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共同富裕呢，走向共同富裕众位村镇掌门人揭秘共同富裕

怎样理解共同富裕呢，走向共同富裕众位村镇掌门人揭秘共同富裕而在平谷区夏各庄镇贤王庄村，拥有上百年的红薯种植历史，一直因为零散种植、靠经验种植而卖不出好价钱。贤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国臣就琢磨着把603位本村村民全部纳入农村合作社，统一为村民提供红薯苗、开展培训、给予种植技术支持，并统一包装、统一商标，拓宽销售渠道。如今，贤王庄村的红薯品牌远近闻名，“经过科学育苗，我们村里红薯的亩产从原来的1000斤左右，一下子提高到了现在的亩产3000到6000斤，而且口感很甜，售价也从原来的8毛一斤，卖到现在的3到6元。”牛国臣算了一笔账：过去亩产1000斤，价格1元/斤；现在，要是往低了说，亩产按2000斤来算，售价以最低的2元/斤来算，每亩的收入至少有4000元，至少是原来的4倍。有的农户一下种植十几亩，一年光靠红薯产业收入就有十多万。与孔化营村一样，海淀区苏家坨镇以周家巷村的445亩耕地作为试点，“订单式种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预计年产量可达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对解决贫困问题有了完整的办法，但在如何致富问题上还要探索积累经验……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上半年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曾经三次提到“共同富裕”的要求。在北京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计划、喜迎二十大之际，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部分远郊区“三农”工作的负责人、部分乡镇村的书记和村长，他们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谈了在“大京郊服务大都市”、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方面的生动实践。

探索农业产业化

每亩红薯收入翻4倍的秘密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村的“共同富裕之路”首先是探索农业产业化路径。毫无疑问，农业的产业化也必须围绕“耕地”做文章，但与旧时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大有不同。订单化种植、引进高科技企业，以及抱团“取暖”等成为其亩产收入提升的法宝。

在延庆区永宁镇孔化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志鑫看来，作为延庆区蔬菜种植大村的孔化营村，所种的蔬菜产品要向“小而美、小而精”的方向努力。同时，在蔬菜种植基础上，要向蔬菜粗加工领域延伸，例如把净菜直送超市，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的同时，还能减少城市厨余垃圾；甚至可向蔬菜深加工领域拓展，将蔬菜产业链做长、做深。

“相比一些平原区，孔化营村的蔬菜种植面积不能算大，但当地的海拔在500多米，这里生长的蔬菜品质极好！”梁志鑫认为，长城、世园会、冬奥会三张“金名片”，带动了延庆区的民宿发展，他希望能和当地的民宿合作打造“后备箱工程”，游客来延旅游住宿的同时，带走当地的优质农产品，甚至可根据客户需求开展订单化的蔬菜种植。

与孔化营村一样，海淀区苏家坨镇以周家巷村的445亩耕地作为试点，“订单式种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预计年产量可达154.05吨。在合作企业的帮助下，对农作物种植进行有机认证，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而在平谷区夏各庄镇贤王庄村，拥有上百年的红薯种植历史，一直因为零散种植、靠经验种植而卖不出好价钱。贤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国臣就琢磨着把603位本村村民全部纳入农村合作社，统一为村民提供红薯苗、开展培训、给予种植技术支持，并统一包装、统一商标，拓宽销售渠道。如今，贤王庄村的红薯品牌远近闻名，“经过科学育苗，我们村里红薯的亩产从原来的1000斤左右，一下子提高到了现在的亩产3000到6000斤，而且口感很甜，售价也从原来的8毛一斤，卖到现在的3到6元。”牛国臣算了一笔账：过去亩产1000斤，价格1元/斤；现在，要是往低了说，亩产按2000斤来算，售价以最低的2元/斤来算，每亩的收入至少有4000元，至少是原来的4倍。有的农户一下种植十几亩，一年光靠红薯产业收入就有十多万。

平谷区峪口镇京瓦果业示范园

平谷区峪口镇党委书记、北京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任海军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利用园区平台，引来高科技的涉农项目。如春禾、海升公司正在园区建设智能温室集群，两个项目占地840余亩，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投产后需要农户种植养护，解决老百姓就业，带动农户致富；而与荷兰合作的京瓦中心，则是一个集科研示范、成果转化、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示范基地。

平谷区峪口镇科技小院总部智慧低碳温室

“未来这个产业不仅仅是科研基地，也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基地。农民在这里会看到通过科技的力量，实现果品增产。这样他们才会加入园区，栽培大桃、西洋梨和苹果，实现增收。”任海军说。

北青报记者还发现，当下农村的“共同富裕”实践中出现了区域协调、联合协众的新特征。据大兴区委农工委书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燕介绍，长子营镇以西北台村林地资源为依托，开启了“五村联营”发展模式。将50万元扶持资金打捆，统一利用西北台村平原造林地块，种植烟薯、花生、大葱等作物，通过联营方式共同发展林下经济，避免“单打独斗”；同时，采取订单式生产，村集体按需种植、企业按量收购，让农户吃下“定心丸”。到2020年年底，五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超过10万元，实现“消薄”。

贤王庄村的红薯逐渐形成了品牌效应，周边的王都庄村、陈太务村、纪太务村等五个同样种植红薯的村也联动了起来，统一订购红薯苗、推广种植技术、帮助搭建销售平台……远近村民都尝到了致富的甜头。

壮大集体经济

精品民宿抱团建立品牌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村镇在“集体经济”上做足文章，发展高端产业，力求把蛋糕做大做好，为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发展旅游。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进刚分享了发展经历。2010年以前，黄山店村以资源开采为主业，当地村民祖祖辈辈靠山吃山。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污染企业相继关停，黄山店村开启了转型发展之路。关闭了所有污染企业，转为发展生态旅游。由村集体开发的坡峰岭景区，已成为北京的知名景点。坡峰岭景区正常年份年均接待游客超过40多万人次，当地借助旅游业发展实现了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双丰收。

二是开发民宿。张进刚介绍，黄山店村集体开发了50多家精品民宿，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现全村1400余位村民100%就业，村人均年收入增长到2.6万元/人。同样依靠精品民宿带动村民收入增长的还有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据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全介绍，自2006年，村里首家精品民宿“瓦厂”落地之后，给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近五年，北沟村已有30余家精品民宿，全村旅游综合年收入达3000余万元。村民收入从2004年的人均年收入4500元增长到2021年的3万元。

为更好地推动北沟村精品民宿的发展，今年6月16日，京郊首家宿集民宿中心在北沟村成立，它实现了民宿抱团取暖，抑制无序竞争，为京郊民宿旅游业发展走出了一条由松散型运营转向集约化运营的新发展路径。“我们将整体打出‘北沟村’品牌。以后大家来北沟村，我们会统一进行安排，村里会安排电瓶车统一接送，所有民宿都由宿集一体定价、一体收费。”王全说。

三是产业转型升级。在海淀区苏家坨镇柳林村，将闲置地租给企业，由社会企业来发展特色农业，建成了弗莱农庄。据海淀区苏家坨镇柳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洪宇介绍，弗莱农庄农业生产规模200多亩，经营模式以家庭都市农园、企业专属农场、果蔬配送、观光采摘、农事科普教育等为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弗莱农庄200亩农用地租金由最初的80万元提升至110万元，提升了村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通州区梨园镇大稿村，老旧工业厂房变身大稿国际艺术区，今年又升级成北京首个元宇宙数字艺术产业园；在大兴区庞各庄镇鲍家铺村，闲置院子租给艺术家，传统村落摇身一变成了“艺术村”。

每一次产业升级，都是为了稳住村民“钱袋子”。据通州区梨园镇大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邢东波介绍，大稿村还发展金融经济，一次性投资达到6至7个亿，计划用20年收回成本，未来将用于长租，服务对象是通州区的高端人才。“这将是村里宝贵的永久性产业。我们就是要不断把集体产业做大做强，让村民增收。”邢东波说。

提高农民“资产收入”

村农收入结构由三方面构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村民变股民、土地变资产”，逐步扩大资产性收入。

大兴区委农工委书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燕详细剖析了狼垡二村的改革样本。该村地处大兴区黄村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村民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2007年，该村实行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集体全部资产进行股权量化，成立大兴区首家社区型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村民变股民”。

李燕介绍，村民的股权共有三类：一是土地承包权股，即土地确权后享有家庭承包权的社员，每人10股股份；二是普通股，拥有狼垡二村农业户籍的人员，每人14股股份；三是历史劳动贡献股，即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前参加过村集体劳动的人员，按劳动年限确定股份。

那么，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从何而来？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淀区苏家坨镇近年来也完成了镇村两级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据了解，在村级层面，苏家坨镇成立了19个村股份社，集体经济组织获得了平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资格，村民持股，获得分红收益。以七王坟村为例，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后，250多名村民变股东。据悉，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租金收入，包括科技园、农业园及老旧厂房的租金；二是农田、农林补贴；三是征占地收入。到年底，经济合作社按比例为村民分红，比如，2021年车耳营村共计发放股东福利589万元，人均达到2.1万元左右。

在镇级层面，苏家坨镇成立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设立了镇集体股和村团体股，村集体在镇联社能够获得二次分红。“这种制度设计，既激发了全镇的发展活力，壮大了集体经济，又能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农民持续增收。”苏家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延伸

制度设计让共同富裕之路更为顺畅

无论是固守农民本色深耕一产，还是另辟他径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村镇负责人提到了如果没有相关资金的投入、如果没有农业人才的搭桥、如果没有政策解决农村劳动力诸如养老、医保等的后顾之忧，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就不会走得一路顺畅。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把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四个优先”落到实处。“其中的干部配置和人才引进对乡村振兴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受到保险、待遇等问题影响，担任两委干部的高学历年轻人才很缺乏，先进的理念和高科技技术无法在农村落地，这也是制约乡村振兴的一大因素。”平谷区峪口镇党委书记、北京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任海军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那么要如何破题呢？任海军说，一定得“借势”。峪口镇就借助北京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即农业中关村）平台优势，将方圆64平方公里中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设为“应用场景”，建设3个博士农场，“这样就引入了3名两院院士，供科技成果落地。”同时，峪口镇还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合作，引入11名“科技书记”，对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的“科技小院”也在西樊各庄村、西营村两个村落地，10名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入驻乡村，每年要进行8到10个月的涉农研究。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引入院士、引入“科技书记”并非只在峪口镇，像延庆区农业农村局今年开始探索建立“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聘请来自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林科学院等领域的10名首席专家，每个产业领域再配备4名区级专业技术支撑团队，针对当地农民开展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指导服务，为延庆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而在资金投入上，大兴区从去年起对瓜、菜育苗进行补贴。大兴区委农工委书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燕对北青报记者介绍说：“去年实际发放的补贴金额为1990万元，今年继续安排了1800万元补贴资金。大兴区现有蔬菜、西瓜、草莓等集约化育苗场24家。2021年育苗量达到1.25亿株，约占全市总育苗量的30%。2022年有望达到1.5亿株以上。育苗补贴的发放，让苗农的收入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据李燕介绍，大兴西瓜苗补贴标准为1元/株，果类蔬菜补贴0.1元/株，叶类蔬菜每株补贴0.04元/株。此外，为进一步降低育苗生产风险，大兴区还鼓励、引导育苗生产企业积极参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积极探索农村改革试验任务，创新推出“瓜果和蔬菜育苗保险”，累计承保瓜、菜等种苗688.2亩次，为生产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1.5亿元。

目前，大兴区正围绕北京市“种业之都”建设，结合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以“强基础、挖潜力、引新优、树品牌”为主线，在集约高效、科技赋能上持续发力，积极培育生产、销售、运输等种苗全产业链，不断满足京津冀乃至华北地区对叶类菜、番茄、西瓜等种苗的需求，打造“种苗发展核心区”。

在公共服务方面，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近几年，市人力社保局密集发布有关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的政策，如去年9月，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若干措施》，提出13条具体举措。今年1月，又出台《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最抢眼的就是分别在平谷、房山、大兴和延庆四个区，开展了三项试点政策。在区级层面，去年12月，顺义区在全市率先出台《关于发展新型集体林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工作的实施意见》，全区共有24.3万亩生态林，全部回收后，预计需要工人4800多人，其中农村劳动力近3900人。这些都用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保障了通过勤劳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编辑 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