士的分析异曲同工。笔者认为，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中国为什么存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解释。徐高认为，新—新古典综合分析框架之所以认为，居民能够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自由权衡与跨期优化，其中最重要的隐含假定，是居民拥有企业的全部股权。而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一方面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股权分布也非常不均衡。这就导致中国大量的储蓄掌握在企业而非居民手里，而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消费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存在的上述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储蓄过度（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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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认识徐高博士，是大约十五年前。当时我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正在独自费力地埋头啃布兰查德与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科版）。不经意间，在网上发现了同时段也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读博的徐高撰写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入门导引》。读完之后觉得受益很大，增强了我对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的整体观感。几年后与徐高博士见面时，他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京代表处工作了。又过了一些年，我们终于从以文会友升级到以酒会友。

去年，我在微信朋友圈推荐了徐高博士的《金融经济学二十五讲》（说实话，我只是大致翻阅了一遍，没有细看）。没过多久，徐高给我寄来了他的新著《宏观经济学二十五讲：中国视角》。最近肺炎疫情期间，正好静下心来读书。我仔细阅读了这本新书。这是一本优秀的、真正基于中国经济研究视角的、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融为一炉的、清晰体现了徐高博士鲜明观点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用李太白《侠客行》中的诗句来概括，可谓“赵客缦胡缨（中国人灵活运用外国人的工具）、吴钩霜雪明（观点鲜明且犀利）”。

在我看来，这本教材至少有如下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在章节安排与重点偏好方面独具匠心。本书的章节安排与一般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大相径庭。以我最喜欢的布兰查德中级宏观经济学为例。该书的章节结构分为核心（短期、中期、长期）、扩展（预期、开放、异象）与政策（财政、货币、反思），且章节分布基本均衡。而徐高博士这本书的结构，可以大致分为基础（中国经济基本问题、GDP核算）、增长（索罗模型与发展战略）、方法论与核心问题（微观主体跨期优化的一般均衡方法（拉姆齐模型）、中国的消费不足、从内部失衡到外部失衡）、政策（财政、货币与汇率）、中国经济特殊问题（通胀与房价、杠杆率与金融乱象）、结论（新—新古典综合、非正统理论与六层思维）。本书之所以有二十五讲，是因为其写作是基于徐高博士给北大国发院学生们开设课程的讲义。在二十五讲中，徐高慷慨地给了货币政策相关讨论（或者货币金融问题）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在一般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是比较罕见的，而这也恰恰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第二，这本教材的通篇分析都基于一个重要模型，也即微观主体跨期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拉姆齐模型。传统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一般会花很大篇幅来讲解IS-LM模型、AD-AS模型、IS-LM-BP模型（MF模型）等。而徐高指出，上述模型都是缺乏微观基础的总量模型，均难以回避卢卡斯批判，也即函数的稳定关系在居民具有理性预期的前提下容易失效。正因为如此，本书对上述模型基本上一笔带过。这本教材对消费与投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经典问题的分析，均基于新-新古典综合分析框架，而这也是当前国际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

第三，虽然本书是一本教材，但作者并未四平八稳、完全客观地介绍评价各种观点，全文写作中贯穿了作者非常鲜明的逻辑与偏好，尤其是在中国问题分析部分。例如，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加速利率市场化的政策事实上挤出了民营企业融资、强力推进去杠杆政策是造成各种金融乱象的根源、对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融资的打压所造成的流动性效应是2015年股灾的根源、中国政府当前应该通过有力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速等。这些观点应该说都是非常犀利的，但重点在于，徐高博士是基于一个前后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推导出上述观点的。

笔者认为，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中国为什么存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解释。徐高认为，新—新古典综合分析框架之所以认为，居民能够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自由权衡与跨期优化，其中最重要的隐含假定，是居民拥有企业的全部股权。而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一方面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股权分布也非常不均衡。这就导致中国大量的储蓄掌握在企业而非居民手里，而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消费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存在的上述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储蓄过度（也即消费不足）的根源。

有趣的是，笔者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其实也是在分析中国为何储蓄率居高不下（《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我的核心结论是，中国储蓄率高居不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三部门储蓄（也即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之间，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自由地相互转化，原因则是在转化机制中存在各种制度性障碍。应该说，这一点与徐高博士的分析异曲同工。

一旦居民消费不足的前提设定了，徐高博士就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很多问题。例如，中国的过剩储蓄必然意味着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即使中国外汇资产投资收益率很低，国内储蓄主体对此也并不敏感。又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向外输出储蓄的空间下降，因此国内储蓄有更大动力转化为国内投资，即使投资收益率偏低也在所不惜。再如，随着中国政府抑制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提供信贷，那么国内储蓄就或者通过各种其他渠道继续提供融资（这就是所谓影子银行——包括通过农信社倒票、各类通道业务等），或者流入资产市场造成股市、债市泡沫，从而形成各种金融乱象。此外，由于地方融资平台通常具有地方政府的隐含担保，存在事实上的预算软约束，从而能够承受高利率贷款。这种行为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地挤出了民营企业融资。

徐高博士在基于居民消费不足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即不能在没有结构改革的前提下过度强调扩大居民消费，与此同时，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速对中国经济而言依然非常重要。如前所述，政府通过去杠杆的努力抑制各种投资，愿意是以此来促进消费、实现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但由于中国存在大量企业所有权并不在居民手中、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明显问题的特点，即使投资率显著下降，居民也未必愿意或者未必有能力扩大消费。这就会导致总需求持续下降，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剑桥学派所提出的“需求面自我强化”的负向反馈（书中提到的“香蕉图形”）。笔者想，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徐高博士才在去年年底国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需要保六的学术争论中，坚定地站在正方吧。

徐高博士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与有趣的观点，能够激发读者进行更深层次或更广维度的思考。这里聊举其中两个例子：其一，徐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精髓，可以总结为清晰的发展目标与基层试错的自由空间这两点。而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其实是我们正在远离上述两点成功经验：一是发展的目标正变得模糊，二是基层试错空间正在收窄；其二，徐高指出，未来一旦人工智能大量取代了人的工作，那么传统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方式将转变为仅靠资本来生产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都由私人拥有，那么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将会变得非常突出。而国企的存在或许就可以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阻止马克思所预想的悲观情况的发生。

正是基于上述特点与风格，笔者在此向读者大力推荐徐高博士的这本教材。本书并不仅仅适合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阅读，事实上也适合各种对经济学理论感兴趣的读者，甚至也包括经济学研究者与政策制订者。根据笔者这些年参与宏观经济研究与宏观政策讨论的经验，只有具备了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一个人才能够在研究中得出一以贯之的结论。而只有在具备相似分析框架的人之间，才能够真正开展有效的讨论，而非鸡同鸭讲、自说自话。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完全认可徐高博士在书中提出的各种观点。但本文已经足够长了。因此，笔者准备在下次与徐高博士喝酒之时，再面对面地讨论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正所谓酒酣耳热际，意气素霓生。

《宏观经济学二十五讲：中国视角》，徐高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