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生活了6年我改变了什么？我在加拿大生活8年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6年我改变了什么？我在加拿大生活8年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小时候的我从不觉得自家穷，只是家小而已。父母带我去拍照，常陪伴我就很开心。可是等我再长大一点，却渐渐变得敏感又自卑。1991年，我出生在上海，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全靠苦力赚钱养家。父亲在小区担任门卫、垃圾清理工和车棚管理员，母亲在商场做营业员。从小我跟父母居住在社区的车棚和垃圾房旁的小屋。但是，经历了与至亲的生离死别后，我开始幡然悔悟。再加上不想在国外躺平，喜欢更有挑战的生活，我30岁放弃一切回国发展。（我们结婚了）90年代的上海，街头巷尾热气腾腾，满大街的自行车铃铛作响。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万丈高楼平地起，到处欣欣向荣。吹来了各地下海经商和打工的人，父母就是随着这股风过来的。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443位真人的故事

我是里欧@里欧的加拿大日记，90后安徽人。

我出身上海外来务工家庭，从小住在社区车棚旁的小屋。小时候不懂事，不懂得穷是什么，很快乐。长大后才明白，性格中卑微的部分可能就是源于当时家庭的环境。

越穷反而越要面子。22岁，全家举债20万送我到加拿大留学，但这些钱根本不够支撑国外的生活。这才发现穷人在国外举步维艰，我只能靠打黑工赚学费，最多时打三份工。我像刷副本一样慢慢站稳脚跟。

但是，经历了与至亲的生离死别后，我开始幡然悔悟。再加上不想在国外躺平，喜欢更有挑战的生活，我30岁放弃一切回国发展。

（我们结婚了）

90年代的上海，街头巷尾热气腾腾，满大街的自行车铃铛作响。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万丈高楼平地起，到处欣欣向荣。吹来了各地下海经商和打工的人，父母就是随着这股风过来的。

1991年，我出生在上海，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全靠苦力赚钱养家。父亲在小区担任门卫、垃圾清理工和车棚管理员，母亲在商场做营业员。从小我跟父母居住在社区的车棚和垃圾房旁的小屋。

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小时候的我从不觉得自家穷，只是家小而已。父母带我去拍照，常陪伴我就很开心。可是等我再长大一点，却渐渐变得敏感又自卑。

（我小时候和妈妈的照片）

上小学时，我和同龄小伙伴一起去买雪糕，其他人买五毛钱的，我却买两块五的。就是想掩饰自家的穷，以此彰显自己的厉害，不让别人看不起。

家庭环境使我自卑，父母不但不理解，回来还大骂我浪费钱。他们无时无刻不提醒我家里穷，常给我灌输读书改命的道理。父亲沉默寡言，更是把艰难挂在脸上。

有一次，我打球崴了脚。他来接我，不问我脚怎样却担心钱。其实也没花钱，只是把我带回家敷了些膏药。

父亲在外赚钱辛苦，但喜欢怨天尤人，导致做事不顺，还把负面情绪带回家。与母亲吵架，甚至砸结婚照。那时我发誓，自己将来一定不做这样的父亲。

（我在加拿大的冬天冰湖上）

曾有人言：“一个人的命是指，以什么思维方式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未来的规划”。自卑使人懦弱，也使人更加努力克服缺陷。

我骨子里有颗好强的心，为了不落后于人，我从小学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父母在生活上过得卑微，但对我的学习抱有极大的希望。

在小学五年级时，我考试成绩非常好，一向节省的父亲，却破天荒地问我想要什么奖励。我要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二十四史》这三套书。

15岁，因为高考必须回户籍所在地。为了提前适应，我初三先回了老家。没想到这一次转学，从此，让我与父母期望的名牌大学渐行渐远。

（我和妈妈玩自拍）

父亲陪我回安徽，为我付出了很多。他去菜场卖过肉，给人搓过澡，还拉过小三轮车。只有到寒暑假，我们才能回上海与母亲团聚。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变得更加独立。在家里，我洗衣做饭。到了学校，我自己想办法融入新的环境。

但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从上海到安徽的小县城，直入眼帘的就是差距。学校的设备和师资力量差，我本来就是优等生，要满足这里的需求绰绰有余，但要适应这里却要克服两种心理：一是不能骄傲，二是不能随波逐流。

我中考成绩较好，直接考进了县重点高中的尖子班。那时一个年级有26个班，每个班将近60个人。相比上海一个年级5个班，每班30个人，这里学生多，师资力量弱。

英语老师讲知识，常以回放英语录音带为主。学习氛围也根本不像大人所说“乡下孩子要改命，都在拼命读书”。其实很多孩子学习意愿并不高，等混过几年好外出打工，甚至打架也是常事。

（2014年，我在古巴的海边）

对于我这个从上海来的异类，大家有意无意地开我玩笑。成绩不好的学生问我敢不敢跟他逃课去打台球，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我就跟着一起去。

处在青春期的我，开始满脸长痘痘，这份苦恼让我遭受校园霸凌。在高中，我是学生会的副主席，需要经常跑各个班级去发东西或找人。

每当此时就会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长这么丑还到处跑”，在学校流行的贴吧上，还有很多喷子嘲笑我是“橘子皮，月球表面”。

这些都深深地伤害了我，我虽然表面置之不理，内心却非常在意。为了融入环境挽回自信，我采取的办法是和当地的孩子玩到一起，甚至去认识更多的“小混混”，以拉近人缘关系。因此，我也开始逃课学坏，间接地影响了学习。

我当时成绩虽能排到前十，但很不稳定。老师和我自己都知道，如果好好努力，肯定能考得更好。可我喜欢耍小聪明，总爱临时抱佛脚，导致第一次高考得分刚刚达到本科线。

（多伦多唐人街上的艺术墙）

那时每个寒暑假，我往返上海和老家之间，其中的艰辛也不少。我一般买最便宜的火车票，晚上的车，至少站8至10个小时才能从安徽回到上海。

车厢里总是人满为患，无处下脚，空气潮湿，我背着行李又累又闷热。不过，在这颠簸漫长夜路的那几年，我对所经历的人、事、物也多了一份认识和理解。

有次我一个人回上海，火车晚点了，我不想让妈妈在外面久等，便向一旁的阿姨借手机给妈妈打电话。没想到阿姨把我当小偷说：“你们这种伎俩我见多了”，她不借还出口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倔强地一直站在她身边看着她。

后来，我慢慢想通了。不管是火车上，还是安徽学校，对于所经历的一切，我不再气愤抱怨，反而学会了理解。他们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周边的环境和个人的经历所造成的，他们只是在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保护自己。

当我看清了一些事情之后，脚下的路也变得清晰。我决心要离开那里，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第一次高考失利，父母很失望，全家为此吵了一架。我最终选择了复读，但仍与重点大学无缘，不过成绩达到一本分数线，也总算回到了上海。

（2019年，多伦多猛龙夺冠游行）

2010年，我进入了上海师范大学广告系。我学习成绩还可以，不过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积极参加院校组织的社团活动，以提升能力。

我担任过班里的副班长、学院的学生会干事，还竞选过干部、组织过迎新晚会、节目表演、参加辩论。其中辩论是我的强项，也为之后的工作锦上添花。

转眼到了大二，生活还是一地鸡毛，心中便有了紧迫感。自从父母分居两地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为经济等问题经常吵架。

都说穷人不敢生病，母亲有一次生病住院开刀，花了不少钱。父亲回来后，工作地方又离家远，相互难以照应。那时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赚钱，不想让父母再这么穷下去。

有句古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从高中时起，青春痘就一直是我的阴影。那时我谈了个女朋友，她没嫌弃我，我就十分珍惜，处处迁就她，最后导致我在这段感情里有点卑微。

（加拿大秋天的枫叶）

大三，我女朋友父母决定让她留学加拿大。出国，在我们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却在这段感情的驱使下，办成了签证，说服了父母帮我凑钱，最终带着20万出了国。

那时上海出国留学的人很多。在大二时，我的室友跟我说他要去美国，我觉得这事离我很遥远。我家条件拮据，母亲一直身体不好都没钱看病，我因专业课学习需要台电脑，也拖到开学一个月后才买。

当时我也正好在一家加拿大人开的餐馆打工，那老板跟我聊了很多有关加拿大的事。比如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地大物博，很多很多和国内不一样的地方。

我的想法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也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长长见识。对留学政策深入研究后，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机会。想想自己的家庭，毕业之后想要在上海买房，结婚生子，同样很困难。

虽然出国也并非易事，自己何不去试试呢？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考雅思、办签证，可是没想到竟也办成了。

（多伦多的唐人街）

我一边考雅思一边操办出国签证。那时办签证，很多人是花3至5万元给中介办，可是对我来说费用实在太高，全程自己研究自己申请。

一开始，父母完全没想到我会提这个要求，但我极力告知母亲这是条好的出路。母亲当时也听过周边很多人出国的消息，并且我有伴一同前行，她也就稍微放心。

我那20万的学费和生活费，是母亲找亲朋好友凑足的。父亲一直不肯，他不想借贷也不想我离得远，阴沉着脸和我大吵了一顿，但他也没其他办法。

22岁，我就这样结束了国内大学生活，从此踏上了异国他乡的独立生活。

出国前，我不是很恐惧，因为我自初三开始一直偏向于一个人做很多事情。对未来更多的是憧憬和迎接新的挑战的勇气。

（多伦多的市政厅）

2013年9月来到加拿大，遇到第一个问题是语言，学过的英语与实际大不同。在我刚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就迷路了，坐车坐反了方向。幸亏随身带着朋友不要的ipod有缓存地图，在晚上12点终于歪打正着地找到了回家的路。

后来，我摸到门道，其实提高英语有诀窍，就是硬说。在全是英语的环境里，别人知道你是外国人。单词不会，别人会慢下来听你说，会帮你总结，这样说的多了自然而然就会了。

20万人民币也就是4万加币，交完第一年的学费之后，我身上的钱就所剩无几。未来的生活和之后的学费，我要靠自己去赚。我租了最便宜的房，到加拿大的第三个月就开始打工，每天过得像打仗，还有点担心害怕。

当地不让拿学生签证的人打全职工，于是我只能打黑工。在中餐厅端盘子，收拾餐桌。每周一至周五，白天上学，晚上七点开始打工至深夜。

回来太晚了还冒生命危险。有次回家路上漆黑一片，一个酒鬼一路抓着我让我听他说故事，幸好我瞅准机会跑掉了。

（我在古巴旅行）

但打一份工只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费。当时在餐馆做一小时赚7块加币，一周大概200加币左右。而我和女友的房租和交通费每月支出就要700加币左右，还要其他的生活开销。

如此要赚第二年的学费是非常困难，为此我开始最多一周打三份工。去餐馆做服务员，路边发传单，还去华人电台做DJ。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生活好辛苦。其实我也想告诉大家，出国真的不像想象中那么光鲜。当时跟我一样在辛苦赚钱的人很多，甚至有些人在国内是记者、经理和博士。

他们全职在搬运货物，或当建筑工人。因为当地的工作与职位匹配很少。就像《中国合伙人》里演绎的一样，家境条件不好的人出国，想要靠自己在国外生存下来是非常艰难的。

就这样到了大二，我的前女友提出，要从我们当时就读的college转去大学读本科。她的父母是工薪阶层，对她期望很高，家里也支付得起超一倍的学费。

我也支持她，她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周末或节假日出去玩。但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她不好意思留我一人打工或在家，我也感觉自己一直在拖累她。

（胡渐彪给我们做辩论训练）

就这样，前女友去到了大学继续学习，我在College也快毕业。毕业后，我第一份工作是留学中介。帮同学办理签证、续签、转学及处理生活上的问题，比如交通罚单、找房等。

我一向对工作认真努力，但没想到，我做了5个月不到，公司老板突然转行不干。面临失业，我感到压力巨大差点颓废。

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要去超市买个菜，开车都要10分钟才能到。为了方便工作和生活，我贷款买了一辆车。那时前女友还没和我分手，我每天早上假装出去上班。

实际上是去找工作，但总是失望而归，然后有几天就在朋友的车库躺一天。没有正职工作，未来的方向渺茫。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颓废不起，一大堆账单还等着我支付。

（《我和我的祖国》多伦多首映礼主持）

就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同学的朋友介绍我到一家公司实习，还是加拿大非常有影响力的华人传媒公司。对此我也非常感激。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进去没过多久，领导要求做一个春节期间涨粉方案，也作为实习期的重点考核项目。通过考核，我就能留下来。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与同事一起，把一个号从2000做到40000粉丝。

我很庆幸在第一份工作中积累了留学生资源。我曾在国内学过广告，到了加拿大又读市场营销，所以，平时比较关注营销推广类方案。同时，也是因为我一直在参与辩论比赛，我的表达能力也较好。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我很顺利地得到了工作，还因表现优秀提前转了正。但转正三四个月后，女友跟我提出了分手。我俩生活状态改变，周边的朋友、环境和理念不同，这也是预料之中。

分手虽不适但也是一种解脱。从此，我更全身心投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2019年，我和同事合照）

随着工作的稳定，我不再兼职打工，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也会经常工作到很晚，虽然公司5点就下班了，但是我为了完美地完成每一个方案，从方案到执行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我都会从头至尾地设想一遍，常常加班到深夜。

我与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大家都是离家在外的华夏儿女，彼此照应亲如兄弟姐妹。公司的副总，不仅手把手教我们工作上的技能，还常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

后来又从国内来了个部门总监，她曾是国内某平台的高级经理，不但教我们很多有关互联网产品的运营技术，还十分关心我们的生活。

我从2015年末进入公司，在实习期就因个人的良好表现提前被公司录用，之后凭借不断的努力，我业绩卓著。参加过为加拿大留学生服务的APP的开发和运营，也负责过三届二十多个学校几百人参加的留学生奖学金活动。

直到2019年，我晋升为市场部经理。在公司的大平台下，我跟很多大企业一起合作过许多营销活动。比如与加拿大当地的六大银行、品牌汽车公司、奢侈品商场、国内知名企业等都做过联合推广。

我工作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薪资也从一开始的到手7000涨到了13000元人民币。

（2019年，我和媳妇去洛杉矶旅行）

此外，在2018年，也就是与前女友分手的两年后，我有幸遇到了对的人生伴侣。我们相互理解，彼此关心。在异国恋期间，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她甚至陪我走过最压抑的时光。

就在我升职加薪的那年，我的父亲患上了肝癌，听到病情已经恶化，我哽咽得没有声音。

父亲一生虽积蓄不多，但他为了我，省吃俭用。病得这么厉害，为了省钱还申请去做新药实验。在我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时，看到他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以前对他的怨恨全都烟消云散。

父亲临终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坚强”让我痛哭流涕。这么多年来，我的倔强全是软弱。以前所看重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所谓的面子，都是束缚自己的枷锁。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想想父亲那个年代的不容易，我懊悔不已。媳妇一直陪着我，安慰我，让我走出了深深的痛苦和自责。

（上海疫情爆发，我是一名社区志愿者）

自从经历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后，我对很多事都看开了，不再拘泥某个点。我从一个只会往前冲的愣头青，变得成熟，会思考。

来加拿大之前，我以为未来会像美剧里一样。但其实这里偏僻、落后，有点像中国的农村。2013年刚到时，中餐厅少，都是老式的粤菜馆。

想吃一顿火锅要坐车一个小时到市区，还是品种都很少的小火锅。去KTV点歌用的都是歌本，但当时在国内早就非常智能了。

在加拿大移民，相比其他国家较方便。主要是积分制，一般学历越高积分越多，其中年龄、语言都列为积分项。但房价不便宜，海外买家额外征收15%的税，还有前面所说的工作机会并不多。

这边的生活节奏很慢。我住的地方门口要修路，国内顶多三天就可以搞定，这里至少一个月。国内看病，去医院非常方便，但这里看个普通的病都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发烧感冒还不给看，医生经常就是让回家自己喝水就好。

（阳光男孩也有腼腆时）

父亲去世后，紧接着疫情暴发了。已经两年没回家的我，在国外的工作稳定而安逸，但而立之年的我更想家。尽管回国留学生多，国内就业竞争压力大，但相比安逸，我更喜欢充满挑战的生活。

基于以上考虑，在2021年6月，我回国与女朋友领证结婚。离开了加拿大这家让我得到成长且呆过6年的公司。之后正式回国，现在我已经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工作，开始踏上了新的征程。

我能走到今天，我觉得是我的信念和坚持。一个能做好一件事的人，未来一定会更好。关于未来，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生活可以踏实地过，但希望体验更多。

【口述：里欧】

【编辑：书女】

目前我们已经记录了443位真人故事，感动了被采访人和千万读者。

如果您有故事想讲述，或想加入我们团队成为作者，都请私信@真实人物采访，随时欢迎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