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战争电影三部曲（拯救者受害者揭开日本）

日本反战争电影三部曲（拯救者受害者揭开日本）不管我自己会怎样，都想尽力挽救国民的性命。如果由我亲自向国民呼吁比较妥当的话，那我随时都可以站在麦克风前。两部同名电影都强调了“决定命运的一天”，将8月15日作为历史“归零点”，用“最长的一天”来呈现情感的延续，形塑日本人的战争认知观。“终战日”里使用的是中性的“终”字，而非战败的“败”字，避免日本人因战败而产生的耻感，把观众可能的对战败真实原因的追问，引向体验这一历史时刻日本政坛人物的痛苦抉择与“隐忍大义”：电影中，《终战诏书》将“战况日渐恶化”改为“战况不见好转”；向联合国表明日本投降不是因为战败，而是为了“和平”而“终止”战争；主降派并非因为彻底战败不得不降，而是为保全日本“国体”，以图东山再起。电影将日本的可耻战败，编造成裕仁天皇的“明君拯救”。战争是以天皇名义发起的，战争期间，天皇对军队烧杀抢掠的行为纵容默许。但这部电影对此只字未提。长久以来，天皇的形象塑造一直是银幕忌讳，仅用背

日本“原爆电影”刻意突显受难者的平民身分，以图塑造“集体受害”、“无辜受害”的情感和历史认知。而对“谁发动了战争”、“为什么遭受核打击”、“为什么将广岛、长崎作为核打击对象”这样更直接、更本质的历史问题，却置之不问。

日本拍摄的二战电影，除一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歪曲历史事实的影片外，相当数量的电影看似没有否认其战争发动者和战败国的基本事实，并将镜头聚焦于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国民带来的巨大伤害，似乎表达了当代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向往，传递出“永不再战”的意愿。事实上，这类电影回避了对自身侵略罪行的深刻反省，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演绎成抽象的战争与和平的对立，单方面强调自身遭受的战争伤害。如此一来，“帝国”的战败投降，侵略者邪不胜正的穷途末路，被诠释为“自我牺牲”的“大义凛然”；民众的战争创伤，侵略者的自食恶果，被诠释为抽象的“受害体验”。于是乎，侵略者反成为“拯救者”，加害者反成为“受害者”。

假面之一：“拯救者”

1963年，日本文艺春秋社牵头，组织日本战争史专家与原政府官员共同研讨1945年8月15日前后的历史，半藤一利创作的报告文学《日本最长的一天——决定命运的8月15日》引起广泛关注。1967年，日本东宝株式会社以“创立35周年纪念作品”为名，重点扶持投拍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导演原田真人翻拍了同名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描述了1945年8月14日至15日的24小时里，日本内阁与军部、主战派与主降派之间围绕是否投降而展开的拉锯战。最富张力的情节是，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企图破坏裕仁天皇已录制完成的“终战宣言”，进而“改变历史”，“发起保卫国土之圣战”。最终，军事政变失败，8月15日中午“玉音放送”照常播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两部同名电影都强调了“决定命运的一天”，将8月15日作为历史“归零点”，用“最长的一天”来呈现情感的延续，形塑日本人的战争认知观。“终战日”里使用的是中性的“终”字，而非战败的“败”字，避免日本人因战败而产生的耻感，把观众可能的对战败真实原因的追问，引向体验这一历史时刻日本政坛人物的痛苦抉择与“隐忍大义”：电影中，《终战诏书》将“战况日渐恶化”改为“战况不见好转”；向联合国表明日本投降不是因为战败，而是为了“和平”而“终止”战争；主降派并非因为彻底战败不得不降，而是为保全日本“国体”，以图东山再起。电影将日本的可耻战败，编造成裕仁天皇的“明君拯救”。

战争是以天皇名义发起的，战争期间，天皇对军队烧杀抢掠的行为纵容默许。但这部电影对此只字未提。长久以来，天皇的形象塑造一直是银幕忌讳，仅用背影、声音等侧面元素加以替代。2015年版《最长的一天》第一次正向聚焦裕仁天皇，并让形象气质俱佳的人气演员本木雅弘饰演“富有情感力”的天皇，将其刻画为“冷静克制”、“隐忍大义”、竭力“保护”东亚安宁的“和平圣人”。影片中，裕仁天皇表示：当初发动战争，是为了“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而今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体恤天下苍生之命运，希望能够尽早结束战争。如果说以声音传播的《终战诏书》，通过日本古语词晦涩难懂地表达“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电影则是以贴近人物身分气质的台词，开脱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责：

此时此刻，继续战争将导致文化的破坏和全人类的不幸，此结果绝非朕所期望。

如果由我亲自向国民呼吁比较妥当的话，那我随时都可以站在麦克风前。

不管我自己会怎样，都想尽力挽救国民的性命。

对此，日本电影史学家四方田犬彦评论道：“这部电影采用《昭和天皇实录》中的资料，巧妙地运用蒙太奇手法，呈现出一个为了实现和平不惜一切努力、诚实的掌权者形象，电影与书同一年上市，显然并非巧合。原田导演让裕仁天皇登上银幕，反而遮蔽了他的本质，剥夺了观众批判地思考天皇历史角色的机会。”

《日本最长的一天》除洗白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外，还在尽最大可能保护战争罪犯的形象，煞费苦心美化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精神，将战争罪犯塑造成“勇敢坚毅”、有“良知担当”的国家英雄形象。在电影开篇“组阁”片段里，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车上感慨：“如果本土决战的话，樱花也开不了啊！”随后，镜头转向车窗外飘落的樱花，用精致流畅的影像延长银幕情绪，以“樱落”的“寂灭”意象，表达日本内阁对“军事已败”的判断。电影中段，日军高级将领在阁僚会议上自豪地唱起《陆战队之歌》，宣扬“一亿玉碎”精神。影片还着力刻画了“国家英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以其作为战败“后果承担者”剖腹自杀的个人悲剧，艺术化地呈现武士道精神，同时也以“剖腹”本身承载的强烈戏剧冲突与舞台效果，掩盖了对战争罪犯的审判，使他以一己之死将军部的一切罪恶通通“洗白”。

被艺术化手段歪曲的历史事实又是什么呢？《终战诏书》颁布前，已经穷途末路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在负隅顽抗：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表演说，煽动日本国民反抗同盟国，部分战犯开始销毁战争罪证，或是与美国暗通款曲，以所谓“秘密情报”换取政治庇护。然而这些史实都没有进入编导者的“播出视野”，反而传递出日本“不愿”再战、日本不是侵略他国，而是为了维护“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日本媒体将这部电影作为“反战”电影的经典之作，不遗余力地赞美和宣传，更是显露了美化和洗白日本战争罪行的企图。

假面之二：“受害者”

建构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也是所谓宣传“和平”和“反战”电影的核心主题之一。

这类电影往往将镜头对准太平洋战场，因为美军的优势火力给日军造成的惨重伤亡和创伤记忆，不仅为塑造日本的“受害者”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更容易触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电影对于中国等惨遭日军屠戮的国家，或是以“空镜头”、“远景镜头”来虚化呈现，或是展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欣欣向荣”、“亲和相处”。于是，“冲绳战役”、“东京大轰炸”、“西伯利亚的战俘岁月”等日本一直“铭记于心”的惨痛记忆，通过精心编排的银幕再现，将民众的关注焦点从战争罪责导向战争创伤，在潜移默化间完成了日本从战争发动者向战争“受害者”的认知“更新”。

二战期间，广岛是日本的毒气研发基地，负责研制化学武器。邪恶的“731”部队就是拿着广岛研发的产品进行人体实验。在原子弹诞生之前，化学武器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摧毁广岛也就等同于摧毁日军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败为胜的希望。图为广岛核爆遗址的一部分——“原子弹爆炸圆顶屋” 本文作者/ 供图

在这类电影中，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为主题的“原爆电影”最为典型，也最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作为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遭受核打击的国家，“原爆”成为当代日本回望二战、凝聚悲情最大公约数的记忆载体。日本“原爆”类文艺作品的一个主流取向是，突出大部分“原爆”受难者的平民身分，从而塑造“集体受害”、“无辜受害”的情感和历史认知。

描绘柔弱女性的悲惨经历，利用女性故事为宣传点来建立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形象，是日本二战电影中最常见的叙事手法。通过突出柔弱的、需要被保护的女性形象，利用女性的曲折悲惨故事来呈现日本平民遭遇“原爆”的无辜，从而建立日本的“受难者”形象。例如，《梦千代日记》中的梦千代、《黑雨》中的矢须子，均是因“原爆”而患上白血病的“薄命佳人”。在电影中，她们被描述为乐观生活、“没有罪，有德的人物”，却被迫接受了因“原爆”导致的残酷命运。她们被当作“无垢的被害者”，与孩子、教师、学生等人群在战争中“无罪无垢”的形象一样，通过她们的银幕故事，展现了“原爆”的非人道与悲惨性，不仅突出“原爆”大规模、无差别杀戮的特点，更进一步强化日本人是战争“受害者”的印象。

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2014年执导的电影《小小的家》，通过孙代阅读祖代（祖母）的自传，以“普通人”的视角，把观众带入二战时期一个城市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银幕上反复浸濡“原爆”之后，广岛、长崎市民困厄无助的经历。影片运用浪漫的人物情感纠缠和诗意化的银幕符号，将所谓“反思”集中在对战争可怖破坏力的感性抒发，而对“谁发动了战争”、“为什么遭受核打击”、“为什么将广岛、长崎作为核打击对象”这样更直接、更本质的历史问题，却置之不问。须知，二战期间，广岛曾作为日本的陆军大本营和毒气研发基地；长崎则是当时日本工业特别是造船业的重要基地。

近年来，通过各类国际、国内战争祭奠活动，日本官方、社会一直助推“原爆记忆”的“国民化”甚至“国际化”，其对日本民众与国际社会产生的蒙蔽和欺骗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所谓“反战”的真面目

东京审判的潦草收尾，使得战前日本的政治体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在战后日本继续生长。这或许是“日本最长的一天”至今尚未完全“谢幕”的深层原因。

从战争末期叫嚣“一亿玉碎”到战后东久弥宫提出“一亿总忏悔”，日本右翼势力妄图用空泛的“集体忏悔”来“救赎”战争中个体犯下的罪恶。战后，右翼势力还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遗书、战记文学结集出版，广为散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德国，除在柏林专门建立了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亦称“浩劫纪念碑”）外，关于受害犹太人的纪念牌随处可见，人们在犹太人曾居住过的房屋前竖立石碑，写上“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个犹太家庭”以及这个家庭成员的名字。而在日本，不仅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被奉为“英灵”，在靖国神社内享受“供奉”，而且不少乡里村社，为参与侵略战争的本乡战死士兵修建了“慰灵碑”。至于惨遭侵略屠戮的被害者，则与那些加害者一起，被归零为“战争牺牲者”，在暧昧而抽象的“和平祈念”中被强行“超度”。其中的对与错、正义与邪恶、加害与被害等价值判断被强行抽离，进而被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高阶价值判断所蛮横而又隐蔽地替代了。

日本学者石田隆至认为，日本是“无责任社会”，即从战前到战后都没有彻底反省，也没有处罚责任者。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正是在冷战中依靠亲美反苏，逐步获得国内政治和“道义”的合法性，仰仗美国势力，以政治利益进行相互捆绑。伴随苏联解体，左翼政治势力逐渐瓦解，失去了文艺领域的话语权。右翼文化乘势填补空缺，占领舆论阵地，并凭借新的传播媒介（影像）——这种基于互联传播特性和社会矛盾宣泄需求共振造成的传播现象，煽动、诱导民众的“情感右倾化”。2012年，日本右翼小说《永远的零》畅销一时，以“记忆替换”和“家国情感”来粉饰、美化“神风特攻队”，赞扬“为国牺牲的精神”，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热映一时。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积极为本片“站台”，任命小说作者百田尚树（此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日本二战时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为日本放送协会（NHK）经营委员。当公共喉舌的右倾化成为象征符号，也预示日本社会的整体右转。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事实不容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任何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都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国家人民的极大愤慨、严厉谴责、高度警惕。”

近年来，打着所谓消除“战败阴影”、提振“国民精神”的幌子，日本政坛极右翼势力趁机煽动民族主义思潮，争夺政治选票。否认战争罪行、将反省战争罪行视为“自虐史观”的右翼思潮在官方和民间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电影亦成为他们煽动民粹思潮，制造舆论的重要工具。今天的历史记忆已进入“数字影像博弈”时代，日本二战电影通过影像复返“历史现场”实现“情感右倾化”，但其宣扬的所谓“反思”战争与“和平主义”叙事，与真正的反省罪责，不啻南辕北辙。作为目前社会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电影在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不仅要对日本所谓“反战”电影的虚妄性保持充分、清醒的认识，更要牢牢把握“数字影像博弈”的主动权。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陶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