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中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担当从杨宪益翻译研究说起
翻译过程中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担当从杨宪益翻译研究说起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崇尚知识、刻苦钻研，“为往圣继绝学”的担当精神。这一点，在杨宪益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28年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系统学习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及中古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从幼年到求学的过程中，他广泛阅读、纵横古今、中西并蓄，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从魏汝舟等老师身上感受到中国读书人正直、真诚、豪放、进取、忠于民族社稷的情怀。业精于勤，杨宪益的刻苦钻研，让他成长为学界难得的精英。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希腊作品，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向出版社推荐说：“目前中国（大陆）只有三个人有水平搞希腊、罗马文学，那就是周作人、罗念生、杨宪益，而杨宪益是可以直接从希腊文搞翻译的。”学有所专，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杨宪益钻研学问、勇于担当的体现。作为知识分子
【读书者说】
作者：黄友义（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主编、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玄奘、徐光启、严复、傅雷等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顺应时势、勇于担当，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语境下，翻译又面临着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庄重使命。新时代的译者应该如何履行这种历史使命？宁波大学辛红娟教授等人的著作《杨宪益翻译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典型的答卷。2019年是杨宪益先生辞世10周年，也是戴乃迭诞辰100周年。该书不仅从翻译学的角度系统呈现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而且从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揭示了译者的人生道路与政治抉择。阅读杨宪益、戴乃迭壮阔的翻译人生，我们看到的是老一辈翻译家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传播者以及爱国者的深厚担当。
杨宪益和戴乃迭画像（郁风作），2005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许琢摄于北京小金丝胡同6号老人居住的小屋里。图片选自《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
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汉英对照版） 图片选自《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
杨宪益翻译的《史记》（英文版） 图片选自《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
杨宪益主持的“熊猫丛书”部分书影 图片选自《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
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崇尚知识、刻苦钻研，“为往圣继绝学”的担当精神。这一点，在杨宪益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28年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系统学习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及中古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从幼年到求学的过程中，他广泛阅读、纵横古今、中西并蓄，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从魏汝舟等老师身上感受到中国读书人正直、真诚、豪放、进取、忠于民族社稷的情怀。业精于勤，杨宪益的刻苦钻研，让他成长为学界难得的精英。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希腊作品，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向出版社推荐说：“目前中国（大陆）只有三个人有水平搞希腊、罗马文学，那就是周作人、罗念生、杨宪益，而杨宪益是可以直接从希腊文搞翻译的。”学有所专，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杨宪益钻研学问、勇于担当的体现。
当前我国翻译事业面临诸多挑战，高层次专业翻译人才严重缺乏，尤其是擅长中译外的定稿人才更为稀少。在这种形势下，学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作为知识分子的钻研精神和学习方法，对于国内外语和翻译人才培养大有裨益。在中国外文局，我有幸与杨宪益先生在同一幢办公楼共事多年，他一直是我敬重的专家。我曾就如何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向他请教，他说：“要想翻译好中国文学，必须先看透100本英美文学原著。”我理解他这种形象的说法是从自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回顾近年来我国翻译专业教育，老一辈翻译家的谆谆教诲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截至目前，全国翻译专业本科培养单位已达272所，翻译硕士专业培养单位249所。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正应该从老一辈翻译家的人生成长中借鉴经验，戒除浮躁，专心学术，砥砺技能，学有所长。
作为文化传播者的担当
作为译者和文化传播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专心译事、笔耕不辍，共同翻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成为“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1943年，杨宪益受梁实秋之邀到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彼时西方人对中国经典还知之不多，梁实秋希望他们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于是，这项工作成为他们毕生从事的职业。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夫妻二人徜徉于翻译的海洋，一方面将上百部中国古典及现当代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将许多外国经典著作引进中国。前者包括《诗经选》《离骚》《史记选》《唐代传奇选》《聊斋故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红楼梦》《中国古代寓言选》《鲁迅选集》等，后者则包括《奥德修纪》《牧歌》《近代英国诗钞》《卖花女》等。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杨宪益又倡议并全面参与了“熊猫丛书”的翻译和出版，掀起了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个高潮，引起海外读者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即使杨、戴二人在生命晚期无法再从事翻译的岁月里，每次见到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仍然是对外翻译。对于翻译事业，他们不忘初心、专心致志，虽经历战争和政治运动，依然坚持不懈。对于翻译工作，他们严谨细致，精益求精。
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传播者，杨、戴二人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超前的文化翻译观，尽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杨宪益所处的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误解、曲解较多，也常会出现强势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故意误读，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故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而是采用相对“生硬”的忠实译法。译界时常有人拿杨、戴二人翻译的《红楼梦》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石头记》相比较，认为杨、戴译本过于尊重原文，受缚于原文的文化荷载信息，未能充分考虑译文读者阅读接受，而霍克思翁婿的译本语言流畅。对此，杨宪益曾在口述“我与《红楼梦》英译本”中说，“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思想内涵，因为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都有差别……《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了西方人真正读懂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我们尽量避免对原文作出改动，也不作过多的解释，在这点上，我们和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翻译的《石头记》有所不同。”如此明确的文化传播意识对于当前我国文化“走出去”和对外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53年，作为政协特邀委员，杨宪益与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一同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主席问他《离骚》是否可以翻译成英文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杨宪益深谙中外语言文化，他的回答绝非自负之辞，而是展示出他对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自信。杨宪益的这种自信，有力地反驳了当前译界对中国文化可译性的质疑。当前的翻译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翻译世界”转向既要“翻译世界”又要“翻译中国”。在此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创”方针，忠于翻译事业，提高翻译质量，传播中华文化，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是译者面临的全新使命。
作为爱国者的担当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雨飘摇，政治动荡。在天津新学书院读初中时，杨宪益曾和同学们组织罢课，反抗外国压迫。“九一八事变”之后，杨宪益更是带头罢课，在家人、同学中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立下“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的宏愿。1937年夏末，抗日战争期间，杨宪益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除了上课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热心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发表公开演讲，组织爱国集会，组织专题讲座，介绍中华文明，声讨日本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赢得英国公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吕叔湘、向达、王礼锡等中国学人的支持下，杨宪益创办《抗日时报》，之后又发起创办英文杂志《复兴》，谴责日本侵略，分析战争形势。留学期间，他始终心系祖国，爱国赤子情怀令人动容。1940年，杨宪益、戴乃迭从牛津大学毕业，两人谢绝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回到战火中的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杨、戴二人变卖家私筹集资金，捐献飞机。他们积极救国、先国后家的品格，正是爱国者的本色。
纵观杨宪益的一生，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无论个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再次回顾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大家们，玄奘不恋名利、学成归国，徐光启经世致用、报效国家，严复追求真理、爱国兴邦，傅雷爱国爱民、诚信笃行，杨宪益潜心译业、家国情深……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翻译家，总是把国家命运和个人事业结合起来，践行“为天下开太平”的爱国担当精神，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辛红娟教授等学者撰写的《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全面梳理了杨宪益的翻译理念，生动重现了他的翻译实践，深刻描绘了他的翻译情怀。对于我们研究和实践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现状和未来，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今天，新时代的外语人和翻译人更有义务将个人的发展融入世界文化交流、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以知识分子、文化交流者和爱国者的担当，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26日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