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写的牛儿帖：黄庭坚伏波帖考析

黄庭坚写的牛儿帖：黄庭坚伏波帖考析《伏波帖》作为山谷老人大字行楷书第一铭心绝品。其重要书史地位不容忽视。其实，山谷本人对此作的得意，在其跋中已溢于言表。所谓“漫书数纸，臂指皆乏，都不成字”乃是客套谦辞，其言外之意，在表明创作心态的放松，一个“漫”字正可玩味；“都不成字”云云，也是其晚年对自己书法超迈之境的一种游戏式表达。如在自跋《草书秋浦歌十五首》后谓：“老来渐懒慢，无复堪事，人或以旧时意来乞作草，语之以今已不成书，辄不听信，则为画满纸。虽不复入俗，亦不成书，使钱公见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语气和意旨，正与此跋相同。我们可注意他下文的自我设问：“若持到淮南，见余故旧，可示之：如何元祐中黄鲁直书也？”这是山谷老人对眼前所作高标自许的明硧表白。山谷晚年书艺大进，每恨早年书法不精，故多自我反省和批评。元符初年他在戎州会老友王巩（定国），见其所携元祐间书法曾发表这样的感慨：“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

《伏波帖》为宋代粉笺所书，纸凡七接。

按，本帖名中的“伏波”为汉代名将马援的封号。马援（公元14～49），少有大志，初为郡督邮。光武帝时，拜陇西太守，率军破先零羌，劝民耕牧，安定西边。后以伏波将军南征，以“马革裹尸”为誓，所到之处，战绩辉煌，对稳定南方百越、交趾贡献很大。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在征伐五溪叛乱时，遇暑热传染病发，死于今湖北崇阳县境内隽水岸边的军营中，后人于其旧营地立伏波神祠以纪念。唐元和年间，刘禹锡贬官为朗州（治所今常德市）司马，经其地，作《经伏波神祠》诗，借马援之故事，抒发人生功名为累，世事沧桑，风云不再，故难得逍遥自足的感叹。诗中人物马少游为马援从弟。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征交趾后，犒劳军士，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不得也？”

按，山谷自跋，此书系为一位姓师名洙（字济道）的人所写。此人与山谷儿媳（石信道之女）家有亲戚关系（瓜葛），又曾经借用船只帮助过山谷之弟嗣直（叔向）解决某种生计困难，所以来向山谷求书。时间则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乙亥（即15日）。当时，山谷刚自四川贬所出峡，暂留湖北荆州沙尾（今沙市）不久，而且正患一种痈疡之病。长江涨了一次洪水，刚开始退潮，江上水涨还有一丈，退潮后的江堤上积了尺余深的泥沙。此跋文不见于山谷各种文集旧刊本。2002年四川大学版《黄庭坚全集》补集卷九据《石渠宝笈三编》辑录《跋行书》一篇云：

入清以后，《伏波帖》初归棠村梁清标（1620～1691），不久入乾隆内府（今卷上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印），后归成亲王永瑆（有“永瑆之印”、“诒晋斋印”、“皇王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成亲王以之刻入《诒晋斋法帖》卷四。其时宰相刘墉有唐代古铜琴，成亲王爱之，因以此卷交换，故今卷上亦有“石庵”二字朱文印。在刘墉处时，张廷济曾借临累月，云南周于礼（亦园）以之刻入《听雨楼法帖》卷三，金匮钱泳刻入《小清秘阁帖》卷七，曲阜孔继涑刻入《谷园摹古法帖》卷十二。刘墉之后一段时间所归不详。但嘉庆元年（1796）分宁万承风以之刻入《黄文节公法书》卷三，不知是否此作归其所有。民国七年（1918）冬，广东连平人颜世清（自号瓢叟，别署寒木堂）得此卷于陈寿卿处，喜不自胜，三度作跋。1925年以之归番禺叶恭绰，此后则为张大千所得，并带往海外，现为日本细川护立氏永青文库收藏。

《伏波帖》历来受到行家激赏，被推重为山谷行楷书第一杰作。关于此作特色，南宋范成大（1126～1193）跋云：

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和调，笔墨又如人意，譬泰豆之御，内得于中，外合马志，六辔沃若，两骖如舞，锡鸾肃雍，自应武象。既不入驰驱之范，亦诡遇者之所知也。

范成大在南宋属“中兴四大家”之一，诗书皆冠冕一时。他盛赞《伏波帖》“毫发无遗恨”以及对此书心手双畅、笔墨如意的分析皆很有道理。书法创作是一个随机流变的过程，故其完整性不仅受制约于作者的技法经验，更与特定的心情、身体状况、环境条件等密不可分，正是这个原因，孙过庭早有五乖五合之论。考山谷此书创作背景，虽然有痈疡之病，但毕竟只在“不可多作劳”，不是很严重，况且山谷这年刚出峡，四月间朝中有吏部员外郎之命，他具辞不受，但求江淮一地方官，五月间正在等候朝廷改任之命，故心情可谓舒畅自如。又此书是为答谢儿媳之亲戚所作，且时逢夏季雨后初晴，江潮乍退，气候宜人，正是孙过庭所谓“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和“偶然欲书”的“五合交臻”之时，所以创作达到神融笔畅，以至毫发无遗恨的程度。

其实，山谷本人对此作的得意，在其跋中已溢于言表。所谓“漫书数纸，臂指皆乏，都不成字”乃是客套谦辞，其言外之意，在表明创作心态的放松，一个“漫”字正可玩味；“都不成字”云云，也是其晚年对自己书法超迈之境的一种游戏式表达。如在自跋《草书秋浦歌十五首》后谓：“老来渐懒慢，无复堪事，人或以旧时意来乞作草，语之以今已不成书，辄不听信，则为画满纸。虽不复入俗，亦不成书，使钱公见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语气和意旨，正与此跋相同。我们可注意他下文的自我设问：“若持到淮南，见余故旧，可示之：如何元祐中黄鲁直书也？”这是山谷老人对眼前所作高标自许的明硧表白。山谷晚年书艺大进，每恨早年书法不精，故多自我反省和批评。元符初年他在戎州会老友王巩（定国），见其所携元祐间书法曾发表这样的感慨：“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不谬。盖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的确，书艺的成功与进步，诚非易事。没有对技法、精神的透彻理解，便如在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方向。山谷五十岁之后才悟得此中真谛。由此书风突变，境界不断提升。

《伏波帖》作为山谷老人大字行楷书第一铭心绝品。其重要书史地位不容忽视。

首先，它作为山谷行楷书特殊风格代表作，受到元明清各代的高度重视。翻刻、复制此帖曾经成为一种风尚。所以《伏波帖》在明清时期，尤其清乾隆以后，拓本流布极为广泛。书家临习既多，影响甚巨。

其次，《伏波帖》所代表的山谷书风最具典型意义。其结字的中宫紧束，笔势的开张，伸展特征为书法史上开一新面目。明清以降摹拟参考山谷此风的书家不计其数，尤其明代，名家如文徵明、祝允明、莫是龙、李东明、徐渭、沈周、王迟登、张民表等莫不深受此风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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