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夜城现况：柯灵与不夜城公私合营时代
不夜城现况：柯灵与不夜城公私合营时代1957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所属江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江南厂”）分别组织江南厂编导和上海民族资本家座谈《不夜城》剧本。据汤晓丹回忆：▌《不夜城》电影海报1955年12月，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作家柯灵接到文化部电影局夏衍、陈荒煤交给他的创作任务，写一部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电影剧本，将来拍成电影要拿到国外去放映，进行对外宣传。这样的剧本怎么写，夏衍谈了两点：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又懂得技术，因此可以接受马列主义。二、剧本从1949年前写起，写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1956年夏天，《不夜城》初稿完成。1957年3月，柯灵在北京听取夏衍、陈荒煤和许涤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作者注）的意见。夏衍说：“剧本给一个框框框住了，好像一写资本家，总要说他一些坏话。”陈荒煤说：“剧本对张伯韩这个人物，既不敢大胆写他的好，又不敢写他的坏。”许涤新的意见有两条：一
“我经历的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每走一步都不轻松的。时代考验了我，也哺育了我。这是不幸，也是大幸。”
今年是剧作家柯灵逝世20周年。柯灵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文学剧本《不夜城》。
1955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5年12月24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77个私营工商业行业全部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10天后，1月20日，上海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电影《不夜城》正是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背景下进行创作的。
▌柯灵
如何塑造“红色资本家”？1955年12月，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作家柯灵接到文化部电影局夏衍、陈荒煤交给他的创作任务，写一部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电影剧本，将来拍成电影要拿到国外去放映，进行对外宣传。这样的剧本怎么写，夏衍谈了两点：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又懂得技术，因此可以接受马列主义。二、剧本从1949年前写起，写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
1956年夏天，《不夜城》初稿完成。1957年3月，柯灵在北京听取夏衍、陈荒煤和许涤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作者注）的意见。夏衍说：“剧本给一个框框框住了，好像一写资本家，总要说他一些坏话。”陈荒煤说：“剧本对张伯韩这个人物，既不敢大胆写他的好，又不敢写他的坏。”许涤新的意见有两条：一是1949年后的戏太简单了，二是建议剧本结尾加一段戏，写资本家张伯韩当上先进工作者。
柯灵回到上海修改剧本。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袁文殊将《不夜城》的拍摄任务交给导演汤晓丹。最初柯灵提出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黄佐临执导，原因之一是黄佐临曾留学英国，和《不夜城》主人公张伯韩的留洋经历相同，适合驾驭《不夜城》这样的题材。但最后厂领导决定由汤晓丹执导。此前，汤晓丹连续拍摄了《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怒海轻骑》和《沙漠里的战斗》等战争片，他对拍摄《不夜城》这样的都市题材没有把握，更不清楚如何去塑造“红色资本家”。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主任张骏祥和汤晓丹交流对《不夜城》剧本的看法，张骏祥主张加强主要人物张伯韩年轻时立志救国的戏。张骏祥的想法是把这部影片拍成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史。
▌《不夜城》电影海报
1957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所属江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江南厂”）分别组织江南厂编导和上海民族资本家座谈《不夜城》剧本。据汤晓丹回忆：
“1957年3月，上海民族资本家座谈。第一位发言人是高小文。他认为《不夜城》写了工商业者的两面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人物写得不错。只是缺乏深度。比如1936年受日本势力压迫，是高潮戏，却只有一个爱国牌晃过，很快跳到12年之后，戏没有展开，给人印象平淡，谈不上动人印象。再说1948年社会混乱非常严重，那正是国民党政府用金圆券诈骗老百姓，使很多厂家卖出成品买不到原料，上海四大公司的货物都被抢空。现在剧本里仅仅是张伯韩的女儿抢购到几件花衬衫，与实际相差太远太远。张伯韩受敲诈是如何发展的，劳资纠纷矛盾怎么展开的，都轻描淡写，脱离真实。‘五反’应当是重点，也没有展开。这个戏如果要拍，导演要认真考虑才行。”
《不夜城》是江南厂的重点片，演员阵容非常强大：孙道临饰演张伯韩，林彬饰演梁景萱、师伟饰演张文铮、李玲君饰演沈银娣、刘非饰演瞿海生、崔超明饰演张耀堂、顾也鲁饰演张仲鸣、朱莎饰演茅金凤、阳华饰演凌大年、韩涛饰演梁溥泉、傅伯棠饰演邓尔康、郑敏饰演宗贻春。
影片开拍前，导演和演员一起走访工商联领导，访问资本家，参观资本家的住处，访问工人群众和工会工作者。据孙道临回忆：“采访了一些资本家，纺织工业资本家，他们很坦率地说，公私合营要把我们的工厂交出来，（我们）是心疼的。外面是敲锣打鼓，我们心里头也在那里打鼓，并不是那么自觉。”
停机一个多月修改剧本
1957年5月，柯灵完成修改后的《不夜城》二稿，在《收获》杂志创刊号上发表。7月，影片投入拍摄。
▌《收获》创刊号
《不夜城》完成剧本共127个场景，其中75个场景是写1949年前。留学英国的张伯韩一心想挽救祖国，把父亲张耀堂没有一间厂房、只有一块“爱国牌”商标的大光明染织厂与岳父梁溥泉即将破产的纺织厂合并起来苦心经营。
伯韩：爹，你想妥了没有？
耀堂：难啊！卖厂吧，我不甘心，不卖吧，日本人看中了，可就算掐上咱们的脖子。
伯韩：我有个主意，索性好好干一下，我们替岳父还了债把他的厂买下来。
耀堂：办厂？
伯韩：是啊，这花不了多少钱，岳父的厂设备好，是个好机会，再说也帮了亲戚的忙。
耀堂：不成呀，你岳父不就是个榜样！
伯韩：据我看，岳父不是内行，他经营的办法不够多。
耀堂：孩子，可我们不能跟外国人拼呀！
伯韩：爹，你想过没有，爱国牌为什么吃香？日本人为什么要买咱们这牌子？中国人要用国货，这就是力量。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办的厂，只要我们能够自产自销，就能跟外国人竞争。
剧本的这个情节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梁溥泉在官僚资本压迫下的破产，是张伯韩的精明能干。张伯韩被写成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爱国实业家。一些人认为剧本是在美化资本家。如何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如何研究解决《不夜城》中存在的问题，8月12日，上海电影制片公司请上海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周而复作报告。周而复在报告中说，资本家对共产党是信服的，1949年后，并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而是一切照旧。在生产上，政府向他们加工订货，有生意可做，有利可图，他们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
周而复的这个讲话是有分量的。上海刚解放，周而复就担任了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后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亲身经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直接参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工作。1954年3月和1956年9月，周而复分别完成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初稿。既是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作家，周而复的讲话，无疑对电影《不夜城》的拍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汤晓丹回忆，周而复报告以后，剧本没有修改就继续拍摄。然而，摄制组内部纷纷对剧本提出意见：(1)在“五反”运动中，应加强工人对资本家斗争的戏；（2）强调资本家改造的自觉性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摄制组征得厂领导的同意，停机一个多月集体修改剧本。
▌电影《不夜城》的拍摄现场
被锁进仓库的电影1958年4月，影片拍摄完毕，样片调到文化部、上海市委和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审查后，未进行后期制作直接入库。同年，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在《收获》发表，下半年出版。同是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电影《不夜城》被封存，而《上海的早晨》却公开出版。比较两部作品，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夜城》对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是从侧面写，而《上海的早晨》是从正面写。《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写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拒。周而复从沪江纱厂副厂长梅佐贤看望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写起，逐步展开矛盾，显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和梅佐贤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人物，《不夜城》中的张伯韩、张仲鸣、凌大年也是这样的中间人物。在社会改革面前，他们怀疑、动摇、犹豫、埋怨、抗拒，但都是属于可以改造的资本家，可以从半守法半违法户提升为基本守法户。1952年开展的“五反”运动，首要打击对象是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上海的早晨》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实际，刻画了民族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典型人物。福佑药房经理朱延年，是一个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向志愿军销售假药的不法分子，是作者笔下真正的资产阶级右翼人物。
《不夜城》里除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逃到香港的宗贻春，没有朱延年这样的完全违法户，也没有严重违法户。和小说《上海的早晨》相比，《不夜城》在反映“五反”运动方面不够充分，不够全面，也没有反映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心路历程。
1962年7月，中央统战部、商业部、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电影局等审查《不夜城》。审查意见认为影片基本上可以肯定，对资产阶级是有教育意义的，建议前半部压缩一些，后半部增添一些。已经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的作家周而复参加了这次审片。周而复看了样片后说：通过一个资本家的形象来反映二十年资产阶级的变化与改造很不容易，影片达到现在的水平已很不错了。
但是，《不夜城》并没有被拿出来放映，样片做完后期制作后又被锁进仓库。
1979年2月2日，文化部发出文件，认为《北国江南》、《不夜城》等影片思想内容好、艺术性较好，可以恢复上映。电影《不夜城》拍摄完成21年后，终于见了天日。（责编：曾子芊）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杨庆华
编辑：白杏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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