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50年代译制片（电影评介特邀来稿）
老电影50年代译制片（电影评介特邀来稿）苏联电影工作者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不仅表明了新中国是多么地渴望创造全新的电影事业，也展现了要与苏联电影同行加强合作的向往之情。苏联方面为北影厂建设初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苏联电影人小组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使用彩色胶片拍摄了影片和照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实践彩色胶片摄影的苏联电影和图片摄影师弗拉基斯托夫·米可沙（Владислав Микоша Vladislav Mikosha）这样回忆当年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的情形：“我被安排在距离话筒最近的位置，毛主席将要在这个话筒前对中国人民发表重要讲话……在毛主席讲话期间，我不仅摄影了，还拍了几张他的照片。”女，上海人，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纪录片工作室副主任，媒介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国际传播专委会理事，主要从事俄罗斯电影、泰国电影、电影美学、纪录片及传播研究。译者简介194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
作者简介
［俄］谢尔盖·卡普捷列夫
男，俄罗斯人，俄罗斯国立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高级研究员，美国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电影学系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和前苏联电影、美国电影、电影剪辑和声音、电影政策和传播研究。
沙扬
女，上海人，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纪录片工作室副主任，媒介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国际传播专委会理事，主要从事俄罗斯电影、泰国电影、电影美学、纪录片及传播研究。
译者简介
194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厂”）成立，很快北影厂就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代表。
苏联方面为北影厂建设初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苏联电影人小组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使用彩色胶片拍摄了影片和照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实践彩色胶片摄影的苏联电影和图片摄影师弗拉基斯托夫·米可沙（Владислав Микоша Vladislav Mikosha）这样回忆当年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的情形：“我被安排在距离话筒最近的位置，毛主席将要在这个话筒前对中国人民发表重要讲话……在毛主席讲话期间，我不仅摄影了，还拍了几张他的照片。”
苏联电影工作者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不仅表明了新中国是多么地渴望创造全新的电影事业，也展现了要与苏联电影同行加强合作的向往之情。
在即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协助制作有关新中国的电影。作为回应，苏联领导层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关于拍摄纪录片的提议，并指示苏联电影主管部门从1949年开始着手拍摄有关中国的彩色电影。
莫斯科方面给毛泽东主席发送了一封传递上述信息的电报，同时也给专门负责与毛主席联系的斯大林私人代表伊万·科瓦廖夫（Иван Ковалёв Ivan Kovalev）发了一封信。两组苏联电影工作者将被派往中国，一组是在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Сергей Герасимов Sergei Gerasimov）的带领下，拍摄一部有关新中国生活的纪实长片，另一组是在导演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Леонид Варламов Leonid Varlamov）的带领下，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胜利的长片。这两部电影相辅相成，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将使用彩色胶片摄制。
格拉西莫夫有拍摄剧情片的经验。1948年，由他执导的电影《青年近卫军》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44年至1946年期间领导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ЦСДФ，TSSDF），格拉西莫夫当时是作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拍片的。该厂以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命名，专门摄制儿童和青少年影片。瓦尔拉莫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纪录片导演，他执导了包括《莫斯科城下粉碎德寇》（1942）和《斯大林格勒》（1943）等在内的二次大战重要纪录片。他在当时代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赴中国拍摄。
中央电影局指派北影厂与苏联方面合作拍摄这两部电影。当时，袁牧之是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本人曾于二战期间到苏联工作。这项安排旨在确保中国电影工作者共同参与影片摄制。
著名作家、翻译家周立波，摄影师苏河清参加了格拉西莫夫的摄制组。格拉西莫夫要拍摄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特别要表现为了消除文盲和恢复被摧毁的经济所作的努力，也要拍摄1950年2月14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彩色胶片是影片《解放了的中国》的一大亮点。20世纪40年代起，色彩成为苏联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对二战赔偿之后，高质量的德国彩色胶片——爱克发多层胶片（“ DS-1”）的生产被苏联接收，并于1947年开始在苏联投入量产。该胶片已在1945年被用来拍摄当时最重要的苏联纪录片《胜利大游行》。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种胶片仍然具有洗印处理程序简便的优点。
1949年《解放了的中国》拍摄现场
时至今日，《解放了的中国》绝大部分的拷贝都是黑白胶片，也有少量彩色拷贝。为中国制作的彩色拷贝是在莫斯科电影厂彩色片印刷车间和列宁格勒电影厂洗印的。
俄罗斯国家影视资料档案馆存有大量（将近46 000英尺）没有成卷的彩色胶片（其中包括1949年10月1日由苏联电影工作者拍摄的胶片）。这些胶片都被用于格拉西莫夫的影片，当然也被瓦尔拉莫夫及联合导演伊万·鲁金斯基（Иван Лукинский Ivan Lukinsky）拍摄的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所使用。上文提及过，《中国人民的胜利》讲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这部电影是彩色的，在档案目录中也标注为彩色片。但据我们所知，它在1950年以黑白片的版本广泛发行（《解放了的中国》也在同时以黑白片的版本发行）。
《中国人民的胜利》可以定义为艺术纪录片——这是战后苏联发展的一种电影类型，即在演员的参与下再现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首屈一指的纪录片导演，瓦尔拉莫夫不仅使用纪实素材，还通过搬演的方式重构军事战斗和其他事件。但他并不用这种故事片的拍摄方法来展现单个演员的活动（在苏联这种方法常被用来展现战争纪录片中普通士兵的生活和司令部会议等一般场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参与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大型战争场面的拍摄。
瓦尔拉莫夫和鲁金斯基导演既用非虚构的手法，也用虚构的手法。虽然他们最终呈现的影片比格拉西莫夫的影片更接近故事片（由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拍摄故事片为主，《解放了的中国》被归入故事片一类存档），但瓦尔拉莫夫一直坚持的是拍纪录片的理念，《斯大林格勒》就生动地展现了这种拍摄理念。
瓦尔拉莫夫在中国的摄制组共有17名摄影师，其中许多人（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弗拉基斯拉夫·米可沙）具有丰富的战争场面的拍摄经验。用瓦尔拉莫夫的话来说，在中国拍摄期间“有一名苏联摄影师必须在-40°严寒中拍摄，而另一名摄影师则必须在热带地区的高温中拍摄”。协助苏联电影人一起拍摄的6名中国同事都来自北影厂。根据瓦尔拉莫夫的回忆，这些中国同行“对祖国的历史和习俗非常了解，对爱国战士的心理理解得很深刻”。
以中苏两国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的彩色胶片素材为基础， 1950年，苏联与北影厂联合发行了四部短片：《新北京》，由纪录片导演伊琳娜·塞特基纳（Ирина Сеткина Irina Setkina）与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联合导演，《在新上海》《长江沿岸》《中国南方》等3部由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和伊万·鲁金斯基执导。这4部影片很短，但片中所表现的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旅程引人入胜，很好地记录下了新中国当时的生活气息和新社会的面貌。
1951年，包括中国文化学者在内的影片《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创作者从苏联驻华大使尼古拉·罗申（Николай Рощин Nikolai Roshchin）手中接过了斯大林一等奖。《中国人民的胜利》解说词由苏联诗人、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Konstantin Simonov ）撰写。中国作家刘白羽担任该片的文学顾问。他于1950年作为中国文学小组的成员到莫斯科参与影片制作。
1952年2月，由谢尔盖·尤特科维奇（Сергей Юткевич Sergei Yutkevich）执导的彩色故事片《普尔热瓦尔斯基（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Przhevalsky）》上映。该片讲述了曾来过中国的俄国地理学家、物种学家和旅行家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故事。尤特科维奇于1938年导演了著名的革命历史电影《带枪的人》。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描写俄罗斯文化杰出人物的苏联传记片之一。与当时的其他许多电影不同，该片将关注点放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期间访问的不同地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色彩的表现力也是该片的着力点。该片把表现亚洲各地的风景作为首要任务。该片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由于影片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发生在中国，其摄制也得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支持。
北影厂的摄影师帮助《普尔热瓦尔斯基》剧组进行实地拍摄（前后19次历险拍摄，包括哈尔滨的黄海沿岸和大同的佛教洞穴）和置景。有几位中国电影演员参加演出，若干中国戏曲演员和中国民乐演奏家也参加了本片的演出。片中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最令人难忘的电影场景之一。
中国电影和文化工作者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贡献不可低估——他们的工作使这部斯大林后期出品的苏联电影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真实面貌，并向苏联观众展示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然而，尽管《普尔热瓦尔斯基》对普通中国人怀着非常积极的态度，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北影厂和中国艺术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部电影并没有在中国发行：（原因是）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中国封建历史太过详细（尽管很关键）的展示可能会在中国引起批评。
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彩色胶片必须送到苏联进行洗印，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彩色电影的独立发展。况且，北影厂的摄影师已经在与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合作中获得了经验。事情的发展应该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了。
由此，中苏在电影合作领域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篇章告一段落。
编辑：曹洪刚
编审：曾 珍
来源：《电影评介》2019年第23-2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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