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会发出怎样的感慨：乐天知命故不忧

白居易会发出怎样的感慨：乐天知命故不忧假如白居易与卫叔宝比相貌，当然是必败无疑。但是白居易不跟他比相貌而只比健康，于是大获全胜。比来比去，白居易总比别人优越，总比别人幸运，所以他怎么会不知足呢？这种比下有余的思维模式，使得白居易无往而不胜，所以无往而不乐。正因如此，白居易在洛阳的晚年生活是相当愉快的，他在《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中说：“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气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在兼济天下方面已经无可作为的前提下，白居易只能以独善其身为人生目标。况且已至衰暮之年，与其终日悲戚，不如愉快度日。白居易的这种人生态度，当然有点消极。如果是着眼于国家或民族的前途，我们不能小富即安，而应该不断前进。即使是对待个人的事业，我们也应该奋发图强，力争上游。但是如果是对待个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生活，则白居易知足常乐的观点还

乐天知命故不忧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要面临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选择出仕，还是退隐？早在先秦时代，士人们就对“出”还是“处”的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所谓“出”，就是出去做官：所谓“处”，就是居家不仕。所以“出处”问题也就是关于出仕和退隐的思考。也就是说，摆在古代读书人面前的人生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出仕，另一条就是退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他们面临着的两难选择。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换了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应该问自己：“出仕，还是退隐？这是个问题。”那么，对于古今士人谁都无法逃避的这个“千古一问”，白居易给出的又是怎样的答案呢？白居易的答案是两个字：“中隐。”

《中隐》是白居易五十八岁时写的一首诗，那年他正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诗中说，像东方朔那样隐居在朝廷或闹市中，未免过于喧嚣。而像传统的隐士那样生活在山林里，则又未免过于冷落。既然如此，不如采取“中隐”的方式，就是虽然做官，但不在朝廷里做大官，而是像自己那样，在洛阳任一个闲职。这种“中隐”的方式，既像是出仕，又像是退隐：既不是忙忙碌碌，也不是无所事事。在这首诗的后面，白居易还进一步说明了“中隐”的种种好处，比如既有充足的俸禄，又无繁忙的公事，所以不但可以免于饥寒，而且可以悠闲度日。这样的做法是否属于投机取巧？这样的人生态度是否有点庸俗？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白居易写《中隐》时，已经人到暮年，难免会产生比较消极的思想。事实上白居易的消极思想早在贬为江州司马时就产生了。他在武元衡遇刺的第一时间向朝廷上书，完全是出于正义感和责任感，却反而受到诬陷、打击，不但无人为他伸张正义，而且有人落井下石，这给白居易的心灵造成了难以痊愈的创伤。正巧此时白居易已经人到中年，他觉得人生短促，就算自己能活到七十岁，也只剩下二十六年的余生了，又何必再自讨苦吃？从此他的政治热情逐步消减，“中隐”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其次，白居易选择“中隐”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为了回避政治风波引起的不测之祸，他也确实达到了目的，“甘露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甘露事变”发生的那年，白居易六十四岁，正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闲职。事变发生后，白居易在第一时间就在诗歌中有所反应，这首诗的标题就叫《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九年”就是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是“甘露之变”发生的日期。全诗如下：“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这首诗的意思并不难懂，一、二两句是说人们的灾祸和幸福都是很渺茫的，是无法预料的。尽管如此，但是大凡及早从官场急流勇退的人，似乎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们由此而避免了祸患。

三、四两句把自己与“甘露之变”中罹难的朝官进行对比，“白首同归”是一个典故，指西晋的潘岳与石崇两人同归于尽，白诗所说的“君”指当时被害的所谓“甘露四相”，也就是李训、贾餗、舒元舆和王涯四人，意思是当你们在朝中同归于尽的时候，我正独自前往青山。这两句诗决没有幸灾乐祸之意，因为白居易本人一向坚决反对宦官专权，他虽然与“甘露之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感情上肯定是站在朝官一边的，他怎么会对朝官遇害幸灾乐祸！所以，这两句诗中确实有庆幸之意，但那只是对自己因急流勇退而免遭灾难的庆幸，至于对那些遇害的朝官，白居易是满怀同情的。白居易的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人们经常说到的“明哲保身”？当然是的。在现代人看来，“明哲保身”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它还曾经受到十分严厉的批判。其实在古代，“明哲保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这个词源于《诗·大雅·斯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按照孔颖达的解释，“明哲保身”决不是同流合污，“明哲保身”的人并不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他们完全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的区别，只是选择了远离祸患的安全处境来保全自己而已。当然，“明哲保身”不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但是在一个政治生态极其恶劣的现实环境里，除了少数特别刚烈的英雄人物之外，一般的人很难做到以死抗争，此时“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可取的人生智慧。

白居易字乐天，“居易”的名取自《礼记》的《中庸》篇：“君子居易以俟命。”意思是君子自处于平安的境地以听天任命。“乐天”这个字则是源于经典《周易》中“乐天知命故不忧”的句子，意思是乐于顺应天命，所以没有忧虑。白居易的人生中确实体现出了乐天知命的态度，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种人生态度呢？我们先从后人对白居易的评论说起。白居易知足常乐的思想，曾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朱熹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语类》卷一四○）朱熹认为，白居易是假清高，他嘴上说淡泊名利，心里却想着高官厚禄。所以白居易在诗歌里一说到富贵，就连口水都淌下来了。朱熹对白居易的批评是否准确，是否公正呢？应该说不够公正。白居易在朝任职时曾经多次奋不顾身地上书言事，甚至不惜得罪执政的宰相乃至皇帝本人，连身家性命都在所不顾了，哪里还说得上来什么官职！那么，朱熹的话是否纯属无中生有的肆意诬蔑呢？倒也未必。因为白居易的诗歌中确实经常说到官职，不但说到官职，还进而说到与官职有关的俸禄与贫富，不过并没有达到“口津津地涎出”的程度。清人赵翼在他的《瓯北诗话》中专设两条，一条专论白居易诗歌中记载俸禄收入的内容，另一条专论白居易诗歌中记载官品服色的内容。

第一条中，赵翼举了白诗中的八个例子，分别记载了白居易在当校书郎、U肆县尉、京兆户曹参军、江州司马、太子宾客分司、刑部侍郎、太子少傅七个职位上的俸禄收入，以及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后的“半俸”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些具体的金额，而是白居易在说到这些俸禄时的态度，比如他在盩厔县当县尉时写的《观刈麦》一诗中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终日不能忘。”这是白居易面对农民终年劳苦仍然食不果腹的窘境，从而对自己坐享官禄而感到惭愧。随着官位的升迁，白居易的俸禄也越来越高。等到他当上平生最高的官职太子少傅时，俸禄也达到了最高的等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白居易对这样高的俸禄本身是心满意足的。白居易的此类诗句，是否就是“口津津地涎出”呢？我觉得不是。就像现代的公务员领取国家规定的工资一样，这是合法的收入。一位官员没有贪污受贿，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他在诗中说说自己的薪俸收入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人们对公布官员收入的呼声越来越高，白居易简直是古代官员主动向社会大众申报个人收入的模范，我看不但不应受到指责，反倒应该得到表扬才对。

那么，知足常乐的白居易的实际生活到底是否快乐呢？或者说他的人生是否美满幸福呢？明代的袁宗道曾称白居易是“世间第一有福人”，说白居易的物质生活过得很好，但那只是中唐时代一位高级官员的实际生活水平。白居易既不是像陶渊明那样躬耕乡里的隐士，也不是像杜甫那样的乱世飘泊者，他官至二品，七十一岁才真正退休，他当然能享受相当优裕的物质生活。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白居易的实际生活过得怎么样，而是他对物质生活持什么态度。应该说，白居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对于物质享受既不拒绝，也不刻意追求。他在江州司马任上，可算是失意透顶，但是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自称在江州的生活有“三泰”，第一“泰”是合家团聚，“得同寒暖饥饱”：第二“泰”是江州物产丰富，自己的俸禄足够养家，“身衣口食，且免求人”：第三“泰”就是盖了一座庐山草堂，“可以终老”。全家团聚，且能温饱，这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准，白居易却自称其中有“三泰”，这显然是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的具体表现了。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后人往往把它归结为中庸思想的影响，或是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只想对这种思想做一个通俗的解释，我认为白居易的知足常乐其实是经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尤其是“比下有余”的思维方式而得出的结果。白居易曾经以古人为相比对象，当然，他是专门把自己的处境与那些在某些方面遭遇不幸的古人相比，他自称：“富于黔娄，寿于颜渊，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醉吟先生传》 ）第一比是“富于黔娄”。黔娄是春秋时代著名的隐士，家里一贫如洗，死后用一条布被覆盖遗体，“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就是盖住头则双脚露了出来，盖住脚则头会露出来。相比之下，白居易当然富裕多了。第二比是“寿于颜渊”。颜渊就是颜回，他三十二岁就夭折了，是著名的短寿之人，白居易的寿命当然要长得多了。第三比是“饱于伯夷”。伯夷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白居易当然要比他饱得多。第四比是“乐于荣启期”。荣启期自称有人生三乐：是人，是男人，活到九十。除了第三乐即长寿以外，其余的二乐真是太一般了。所以白居易认为自己要比荣启期更快乐。第五比是“健于卫叔宝”，这是“五比”中最有意思的一比。卫叔宝是个弱不禁风的美男子，只活了二十七岁，时人说他是被人“看杀”的，所以白居易认为自己比卫玠更健康。请注意，白居易尽找那些不幸之人的弱点来与自己做对比，比如卫叔宝这个对象其实有两个特点，一是病弱，二是貌美。

假如白居易与卫叔宝比相貌，当然是必败无疑。但是白居易不跟他比相貌而只比健康，于是大获全胜。比来比去，白居易总比别人优越，总比别人幸运，所以他怎么会不知足呢？这种比下有余的思维模式，使得白居易无往而不胜，所以无往而不乐。正因如此，白居易在洛阳的晚年生活是相当愉快的，他在《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中说：“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气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在兼济天下方面已经无可作为的前提下，白居易只能以独善其身为人生目标。况且已至衰暮之年，与其终日悲戚，不如愉快度日。白居易的这种人生态度，当然有点消极。如果是着眼于国家或民族的前途，我们不能小富即安，而应该不断前进。即使是对待个人的事业，我们也应该奋发图强，力争上游。但是如果是对待个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生活，则白居易知足常乐的观点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因为无论在什么方面，我们普通人永远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处境，只有“比下有余”的生活态度才能让我们获得安宁、愉快的心境。假如你老是关注“比上不足”，你的眼睛老是盯着比你更幸运、更成功的人，你将会永远处于焦躁、烦恼之中。只有“比下有余”的态度才能让我们保持安宁、愉快的心境。这是白居易的闲适诗给读者留下的最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