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坐地起价是什么电影（每个交不起房租的北漂）

房东坐地起价是什么电影（每个交不起房租的北漂）让“涨房租”这件事更加沸沸扬扬的是“名人的无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著名学者黄万盛在北京19000元月租的房子到期后，房东直接要求上涨5000元。北京东北角的望京地区，一套50多平米的老房子，中介给出的报价是每月8000元。而就在去年10月份，同小区同户型每月只需要5500元。据中国房地产行情网显示：2018年7月，北京房租同比上涨达到21.89%，环比涨幅为2.63%，北京房租以每平米92.33/元远远甩开其他一线城市。四环之内，已经不存在低于2000块的单间。北京正北，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东二区的两居去年租金还是每月4300元，现在是6000元，涨幅高达40%。

这个夏末充满了揪心：北京房租暴涨，滴滴司机杀人。刚过完夏天，寒冬似乎就来了。

当住和行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算姑娘们可以靠挤地铁来保证安全，但永远不可能逃避租房。

有人说：“和无家可归的恐惧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可怕。”

而就在2018年的7月，无家可归这四个字，却突然近在咫尺。

据中国房地产行情网显示：2018年7月，北京房租同比上涨达到21.89%，环比涨幅为2.63%，北京房租以每平米92.33/元远远甩开其他一线城市。

四环之内，已经不存在低于2000块的单间。

北京正北，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东二区的两居去年租金还是每月4300元，现在是6000元，涨幅高达40%。

北京东北角的望京地区，一套50多平米的老房子，中介给出的报价是每月8000元。而就在去年10月份，同小区同户型每月只需要5500元。

让“涨房租”这件事更加沸沸扬扬的是“名人的无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著名学者黄万盛在北京19000元月租的房子到期后，房东直接要求上涨5000元。

稍一犹豫，这个价格就变成了28000元。

黄万盛

壹哥的朋友原本在管庄住着一套60平米的两室，去年签合同的时候是4700多元。就在一周前她紧急搬家，用几乎同样的价格抢到了比管庄远4站地铁的房子。

每次下班回家，她的手机都会收到河北移动发来的问候。

其实这些每月能掏出四五千块钱租房子的人，还都是我们印象中的“中产”，他们咬咬牙牺牲点生活质量，还不至于流落街头。

那些收入再低一层的人呢？

那个朋友去年生活过的管庄，拥有7平米空间的代价是2200元。

另一个朋友的妹妹，今年刚刚毕业，在三环附近的劲松和同学合租了一间2800元的小次卧，两个人合睡一张床，下床到门口，要侧着身子走。

她晚上不爱回家，最喜欢的事是去长安街上溜达：

“长安街真宽啊，随便转个身，划拉出来的地方就比我家大。”

夜里长安街的空旷

是让蜗居的小姑娘最流连的

与此同时，因去年大红门火灾事件引起的“清理城中村、集体土地公寓，拆除违建，整治群租”行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警察在整治群租行动中突击检查

壹哥所在小区的电梯门上贴着告示：本楼内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米。

这些事情对应的，是在北京月收入5000或者更低水平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流落街头也许就是明天一觉醒来的事情。

北京，北京——所有关于北京美好浪漫的印象，都在这个夏天被蒙上了一层雾霾。

不知怎么的，看着这些新闻的时候，壹哥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张图：

这里是香港深水涉，香港曾经最早繁华起来，如今却衰败得最快的地区。

因为年老破旧，它也成了香港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地。

北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香港人早就见惯不怪了。多年的地少人多，香港房价高早就已经是世界共闻。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老早就彻底断绝了买房的念头：

写着“急让，一劈再劈”标语的房子

标价是4300万港币（合人民币3730万元）

而就算是蜷缩在深水涉的老房子里，很多人依然无法负担得起一间最起码的屋子：

香港有固定收入的底层家庭，住的一般是“劏房”——一种集厨房、卫生间和卧室于一体的小屋。面积小于8平米，月租金在3000-4000港币不等。

很多香港电影都曾表现过这种底层生活。

《一念无明》里，跑运输的爸爸（曾志伟饰）和患有躁郁症的儿子（余文乐饰）住的就是这种劏房，爷俩睡上下铺。

电影里爸爸刚把儿子领进屋的时候，看着儿子犹犹豫豫的神情，曾志伟热情地比划了一下房间的大小：“看，两步”，然后尴尬地笑了。

曾志伟在拍完《一念无明》之后曾经对媒体说过：

“（住在劏房里），怎样豁达的人都会慢慢受不了。”

让春夏夺得最年轻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的《踏血寻梅》里，佳梅一家住的也是这种房子，而属于佳梅自己的空间就是一张床而已。

把她杀了的凶手，在居住环境上和她相差无几。两个人做爱的时候，佳梅说：“我很想死。”凶手一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比劏房再往下，房间已经不能在横向上进行分割，只能去纵向上找空间。于是“棺材房”出现了。

来自摄影师Benny Lam

香港摄影师Benny Lam曾经体验过香港所谓的棺材房。这种房间其实就不是房间，而是一个个被三合板分割开的“盒子”，每个盒子大概有1.5平方米大小，人在里面站不直，只能躺着。

Benny这样描述居住感受：“我还没死，周围就已经立起了四块棺材板。”

就像这样的“盒子”，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1500-2000港币。

再往下，当你连棺材都负担不起的时候，一个“最低选择”出现了：笼屋。

没错，笼子。人，像狗一样，住在笼子里。

联合国曾经斥责香港政府：住笼屋，是对人类尊严的极端践踏。

但真正住着笼屋的人对这种话是不屑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笼子就是家。

曾经有一部香港电影讲的就是这些住在笼子里的人的生活：它曾经获得199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同时提名了当年台湾金马奖、东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

25年过去，它依然被誉为“香港最好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被很多人列作香港影史十佳首位。

它的名字，叫做《笼民》。

《笼民》的故事很简单：一群住在笼子里的老弱病残，面对开发商收楼和政府的整治，虽然百般努力坚守家园，最终还是被清理出了笼屋。

作为导演张之亮的早期作品，《笼屋》不仅大咖云集（黄家驹、泰迪·罗宾、廖启智、刘以达、邱礼涛等等都有出演），而且讲故事的手段极其扎实，拍摄手法又极其先锋，一点都看不出年轻导演的痕迹。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住在笼子里”这件事深入骨髓的认识。

《笼民》里的老演员李名炀

这部电影壹哥第一次看是在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在上学，没体会过蜗居的感受，只觉得那些人整天吵吵闹闹的，好热闹。

大学毕业，我住一间6平米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书桌都是放在床上的。那时候再看《笼民》，看那些全部家当都挂在铁笼的网眼上的人，满眼里只有辛酸。

1992年，这是黄家驹

最后一次在银幕上出现

直到前两天第三遍再看，我才终于看出了张之亮导演当年的哲思之深。

线索就来自于那个始终念念有词的“道长”（刘洵饰）：

道长（右一）

住在笼屋的人像是闹哄哄的一家人，而道长是这里面最超然物外的一个。他总是施施然飘来飘去，说些笼民们听不懂的话。

其实，他就是编剧张之亮自己。

比如年轻人毛仔（黄家驹饰）刚刚搬进笼屋时不适应，道长过来说：

“住一住就习惯了，住久了，你就看不到笼子了。正所谓，不是你住在笼子里，而是那些看你的人，他们住在笼子里。”

住在笼屋在外人看来是件很惨的事，在他们自己看来却无所谓。其实“惨”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接受，成为生活常态了而已。当我们拿着奇怪的眼神看着笼子里的人时，他们看我们，也很奇怪？

一句话，笼民的心态就跃然纸上。

还有这句话：“不同意识的人一定有不同的价值观，去判断所谓生存空间的具体意义。”

说这话的时候，恰逢笼屋的一个老住户回来看望大家。他现在露宿街头，却活得逍遥自在，而且一直在跟人家强调“露宿者”和“乞丐”的区别：“都是露宿，像我这样有说有笑的，叫露宿者，那些整天愁眉苦脸的，是乞丐。我们不一样。”

看到了吗，就算是露宿者也有属于自己的一整套价值观。

道长的话通俗点翻译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一种生存空间到底该怎么去评价，是因人而异的。你看和我看，结果完全不一样。

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事，片子里处处都有：身居高位的议员就算住在笼子里三天，他也不会懂得笼民真实的想法。同样，笼民也不懂得他。

周议员（陈国新饰）来到笼屋“体验生活”

这种价值观的差别，也是政府决定拆除笼屋的根本原因：你们看来是家的地方，在我看来就是城市毒瘤、老鼠窝。所以，非拆不可。

想想帝都的群租整治，眼熟吗？

在笼民们为到底是拿了补偿走人还是坚守阵地而吵做一团的时候，道长说：“这个人世间，用感性生活的人，其生活是悲剧。用理性生活的人，其生活是喜剧。”

这句话有点深，但是细细想来，《笼民》的精髓不过于此。

虽然拍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但张之亮并没有用高高在上、悲天悯人的视角来故意“卖惨”，而是真的深入其中，把他们当做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拍。

对应道长的这句话，其实所谓理性，正是用平等的视角来拍他们。而所谓感性，也许就是刚大学毕业时的壹哥看片时的感受吧：他们好惨，我也好惨。

“惨”是一种主观感受。理性的世界里，没有哭惨的时间，只有活下去的向往。

所以，硬要归类的话，《笼民》应当属于喜剧——一出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

上面这种热热闹闹的场面，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有趣的是快结尾处，99岁的老爷子突然唱起了英文歌，毛仔惊讶道：“老爷子年轻的时候一定读过很多书。”

旁边人道：“傻孩子，他是在教会领救济的时候学的这首歌啊！”

毛仔只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想象笼民的人生，因为他不是笼民。

道长在一旁补充道：

“人的智慧，是由经验积累产生的。”

换句话说，你所以为是对的东西，只是因为你的经验告诉你那是对的。

看完全片，我不得不佩服这句话：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正确。

整部片子最“表现主义”的镜头出现在片尾：笼民们被政府强制驱逐，那些就是不出笼子的，被连人带笼子一起抬了出来。

而下一个镜头，则是动物园里的猩猩：

笼民，就和动物园里的猩猩一样——这也许正是没有住在笼子里的人对他们的想象吧，基于这种想象，笼民被像动物一样对待。

对于高层人士来说，笼民不是人。

但《笼民》终其全片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笼民也是人，只不过是我们不了解，和我们不同的人而已。他们有权作出选择，有权活下去。”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所有人不都是笼民吗？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一隅，住200平米的大房子也好，住20平米的卧室也好，住2平米的棺材也好，我们都只是一个群体的部分而已——别人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别人。

但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就是需要这些不同群体良性共存，生态平衡啊！

反过来，不管是用高房租逼走年轻白领，还是用整治群租来清理所谓“XX人口”，都是一种直接抹杀一个群体的粗暴思维。

做出这种决定和助推这种现象的人，目的只有一个：让一座城市只留下一个群体。然后美其名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但试问，当一座森林里只剩下食肉动物的时候，它还是森林吗？

当所有抱着北漂梦，有动力闯出一番事业的人被高房租挡在北京之外的时候，北京还是北京吗？

北京折叠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现实世界中，北京折叠的那天就是它的末日。

这才是《笼民》之所以历经25年依然是香港最好的现实主义电影的原因：它没有像《一念无明》或者《踏血寻梅》一样带有对底层人士的主观判断，电影里的每个人都“不惨”，他们都只是活生生的、值得尊重的人而已——这，就是现实。

这部电影，希望每个能够左右北京房租的决策者都看一看。因为你们手里，握着这个城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