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荒岛求生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世界上有荒岛求生吗？这个世界会好吗采写 |李永博这个世界会好吗？与克里斯塔基斯的交谈过程中，作者谈到，写作的初衷就是想对抗当下的种种悲观和消极。他想告诉读者，人性中所有的美好品质仍在为我们塑造一个良善社会，哪怕有时仅仅是晨曦中的一缕微光。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斯特林讲席教授。为了进一步展开论述，克里斯塔基斯就此写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蓝图》。他在书中写到，尽管人类历史上不乏暴力、贪婪与自私，但是进化使得人类走向人道之路。构建一个好社会的蓝图，早就根植在我们的基因之中。无论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读者不难发现书中处处流露出的一种逆流而上的乐观态度。比尔·盖茨把《蓝图》作为他去年的推荐书目，他说，“这本书让我对人类更有信心。”
试想下，在一场悲剧性的沉船之后，漂泊到孤岛的人们如何才能生存？这大概是小说和电影比较寻常的情节了。这当然也经常被用来作为社会哲学假设。
“荒岛求生”的故事总是为人津津乐道。危难之际人性所展现的幽暗与闪耀，常常使其成为小说、影视剧和电子游戏的绝佳题材。这个话题也让一位学者燃起了学术的热情，他从1500年到1900年的这400年间的人类历史中，寻找到了20起相似的沉船事件案例，作为社会实验的样本。每个案例必须有19名幸存者，幸存者建立的营地也要至少维持2个月。
结果发现，这20起船难幸存者的结局大相径庭：在一些案例中，大部分人安全地等到了援救队的到来，另一些案例中活下来的人却寥寥无几，甚至还有人吃人的惨剧。在这些小型社会实验中，为什么有些社会的构建是成功的，有些则注定会失败？
为这个话题痴迷的学者，是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掌门人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Christakis），他结合了大量数据和一系列的社会实验，提出了一个“安娜·卡列宁娜”式的观点：成功的社会，规则都是相似的，失败的社会却各有各的原因。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斯特林讲席教授。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述，克里斯塔基斯就此写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蓝图》。他在书中写到，尽管人类历史上不乏暴力、贪婪与自私，但是进化使得人类走向人道之路。构建一个好社会的蓝图，早就根植在我们的基因之中。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读者不难发现书中处处流露出的一种逆流而上的乐观态度。比尔·盖茨把《蓝图》作为他去年的推荐书目，他说，“这本书让我对人类更有信心。”
这个世界会好吗？与克里斯塔基斯的交谈过程中，作者谈到，写作的初衷就是想对抗当下的种种悲观和消极。他想告诉读者，人性中所有的美好品质仍在为我们塑造一个良善社会，哪怕有时仅仅是晨曦中的一缕微光。
采写 |李永博
《蓝图》，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著，贾拥民译，湛庐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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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社会，是有共同特征的吗？
乌托邦的社会安排是“缺乏想象力”的
克里斯塔基斯是希腊人，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古乐朋。通过两场网络热播的TED演讲，不少中国读者认识了这位社交网络领域的专家。克里斯塔基斯的另一个身份是医生，研究流行病学是他的专长。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他就与中国专家共同研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人际交往遵循着怎样的模式与如何构建一个好社会，似乎两个是完全不相干的话题。但克里斯塔基斯一直具备着打破学科壁垒的能力，就像他之前研究社交网络如何影响流行病的传播一样，他在社会构建与社交网络之间也找到了可以共通的切口。
克里斯塔基斯的研究方法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大综合，人类学、遗传学、经济学，流行病学、统计学、哲学，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让克里斯塔基斯能够在历史和想象中，尽情搜索所有可以想得到的人类社会模式，寻找构建一个好社会的成功因子。
除了自然社会下的小型试验（“荒岛求生”或沉船事件），他列举了大量有意设计的社会和人工社会实验，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公社，南极科学考察站，AI机器人搭建的网络团体，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为了理解配对结合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研究了婚姻制度在历史和文化中的演变。在此之外，他还对灵长类和鲸类动物与人类的社交网络进行了比较。
“荒岛求生”电影《荒岛余生》（Cast Away 2000）剧照。
克里斯塔基斯对于文学和想象世界的案例运用也让不少读者印象深刻。他就科幻文学和乌托邦小说进行了细致分析。
他发现，那些乌托邦小说虚构的完美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反乌托邦的社会安排却“缺乏想象力”，往往还要依赖其他动物社会的隐喻（比如国家完全控制人类繁衍、完全刚性的蚂蚁类型社会）。他还专辟一节，讨论一些大规模在线游戏，比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魔兽世界》的社交网络。
在考察完所有类型的人类社会之后，克里斯塔基斯发现，适合人类生存、可持续的良善社会的形态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这与对熵的经典解释是一致的：自然的无序状态，要比有序状态多得多。同样，组织功能失调的社会类型也多于正常运作的社会。
“机械土耳其人”铜版画（1789年）。
《蓝图》列举了近年来涌现的人工社会实验下的小型社会，包括以亚马逊公司的“机械土耳其人”服务为首的一系列众包平台，已经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社会交互行为的对象。
基于所有成功社会的经验，克里斯塔基斯总结了一个好社会共同拥有的八大特质，他称之为“社会套件”（social suite）：
1 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我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认出自己和伙伴，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我们可以辨认彼此，给社会交往提供基础。
2 爱伴侣和子孙后代爱是特别独特的人类体验，只能在极少数哺乳类动物中观察得到。
3 友谊我们会与其他人形成长期的、不以繁衍为目的的联盟。
4 社会网络由于有了朋友，我们将自己带进社交网络之中。
5 合作合作让我们不仅和朋友互动，也可以和群体外部的陌生人产生联系，这就划定了群体的边界。
6 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人类社会过于庞大，我们需要识别出那些紧密联结的伙伴，因此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有着特别的归属感。
7 温和的等级制——相对平等主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利于社会的运行，但我们也需要识别出群体内部更有能力、有声望的人，以便更好地合作。
8 社会学习和教育社会学习是合作的产物，也是人类这个物种最大的发明之一。没有人必须自己学习一切，我们可以依赖他们的教导。
这八个特质或“社会套件”，使得我们在相互交往中更倾向于展现爱、无私、互相学习和合作，只要共同发挥作用，就能创造出一个可以运转的良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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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社会，何以总是“殊途同归”？
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能力
在荒岛求生的案例中，尽管每一批遭遇海难的人从未互相学习和启发，甚至从未打过照面。但他们从头开始构建一个小型社会的时候，自私、贪婪的群体最终自相残杀，而幸存下来的群体却不约而同做出了相似的选择。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过的好社会，以及人们幻想中的完美社会，可能在地理环境天差地别，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制度法律也迥异，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总拥有一些相似的特质，也就是具备克里斯塔基斯所说的“社会套件”。为什么好社会总是“殊途同归”呢？
对待这个问题，克里斯塔基斯没有采取历史或文化的路径，而是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给出解释。在他看来，这八个“社会套件”是自然选择在人类进化中赋予我们的能力。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最终成为了社会动物，恰恰说明社交而非独居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模式，人与人相处中的友善、互助和无私，远远比自私、贪婪、欺骗更为普遍，也更为强大。构建一个好社会的蓝图，并非是我们后天习得的，它早就先天地写进了我们的基因里。
自达尔文之后，自然选择学说的兴起为我们理解自己开辟了新的道路。基因科学家告诉我们，基因可以塑造我们的生理特征和性格取向。《蓝图》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直言基因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和行为，还会影响我们建立社会的方式。用生物学来解释人类行为是否合理，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不会就此而终结。克里斯塔基斯的大胆论断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在TED演讲“社会网络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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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社会，怎样才是可能的？
一种乐观看法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专注于人类生物性遗产的阴暗面：残忍、偏见和自私是优胜劣汰法则之下的动物本能。历史学家则告诉我们，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充斥着暴力、血腥和谎言。相比之下，克里斯塔基斯的《蓝图》对于人类的前景，展露出了一种比较少见的乐观态度。
斯蒂芬·平克曾说，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暴力一直在减少，趋向和平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作者认同平克的看法，他也相信“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爱、友善、合作和利他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基因之中。
年幼的孩童也会对善恶有天然的好恶，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总会感到由衷的快乐。那些为人称道的行为，正是我们的天性使然。在几千年的反馈循环中，人性中的光辉力量已经塑造了有利于人类福祉的社会形态，而良序社会仍在进一步塑造我们的基因。
这种态度时常存在着走向决定论的风险。在接受采访时，作者澄清这并不意味着基因已经决定了人类的历史走向。文化的力量仍然重要，人类的善与恶、合作与竞争，既有基因的基础，也有文化的贡献。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强调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忽略了人类基因中也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说到给书起名为“蓝图”， 克里斯塔基斯认为“蓝图”的含义，包含着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线。它并不否认，也没有扼杀人类进化中的自由与创造性，但是设定了一些限制，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可能的。好社会的构想并不是天马行空，违反那些根本原则的社会规制终将走向失败。
电影《海滩》（The Beach2000）里试图在野外新世界开辟“乌托邦”的年轻人，最终走向了相互猜忌、残杀。
克里斯塔基斯举例，比如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没有阶层的社会。完全均等或极度不均等的财富分配都是行不通的，他在书中展示了一个南极科考队的社会构建需要怎样程度的等级制。克里斯塔基斯说到，历史上有些决策者总想要打破基因蓝图的铁律，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的统治者以为他们可以彻底消除人与人的友谊，你应该效忠于国家，而不应该效忠于你的朋友或家人。种种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蓝图限定了人类社会的大致框架。
尽管他一直在谈友谊与合作，克里斯塔基斯并非没有遭遇过偏见与敌视。2015年，克里斯塔基斯夫妇卷入了一场校园风波。当克里斯塔基斯来到校园草坪尝试与学生对话的时候，激进自由派的学生代表对他当众辱骂，甚至发起人身威胁。这段视频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甚广。在不少人看来，这位耶鲁教授在交锋中可谓颜面扫地。
多年之后回顾这场全美热议的事件，克里斯塔基斯语气平和，他说，我们想要阻止他人讲话的倾向是很自然，也是普遍的。与观点不同的人展开对话的确很困难，但他相信这是学习的关键途径。如同他在《蓝图》中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已经进化成为易于社交与学习的动物。而从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那里学到的东西，远远多于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
克里斯塔基斯在“耶鲁万圣节着装”风波中遭遇抗议学生质问，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在克里斯塔基斯写作《蓝图》的时候，美国正陷入与多个极端分裂的对立状态，左翼和右翼，城市与农村，内部人与外来者，宗教与反宗教。各种各样的界限到处清晰可见。他在做社会实验中发现，无论人们对自己的群体是否有归属感，都必然伴随着对他人的警惕和拒绝。让克里斯塔基斯困惑的是，我们能够在不讨厌任何其他成员的前提下，热爱自己的团体吗？
克里斯塔基斯在这个时候提出本书的观点：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团结，而不是分裂，社会本质上是趋向良善的，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克里斯塔基斯说，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永恒的真理。
25年前，克里斯塔基斯就开始担任临终关怀医生。他发现，从来没有什么能够像悲痛和死亡那样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当临终病人的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分享一些愿望，比如弥补自己的过错，想念至亲至爱的人，以及讲故事给乐意聆听的人。
从那时开始，克里斯塔基斯就在思考，人从本质上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些年来的思索坚定了他的看法，那就是无论地域和肤色，我们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对话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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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交往的好处一定大于坏处
新京报：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伴随而来的疾病、停工、失业乃至死亡，悲观情绪笼罩在全球各地。在对抗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了人性中的弱点，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不合作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与你在《蓝图》中表达的乐观结论冲突吗？
克里斯塔基斯：我发觉我们人类有一个特点，总是倾向于看到人性中不好的地方，比如暴力、自私和部落主义，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谎言和欺诈也让我们印象深刻。这些人性中的丑恶面，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实际上，人类进化的真实故事恰好是相反的。长期以来，从社会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之类的专业人群，到流落街头的底层人士都忽视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有利方面。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人类已经具备了爱、友善、合作以及教育的能力。
新冠疫情的确带来不少悲观情绪，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类历来都是通过互相学习、互相合作来击败各类细菌和病毒，这次也不例外。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一月底已经和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专家展开合作，研究疫情传播之时中国的反应。《自然》杂志4月刊登了一篇相关论文，这是我与一些中国学者合作的成果。因此我的观点正如我在《蓝图》中所讨论的那样，人类已经发展了友谊、合作、学习等能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力来帮助我们生存。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克里斯塔基斯持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对流行病学的知识。
新京报：人性中的良善可以帮助我们生存，那又该怎么看待人性中的阴暗面呢？
克里斯塔基斯：总体而言，人性中向善的力量要比那些负面力量强大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每一次都是欺骗，每一次都是恶意和中伤，每一次都会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久而久之，人类必然会被迫选择独居，而不是成为我们所说的“社会动物”。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选择成为了社会动物，这就说明，人与人交往的好处一定大于坏处。我不否认贪婪、自私、暴力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但友谊、合作、爱，等等，是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人类社会进化的共同源头，这些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力量要更为强大。
新京报：你在《蓝图》中定义了好社会的八个特征。其中一个是“内群体偏好”（in-group bias），我们会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特别的归属感和情感偏好。但很多时候，人类的不合作、偏见和敌意似乎就来自于此。如何避免“内群体偏好”变成一种各自为营的部落主义呢？
克里斯塔基斯：我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著名实验，一些三岁的孩子参与一系列活动，同时被随机分配获得黄色或绿色的T恤。孩子们知道，他们获得相同颜色的T恤并不是在于他们一起做过任何事情，或者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在实验中，穿黄衣服的孩子总是喜欢和穿同样颜色衣服的孩子一起玩，绿衣服的同样如此。在最后的奖惩环节，穿黄衣服的孩子认为，和自己穿一样颜色衣服的该得到奖赏，而穿绿衣服的都是坏孩子，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所以我们发现，人类带有对群体的偏见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很多时候，边界的划定是非常任意的，但正因为是任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重新定义区分你我的边界。因此我既可以说，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重要的是你是美国人。我也可以说，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关系，重要的是首先你是一个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对不对？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路径，一是去想象那些更大的群体。另一种路径，是去了解那些具体的人。每个人的长相都很独特，这让我们可以识别出具体的个体。我们也就可以利用这项特质，去认识那些对立群体之中的具体的人。当我们和这些具体的个体建立起了联结，我们基于群体身份的偏见也就会让位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列举了大量规模不同、真实或想象的人类社会形态。比较社会学家往往更关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差异性，而你反复提醒读者发现人类社会由基因带来的相似性。怎么看待文化与基因的关系？
克里斯塔基斯：人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基础结构，通过与动物社会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基因在其中的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大象和人类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交网络，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友谊关系，大象也有朋友，但是，我们与大象最后的共同祖先要追溯到9000万年前。换言之，这种建立友谊的能力是人类与大象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基因为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蓝图，如同基因会影响我们的视觉系统、大脑结构一样。
文化仍然重要，但我们有时候把文化的因素看得过重了。环顾世界，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不同的美食风俗和不同的语言。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性的确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更深层的故事不在于我们之间的不同，而在于我们之间相同的东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因只规定了人类社会的相似性，这些差异性并未由我们的基因来决定。自然选择不能决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究竟是敬拜佛陀还是崇信耶稣，这些不由基因来决定。但是，基因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生存，如何彼此间友好相处，自然选择决定了我们具有的合作能力。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永博；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