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居电视剧分集剧情：电视剧心居启示录

心居电视剧分集剧情：电视剧心居启示录　　这是什么缘由呢？思之良久，觉得《心居》镜头聚焦于“中间人物”是对的，但统观全剧，所有人物均往来于“灰色地带”，似乎缺少像《人世间》中的周秉义那样的居于精神高地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为民的角色设置（当然，《人世间》中还有郝省长、曲书记等人物形象共同铸就了全剧的精神高地）来引领价值取向，给观众以满满的精神正能量。不是说，《心居》中必须增设类似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是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应努力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用理想光彩照亮现实道路。至少，像冯晓琴、顾清俞这种人物形象，从“灰色地带”向光明前景驱动的正能量，似应强化。这并非硬要人为地拔高她们，而是应当努力把作家、艺术家对时代精神和历史走向高屋建瓴的把握，适度而又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人物形象的精雕细琢之中。同时，《心居》中也缺失了像《人世间》中如腐败堕落的姚立松这样的反面人物形象起震撼心灵的警示作用。人生和事物

电视剧《心居》海报

　　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58集电视剧《人世间》之后，35集电视剧《心居》在上海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同时播出也引起了观众热议。好评如潮，主要是肯定作品触及现实生活真实，“接地气”“有生气”“扬正气”，艺术细节生动感人，演员海清、童瑶等演技高超；也有观众在网上批评作品格调不高，描写的男女人物都是“错爱”，甚至指责“三观不正”。一部电视剧热播热议、引起争鸣，乃是好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就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之正道。在我看来，《心居》在创作上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心居》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同样是由滕华涛导演的另一部引起过争议的电视剧作品《蜗居》。由《蜗居》而《心居》，其间价值追求上的升华，显而易见。“蜗居”者，身安之处简陋狭小也；“心居”者，心安之处是吾乡也。前者重指物质，后者意指精神。这就从题旨上点明了两部作品不同的价值取向。应当承认，这两部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描写都是真实的，都是可归于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分析文艺作品的审美档次时所讲到的第一层次，即“事之法天”。但真实虽为审美创作的基础，却不是审美创造的一切和最高目标，因为一味求真而失去了善与美，即坠入了自然主义泥潭。所以，钱钟书先生才进而说，审美创造的较高档次是在“事之法天”的基础上“定之胜天”，即对“事之法天”的真实进行审美褒贬，做出道德是非评判以求善；再进而在“事之法天”求真和“定之胜天”求善的基础上做到“心之通天”求美，即令作家、艺术家创作主体“心”的审美理想与客体“天”相通合一，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唯其如此，当年我曾善意指出，《蜗居》的失误不在于失真，而在于对为求摆脱“蜗居”物质困境住进豪宅别墅、不惜丧失精神道德底线、背叛爱情、甘当第三者、委身于权贵的海藻，注入了不应注入的同情和理解，从而缺失了必要的审美道德批判，既未“定之胜天”，更未“心之通天”。而今的《心居》则不同了。海清饰演的主人公冯晓琴与童瑶饰演的顾清俞围绕着“心居”的矛盾纠葛，既真实呈现了她们直面人生的心灵轨迹，又真实揭示了她们坚韧执着、向善向美的不懈追求。只消对照一下《蜗居》的主题歌《我想要这一种幸福》与《心居》的主题歌《此心安处即吾乡》，其思想品位与审美格调的高下，何其分明。论作品的思想品位与审美格调，《心居》确实远甚于《蜗居》。由此也可见导演滕华涛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可喜进步与跨越。

　　《心居》以成功的创作实践的启示之二，是应当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为“中间人物论”正名。滕华涛关于顾清俞的人物小传有段话写得很有哲理：“生活不是非黑即白。”“我不认同你，甚至不能原谅你，但我却开始懂你了。”“坚守与妥协，分歧与共识，有时并非矛盾。存在未必合理，但往往合情。那些一言难尽的灰色地带，或许才是真正的人生。”《心居》中的所有人物，除双女主角冯晓琴与顾清俞外，顾士宏、顾磊、冯茜茜、展翔、施源、苏望娣、葛玥等，都既非英雄，亦非坏人。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中间人物”即“芸芸众生”。正是这些“中间人物”，撑起了35集大剧《心居》。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文坛理论批评界的一场不小的风波。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文艺理论家、作家邵荃麟在讨论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这一中间人物形象时提出：文艺创作在塑造英雄典型形象和反面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应注重描写“中间人物”即“芸芸众生”，因为“两头小、中间大，他们，中间人物是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比较少”。这本来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作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的论述精神的，也得到了周扬、田汉、林默涵等的赞同。但后来在林彪、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中间人物论”却被定为“黑八论”之一，横遭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盛行，文艺事业陷入百花凋零。

　　现在《心居》再次雄辩证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既要讴歌塑造好英雄典型、鞭挞刻画好反面典型，也要理直气壮地为大量存在的中间人物谱写心灵变迁史。这样，才是全面辩证地把握生活、才是完整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冯晓琴这位从安徽嫁到上海来的媳妇，渴望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居”，并没有错。她为人儿媳、为人妻、为人母，在顾家勤劳奔忙、忍辱负重。丈夫顾磊意外身亡后，一度彷徨，但很快在新时代的生活氛围中找到自己直面人生的坐标——先是送外卖，后是取得展翔投资在社区创立养老院，在事业上不断进取。在感情上，她在共同创业中日渐默默地对展翔生情，展翔却始终不渝地忠情于顾清俞，而丁远志单相思于她，终未成正果。她算不得是一位事业有成、爱情完满的典型形象，最终婉拒顾清俞资助而全靠自食其力筑就的“心居”，也只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决非“蜗居”而心安则矣！但这个艺术形象蕴含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却不容小觑，她对芸芸众生和普通观众的人生启迪意义不可小视。顾清俞形象貌似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情感生活上却有些痴情到幼稚可笑。她对儿时“白马王子”的痴恋虽有点可爱，但太远离现实。她对施源的因旧情复萌“闪婚”和因现实严酷“离婚”，恐怕会给有过类似人生坎坷的普通观众以人生启悟。至于顾磊、冯茜茜、展翔、施源、葛玥诸多形象，个性鲜明，遭际迥异，皆非英雄，均属中间人物，但哪一个的人生经历和心灵轨迹不带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不让人多少能照见自己的身影和灵魂呢？

　　所以，《心居》的创作实践启示文艺创作界：把镜头聚焦于英雄典型与反面人物的同时，万万不要忘了也须对准大量存在的中间人物。《心居》还启示文艺理论批评界：理应对如“中间人物论”这样曾被错批了的正确的理论主张，旗帜鲜明地逐一梳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更加健康繁荣。

　　观罢《心居》，还自然联想起刚热播的《人世间》来。毋庸否认，两剧都拨动了广大观众审美神经的敏感地带，从而激起了社会的情感共鸣。但是，两相比较，似乎又觉得《心居》对时代、对社会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作品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文化意蕴的厚度，较之于《人世间》略显逊色。

　　这是什么缘由呢？思之良久，觉得《心居》镜头聚焦于“中间人物”是对的，但统观全剧，所有人物均往来于“灰色地带”，似乎缺少像《人世间》中的周秉义那样的居于精神高地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为民的角色设置（当然，《人世间》中还有郝省长、曲书记等人物形象共同铸就了全剧的精神高地）来引领价值取向，给观众以满满的精神正能量。不是说，《心居》中必须增设类似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是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应努力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用理想光彩照亮现实道路。至少，像冯晓琴、顾清俞这种人物形象，从“灰色地带”向光明前景驱动的正能量，似应强化。这并非硬要人为地拔高她们，而是应当努力把作家、艺术家对时代精神和历史走向高屋建瓴的把握，适度而又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人物形象的精雕细琢之中。同时，《心居》中也缺失了像《人世间》中如腐败堕落的姚立松这样的反面人物形象起震撼心灵的警示作用。人生和事物都是在两极比较和中间过渡中揭示真谛的，这是审美创造的高峰要求。难，但必须知难而进。

　　《心居》的创作实践，实际上又从哲学层面的创作思维上启示我们：务必摒弃过去曾长期制约和影响创作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不左就右、单向取值的创作思维，要么只强调塑造英雄典型和反面人物，要么沉醉于描写“灰色地带”的中间人物，而排斥英雄典型的引领作用和反面人物的警示作用；务必学会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完整地把握审美对象，攀登创作高峰。这种哲学层面创作思维的转变，是最根本的变革，对促进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健康繁荣，至关重要。这便是《心居》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仲呈祥，著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