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郑风萚兮：诗经陈风株林

诗经国风郑风萚兮：诗经陈风株林[2]从：追求、追寻。夏南：即复姬之子复征舒，字子南。夏姬，郑穆公之女嫁于陈大夫夏御叔。[1]胡：疑问代词，相当于“何”。为，动词，做。胡为：为什么，干什么。乎：之，到。一说乎，在。株：陈国大夫夏御叔的封邑，夏姬所居处。林，郊野，犹下文株野。《说文•木部》:“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驾我乘马，说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注释】

株林

【原文】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分兮。

匪适株林，从夏南兮！

驾我乘马，说与株野。

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注释】

[1]胡：疑问代词，相当于“何”。为，动词，做。胡为：为什么，干什么。乎：之，到。一说乎，在。株：陈国大夫夏御叔的封邑，夏姬所居处。林，郊野，犹下文株野。《说文•木部》:“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2]从：追求、追寻。夏南：即复姬之子复征舒，字子南。夏姬，郑穆公之女嫁于陈大夫夏御叔。

[3]匪：通“彼”，指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适：往，去

[4]驾我乘马：驾上我的四匹马的车。驾，驾车，坐车。乘马，四匹马拉的车。乘，量词，一车四马叫“乘”。

[5]说：通“税”。停置，引申为止息，停车解马。《集传》:“说，音税，舍止也。”株野：株邑的郊野。

[6]乘驹：四匹驹拉的车。据何林《公羊传》注：“礼，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驹，高五尺以上。”陈灵公是诸侯，“乘马”；孔宁、仪行父二人是大夫，“乘驹”。

[7]朝食：早餐。闻一多考，性日为食。

【释文】

为何要到株林去？那是为了找夏南。不是为到株林玩，而是为了找夏南。

驾着大车赶四马，株林郊外卸下鞍。驾着轻车赶四驹，奔抵株林吃早餐。

【作品背景】

《陈风株林》有其事也。朱熹《诗序辨说》云：“《陈风》独此篇为有据。”诗中提到的“夏南”，乃春秋时期陈国大夫夏御叔之子夏徴舒，字子南。其母夏姬是郑穆公之女，是名闻遐迩的美妇，嫁到陈国后，引得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的馋涎。据《左传•宣公九年》披露，陈灵公、孔、仪三人均与夏姬私通，甚至穿着她的“祖服”（妇人内衣），在朝廷上互相戏谑。第二年又去株邑饮酒作乐，陈灵公还当着夏姬之子嘲弄仪行父：“他长得真像你！”仪行父即也反唇相讥：“还是更像君王您阿！”惹得夏徴舒羞怒难忍，终于设伏于厩，将陈灵公射杀，酿成了一场臭名远扬的内乱。《毛诗序》日：“《株林》 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朱熹《诗集传》云：“《春秋传》：夏姬，郑穆公之女也。嫁于陈大夫夏御叔。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通焉。泄冶谏不听而杀之。后卒为其子徴舒所弑，而徴舒复为楚庄王所诛。”

【集评】

清代陈震《读诗识小录》:“事外不頃别语，言中自寓微文。”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盖公卿行淫，朝夕往从所私，必有从旁指而疑之者。即行淫之人亦自觉忸怩难安，故多隐约其辞，故作疑信言以答讯者，而饰其私。诗人即体此情为之写照，不必更露淫字而宣淫无忌之情已跃然纸上，毫无适形，可谓神化之笔。”

【作品赏析】

壹

《国风•株林》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的一首诗。此诗揭露讽刺了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的丑恶行径。全诗二章，每章四句。全诗运用委婉含蓄、冷峻幽默的独特方式，讽刺笔墨极为犀利。

此诗之开篇，大抵正当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出行之际。辚辚的车马正喜孜孜驰向夏姬所居的株林，路边的百姓早知陈灵公君臣的隐秘，却故作不知地大声问道：“胡为乎株林（他们到株林干什么去）?”另一些百姓立即心领神会，却又故作神秘地应道：“从夏南（那是去找夏南的吧）!”问者即装作尚未领会其中奥妙，又逼问一句：“匪适株林（不是到株林去）?”应者笑在心里，却又像煞有介事地坚持道：“从夏南（只是去找夏南）!”明明知道陈灵公君臣所干丑事，却佯装不知接连探问，问得也未免太过仔细。明明知道他们此去找的是夏姬，却故为掩饰说找的是“夏南”，答得也未免欲盖弥彰。发问既不知好歹，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应对则极力挣扎，摹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揭。它的锋芒，简直能透入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

到了第二章，又换了一副笔墨。车马随驾，终于将路人可恶的问答摆脱，遥遥在望的株邑眼看就到，陈灵公君臣总算松了口气。“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里摹拟的是堂堂国君的口吻，所以连驾车的马，也是颇可夸耀的四匹。到了“株野”就再不需要“从夏南”的伪装，想到马上就有美貌的夏姬相陪，陈灵公能不眉飞色舞地高唱：“说于株野！”“说”，一般均解为“停车解马”，固为确诂。但若从陈灵公此刻的心情看，解为“悦”也不为不可。“说（悦）于株野”，也许更能传达这位放荡之君隐秘不宣的喜悦。“乘我乘驹，朝食于株”，大夫只能驾驹，这自然又是孔宁、仪行父的口吻了。对于陈灵公的隐秘之喜，两位大夫更是心领神会，所以马上笑眯眯凑趣道：“到株野还赶得上朝食解饥呢！”那么，它正与“说于株野”一样，又语带双关，成为这班禽兽通淫夏姬的无耻自供了。寥寥四句，恰与首章的矢口否认遥相对应，使这桩欲盖弥彰的丑事，一下变得昭然若揭。妙在用的又是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带有了不知羞耻的自供意味。可见此诗的讽刺笔墨非常犀利。《陈风株林》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的荒淫生活，讽刺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的作品，写得委婉含蓄。

贰

这是一首斥责陈灵公君臣淫乱的讽刺诗。《诗序》说：“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据《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衹服，以戏于朝。”又《左传•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日：‘徴舒似女。’对日：‘亦似君。’徴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可见陈灵公是陈国最荒淫的国君，他与大夫孔宁、仪行父等都同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姬通奸，君臣穿着夏姬送的内衣，互相嘲戏于朝廷。陈大夫泄冶进谏道：“公卿宣淫，民无效焉。”灵公表面接受，暗中却纵容孔宁、仪行父把泄冶杀死。甚至在夏姬家饮酒时，公开对仪行父说：“徴舒像你。”仪行父回答道：“也像国君。”真是无耻至极。夏徴舒听到后，异常气愤，便在自家的马棚里设置伏弩，待陈灵公离去时，一箭将他射死。陈灵公君臣的丑恶行为，国人恨之入骨，因而作此诗来揭露和讽刺。《序》说与《左传》记载相符，自古迄今对此诗均无异议。

诗两章，章四句，借用为陈灵公驾车人的身份 直陈其事 以幽默讽刺的ロ吻揭露和鞭挞了陈灵公等人荒淫无耻的丑行。本来 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 与夏姬私通宣淫 这种无耻的丑恶行为 他们自己都公开宣扬 毫不隐讳 应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至于君臣三人常去株邑 常住于株邑 常食于株邑 当然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那么如果作为给陈灵公赶车的人 则更清楚其中底细 一驾车就要往株林走 他是一清二楚的 根本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是 在第一章中 却故作疑问 故作虚伪的回答 先提出:“国君带着孔宁、仪行父三人要去株林吗？是去夏南家吗？”这是明知而故问。“从夏南”，就是直说到夏南家，到夏南家，就是找夏姬，找夏姬的目的就是宣淫，这是很明确的，疑问的提出，而不明言，本已是揶揄嘲讽。接下来的回答，“不是去株林，不是去夏南家。”这是故作托辞，是不敢正面回答的虚伪的搪塞之辞。这一问一答，是优孟衣冠式的忸呢作态，是有意装出来的欲盖弥彰，意在嘲讽挖苦，是寓深刻揭露于幽默之中。朱熹提出所谓“盖淫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诗集传》）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实际上，夏姬之夫已死，夏南已为大夫，当然原来夏家为夏御叔家，而现在的夏家就是夏南家。诗人在此，无所谓“不可言” 更谈不上什么“忠厚如此”，那样解释，只能削弱作品的战斗性。对此，姚际恒批评说：“彼夫死从子，夏姬在子家，言夏姬者必言夏南，此定理也。以是见诗人之忠厚哉？”(《诗经通论》）这一驳斥当然是正确的。正是这样，诗人在第二章中就把老底揭出来了。原来他们坐着我的马车，到了株邑之野就住下来，他们坐着我的马车，就是为了到株地去吃早饭。这一章好像是对第一章的补充说明，也就是用事实来证明前章后两句回答的虚假。用揭老底来泄露真情，不更具有讽刺意味么？

诗一开头，“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兮!”这是诗人以国人的口吻故设的疑问句。“我们的国君到株林干什么呀？”在这里，诗人明知故问，有着两层用意：一是古礼规定国君不能随便入诸臣之家。《礼记•礼运篇》载：“诸侯非问病、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据此，人们自然会责问：你陈灵公为什么要甘冒“君臣为谑”的不好名声私入臣子之家呢？二是株林明明是大夫夏御叔的封邑，其妻夏姬就住在那里。那时夏御叔已死，国人皆知，可是陈灵公却常常去株林，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夏南”，难道真是要到株林找夏御叔的儿子夏南吗？问得多么委婉含蓄，实际上已在设问之中把陈灵公的丑恶用心揭露无遗！这是该诗十分高妙的讽刺手法。

“匪适株林，从夏南兮！”这两句与下四句，《郑笺》认为是陈灵公抵拒之辞。造成《郑笺》作此解的原因是，郑玄把“匪”作“非”讲，这似乎也有道理，但我们从上下诗意看，这两句乃是诗人以国人恍然大悟的口吻来委婉地讽刺灵公的。因为“匪”通“彼”，即那些人，指陈灵公、孔宁、仪行父等君臣一伙人。此两句意为“他们一伙人匆匆赶到株林去，是去找夏南的啊！”意在言外，不言自明，更富有讽刺力量。这比明说更富有诗味。

这首诗的第二章，诗人以具体

事实来进一步揭露陈灵公君臣淫乱的丑恶行径。“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意为：驾着我的四马车，在株邑之野停车休息；乘着我的四马车，在株邑之野吃早餐。这四句是诗人别具匠心的。就以“乘马”、“乘驹”来说，车乘的易换是有用意的。据何休《公羊传》注云：“礼，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马日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日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日驹，高五尺以上。”由此可知，“乘马”是指陈灵公，因他是诸侯。“乘驹”是指孔宁、仪行父，他们是大夫。再以“说于株野”，是指晚宿，“朝食于“说于株野”，是指晚宿，“朝食于株”，是指早往。这些点睛之笔，进一步揭露陈灵公君臣驱驰于夏姬家，昼夜宣淫，不理朝政，荒淫误国。这怎么不激起国人的憎恶，作诗予以鞭挞和讥刺呢！

寓揭露、嘲讽于幽默之中，是本诗的最大的特色。对陈灵公君臣荒淫无耻的丑恶行径，本来诗人是深恶痛绝的，诗人要揭露它，但却不直斥其事，有如《雅诗》之《正月》、《桑柔》。要讽刺它，却不用嬉笑怒骂，如《魏风》之《硕鼠》、《鄘风》之《相鼠》。而是设为问答，故弄玄虚，并以泄真情，掀老底的方式表达出来，揶揄之情毕现，幽默而极富风趣，就仿佛一个相声演员在表演相声一样。

本诗两章，既不用《诗经》常用的循回复沓的重章迭唱，也不用一般的平铺直叙的赋体，而在诗句中设为问答，有交代有说明，句式上不仅长短时有错落，而且用词上同一内容的地名也采用不同的说法，如“株林”、“株野”、“株”，力求变化，不取雷同，从而使表情达意，曲尽其妙。这也就使其成为《诗经》中独具特色的篇章。

这首诗不仅是春秋时代优秀的讽刺诗，而且是当时陈国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其讽刺手法之高妙，揭露内容之深刻，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其讽刺手法值得借鉴。

叁

这是陈国人民讽刺灵公与夏姬淫乱的诗。据《左传》宣公九年、十年记载：夏姬是郑穆公女，嫁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征舒，字南。夏姬貌美（史称她“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陈灵公与他的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和她私通。泄冶好心规劝：“君臣都淫乱，百姓向谁学习去？”反被杀。宣公十年（公元前599)，灵公与孔、仪二人在夏家饮酒。灵公开玩笑说：“征舒象你们。”二人答：“也象公。”酒罢，灵公被征舒射杀，孔、仪奔楚，陈亦被楚灭。此即陈灵公事本末，亦《株林》一诗的本事。

通篇语言朴素，不事雕饰，而平淡中蕴含丰富的内涵和强烈的感情，朴素中自有天然的风韵。

为什么以“株林”为题？株，是陈国大夫夏征舒承袭的封邑（陈国公子夏即征舒祖父，亦灵公之从祖父，为舜的后裔，姓妫），即灵公往来与其母私通处。联系民间称男女苟合为“露水夫妻”、“野夫妻”，则诗以“株林”标题，深寓主旨和嘲讽于其中，也有笼罩全篇的作用。

诗的第一句假设为国人问，余皆灵公答。灵公与夏姬私通，国人早有所闻。诗用怀疑语气明知故问：“胡为乎株林、从夏南？”语言平淡，看似掀不起感情波澜。然国人明知是找夏姬而不敢明问，只好曲言“从夏南”么？话到口边隐半句，这吞吞吐吐的语言包孕着几多讽刺与愤懑？

写国人问，只是诗的引线，逗出灵公答，才是全诗的重点。诗中设想身居国君高位的灵公冷不防这突如其来的一问，不及深思便故作正经、慌忙回答：“匪适株林、从夏南！”接着又连连补充，“说于株野” “朝食于株”。愈显灵公心虚技拙。明是去株林，却说“匪适株林”；明是找夏姬，却说“从夏南”；明是淫于夏姬，却托辞去“株野休息”、“株邑早餐”。句句撒谎、掩盖，实则欲盖弥彰。诗人淡淡着笔，活画出灵公的丑恶像，是诗是画、亦庄亦谐的传神之笔，淡雅隽永，耐人玩味。诗用问答结构，既增强诗的真实感和讽刺味，于简朴对话中的一逗一演，也自有天然的风韵。

诗的艺术特色尤在含蓄。两“株林”，两“夏南”，细嚼其味，如见车马簇拥，乡民聚观，嗫嚅附耳，道旁指责及灵公尴尬相。联系周定王于灵公被杀前两年使单襄公假道于陈所经见：“道路若塞，野场若弃” “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己如夏，留宾不见。”(《国语．周语》）则诗所言虽仅淫乱一个方面，但统治者凡生活淫乱必然会导致政治腐败。使人读后觉“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

国风中揭露统治者丑行的讽刺诗不少。卫有讽刺国君劫夺儿媳为妻的《新台》，有讽刺国后与庶长子私通的《墙有茨》和《君子偕老》，齐有讽刺国君淫于胞妹的《南山》。《株林》作于前599年以前，是陈风最晚的一首，也是这类讽刺诗最晚的一首。有关诗的本事，《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陈世事家》等均有记载。综观史实之详，史与诗关系之密，不独这类讽刺诗未有，亦诗三百所罕见。可见陈灵公事不仅昭彰于春秋之世，触发诗人咏叹，也引起历代史家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