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电影在大连拍摄（大连有没有电影悬崖之上的故事）
有什么电影在大连拍摄（大连有没有电影悬崖之上的故事）（一）沈得龙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1940年7月苏联红军参谋本部派中共党员沈得龙来大连建立地下电台。1943年10月2日，沈得龙电台被日本当局破获。ll月末，沈得龙等4人被押往哈尔滨731部队，被活体解剖杀害。背景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与“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在大连的传播，中共早期派到大连的党员活动， 1926年1月15日，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建立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27年7月，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由1个支部9名党员发展到23个支部230多名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三次遭到日本统治当局的破坏，先后有2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多人英勇牺牲。抗日战争伊始，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日本彻底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胶东大连支部担负起领导大连人民抗日斗争的重担。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大连分会中的党组织，及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等多头派遣的抗日情报站、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织
电影《悬崖之上》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就已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最终光荣完成使命的故事。
电影悬崖之上剧照
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为，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支部，对此给予坚决地支持，并同以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共产国际密切合作，派出一批中共党员进行国际反法西斯情报工作。
电影故事背景设定为哈尔滨。同样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织在大连活动时间较长，工作卓有成绩，为大连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历史贡献。大连设立国际反法西斯秘密电台的沈得龙、刘逢川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背景
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与“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在大连的传播，中共早期派到大连的党员活动， 1926年1月15日，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建立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27年7月，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由1个支部9名党员发展到23个支部230多名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三次遭到日本统治当局的破坏，先后有2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多人英勇牺牲。抗日战争伊始，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日本彻底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胶东大连支部担负起领导大连人民抗日斗争的重担。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大连分会中的党组织，及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等多头派遣的抗日情报站、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织在大连活动时间较长，工作卓有成绩，为大连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历史贡献。
故事一
1940年7月苏联红军参谋本部派中共党员沈得龙来大连建立地下电台。1943年10月2日，沈得龙电台被日本当局破获。ll月末，沈得龙等4人被押往哈尔滨731部队，被活体解剖杀害。
（一）沈得龙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
1938年，号称拥有“百万精兵”的日本关东军在中苏接壤的边境不断挑衅，使日苏关系紧张。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 战胜中苏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苏联决定在中国的日本占领 区建立地下情报机构，以便于掌握日军情况，准备日苏开战时痛击敌人。 同年10月，经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同意，苏联红军参谋本部从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应届毕业的中共党员中挑选一批人，送入设在莫斯科郊区卡斯尼克夫西北部草原上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经过一年培训，使这些人掌握了架设无线电台和收发报的技术。1939年末，把这些人集中于苏联红军参谋本部，学习有关情报工作知识。1940年 3月，把他们分别派遣到中国境内日本占领区。沈得龙就是其中的一位。
沈得龙，又名李庆春、陈远、李成华 朝鲜族人，出生于吉林省饶河县。母亲被日军杀害后，他参加了朝鲜独立军，192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3年加人东北抗日人民革命军，1934年12月，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40年3月 27日，沈得龙从莫斯科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兰州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授予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尉军衔，又经西安到达延安，与中共中央社会部取得了联系。同年6月，在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的公安人员护送下到冀中区党委。冀中区党委派交通员常宝珍与 他同行7个月，于1941年1月到达天津。天津的地下交通员王耀轩给他办理了进人伪满洲国的手续。2月10日，沈得龙独自乘火车经山海关、沈阳到达哈尔滨，与苏联领事馆接上关系。同年5月 15日，苏联领事安排沈得龙到大连开展反法西斯情报工作。
沈得龙和妻子的合影
1941年7月16日，沈得龙同在沈阳结识的有照相技术的李振声一起乘火车抵大连，准备以经营照相馆为掩护，设立国际反法西斯秘密电台，他们先后隐居“裕通旅馆”和武藏町（今文林街）、由家村等地，但都觉得不适宜作为情报机关的地址，最后选中中了黑石礁高砂町 153番地（今沙河口区黑石礁西村198号）的一幢房子。这里位于黑石礁电车终点站附近，来往人员多，便于掩护到照相馆联络的同志；而且此处以南的沿海风光秀丽，多有日伪官员别墅，平日里有日军把守，是个易于被敌人忽视的“灯下黑”地带。于是沈得龙、李振声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花费伪满币1万多元，在此处办起“兴亚照相馆”，于12月20日正式开业。
1941年12月30日晚，等候在旅顺南路栾金村拐角处的沈得龙，按照预先联络信号，乘坐苏联领事馆小汽车，进入大广场(今中山广场)苏联领事馆。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交给沈得龙一张绘有埋藏收发报机地址的草图，并指令他在短时间内将机器取出，架设安装好，争取早日与苏联中央局取得联系。
1942年2月8日晚10时，沈得龙、李振声各骑一辆自行车 带着锹、镐，到埋藏收发报机地点，把分藏两处的无线电器材完整无损地挖了出来，带回黑石礁的“兴亚照相馆”。
当夜，他俩即把电台组装起来，放置在李振声寝室的炕洞里。同年3月30日，沈得龙在苏联驻大连领事馆学会了电台操作方法和维修技术，掌握了电台的功率、性能等。回到“兴亚照相馆”之后，他与李振声经过儿次调试，终于在4月14日试机成功。当晚，他们向苏联中央局汇报了设立电台的工作情况。从此，每周二、五的午夜1时30分，便有一道道红色电波从日本关东州的大连传送到遥远的苏联。
自电台建立至1942年10 月2日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沈得龙、李振声先后向苏联中央局发送了大连、沈阳、本溪县的日军调动情报；大连码头仓库和周水子日本关东陆军仓库军需品的数量及存放情报；日本兵源枯竭，在关东州实施《朝鲜人征兵制》，将朝鲜人姓名改为日本人姓名征兵人伍的情报；日军正在修建从大连火车站到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地下通道，以备防空的情报，等等。其间，他们还从电台里接受了苏联中央局的多次指令。诸如：在日苏开战之前，如何扩大情报网；日苏开战之后，如何发动群众，组织工人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何协同苏军作战，解放中国东北；等等。
沈得龙还在大连、奉天、本溪、天津等地发展7人为情报员，组建了一个情报网。为了破坏秘密电台，日本关东局和关东州厅调兵遣将，纠集一大批军、宪、警、特人员，四处侦察电台的位置和活动情况。
1942年6月上旬，驻在伪满新京(今长春)的目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大连派出以小松少佐为首的“八六部队无线电搜索班”十余人，伙同大连日本宪兵队，对“潜入大连的无线电报人员进行侦察”。经过3个多月的测试、跟踪、搜查，“八六部队无线电搜索班”侦知秘密电台位于大连市区的西部，后又通过分片拉闸停电的手段，测定电台设在黑石礁一带。
同年9月1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下达第373号密令：“加紧侦察 秘密扣留”。1942年10月1日晚10时，大连日本宪兵队长率领50多名宪兵和“八六部队无线电搜索班”的十余人，分乘两辆大卡车，从大连日本宪兵队出发，驶至星个浦公园（今星海公园）正门， 按照行动前划分的逮捕组、搜查组、侦察组、警卫组等潜伏到黑石礁，并封锁交通，包围了这片“危险地带”。10月2日凌晨1时30分 “八六部队无线电搜索班”捕捉到秘密电台讯号。
50多名日本宪兵在他们的引导下，跟踪追寻，逐步地缩小包围圈。 凌晨2时37分，他们砸开“兴亚照相馆”的店门，闯进屋内，直奔楼上，将正在拍发电报的沈得龙及其助手李振声逮捕，抄出无线电台一部，密码本和有关的器材、书信若干件，并逮捕了沈与李的妻子和照相馆的学徒李文化、邻居高炳玉等十余人。接着日本宪兵队在大连、天津、北京、沈阳、本溪等地先后逮捕关涉人员总计 21名，其中男18人，女3人。被捕人员都被拘押在大连日本宪兵队，遭受严刑拷打。1943年11月末，沈得龙、王学年、李忠等4人被日本军从大连压往哈尔滨“731”石井细菌部队，被残忍地当做活体解刨试验惨遭杀害。
故事二
1942年6月，由中共中央社会部和苏联驻延安情报机构联合派遣的刘逢川（共产党员）、何汉清电台小组来大连从事情报工作。1944年12月3日，电台被日本宪兵队侦破。1945年8月 16日，刘逢川、何汉清被杀害于旅顺监狱。
（二）刘逢川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
1941年8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和苏联驻延安谍报机构联合派遣刘逢川与何汉清结成一个情报组，到大连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站，接受苏联驻大连领事馆的领导；刘逢川为情报组负责人。
刘逢川
刘逢川，化名刘祥，1909年出生于于山东省牟平县初家镇于家坦村。小学毕业后，在家乡找不到工作，于1926 年闯关东到大连，在海光堂裱具店学徒5年。1930 年，他因不堪日本女老板的凌辱，愤然辞职返乡。
1931年1月，他考入东北骑兵第三师军事教导队，“九一八”事变后，跟随张学良部队到西北，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进入延安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以共产国际名义开办的延安特工训练班学习。
何汉清，化名王荣义，1921年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1937年到汉口市邵定舆翻砂场学徒，1938年在武汉市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军，进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前加入中国 共产党，被推荐到延安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41年7月毕业，中共中央社会部派他和刘逢川到大连开展国际反法西斯情报工作，并任命他为报务员，负责收发电报，与在苏联境内的指令局进行无线电联络。
刘逢川、何汉清接受指令后，首先到第十八集团军驻延安总兵站递交了介绍信，领取了一二〇师贺龙师长签发的通行证和经由路线指示图，由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米脂等地 ，来到陕甘宁边区东北角的葭县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同年9月中旬到河 进入山西境内。同年9月中旬到达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兴县，化装潜人敌占区。他俩采取与敌人“提迷藏”的方法，三渡黄河，几经周折，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5月之后，于1942年3月到达刘逢川阔别10年的山东老家。刘逢川托人从牟平县警察署办理了《居住证明》取得牟平县合法居民身份，又设法弄到伪华北劳工协会发的《出国劳证》 以此作为潜人日本关东州——大连的通行证。何汉清湖北乡音重，刘、何结伴同行可能引起日本 察怀疑。刘逢川遂托人把何汉清安置在烟台打零工，等待他的命令。刘逢川扮成苦力，单身前往关东州。
1942年6月 15日清晨，刘逢川乘烟台——大连客运班抵达大连港 ，暂住小岗子日新街“泰丰东”酱园他的外甥孙振富处。
7月1日中午12 时，刘逢川装扮成商人，坐在大广场（今址中山广场）正中央的长条椅上，右脚不系鞋带，手里拿着用白色手帕包着的糕点作为接头信号。这是按照在延安出发前的指令，坐在这里“亮相”，以便让苏联驻大连领事馆情报人员知道他已经来到大连并认识他的面容。
半个月后，即7月15日晚9时，刘逢川在大连放送局东侧的马路上（今东北路）与苏联领事馆情报人员接上头并乘领事馆轿车进人苏联领事馆与苏联领事彼德·赛米约诺维奇·彼德罗夫（以下简称彼德罗夫）、一等秘书德米特·约特罗维奇·卡利莫夫（以下简称卡利莫夫）接上头。彼德罗夫交给刘逢川1万元日币，让他开设一个商店，建立长期隐蔽点，立足稳定后，可以让家属与何汉清来大连。
1942年8月，刘逢川乘其外甥回山东领媳妇来大连之机，托他将自己的妻子雷玉莲、儿子刘庆杰和在烟台浴池打零工的何汉清一同带到大连。同年9月，刘逢川介绍侄女刘庆英与何汉清结婚，以便长期隐蔽，建立职业掩护点。他与何汉清先后两次与人合伙开商店做买卖，都因日本在大连实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和“配给制”而失败。此后他进人大连惠比须町九十二番地（今址黄河路69号）的泰阳堂裱具店当店员，重操他十年前大连做过的给日本人家糊纸拉门，缝制木屐带、草垫子的旧业。
1943年 11月下旬，何汉清在黑石礁黑石町 212番地租到一处地势较高的房子，周围百米之内，只有两户居民，便于收发报工作。彼德罗夫同意在这里架设电台。
1944年6月1日晚9时，彼德罗夫在大连圣德公园（今中山公园）与刘逢川进行第八次接头，向刘逢川正式下达开始搜集日本情报的指令，要刘逢川尽快制订出详细工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要把甘井子“满洲石油株式会社”作为重点情报对象之一。彼德罗夫还向刘逢川指出：一旦苏联对日宣战，苏联领事馆人员即可能被日方拘留，到那时，刘逢川、何汉清必须承担起一切工作责任。
根据彼德罗夫的指令，刘逢川在详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近期情报工作计划。
其侦察要点是: （1）甘井子地区满化、满曹、大连矿业株式会社（大连石灰石矿前身）)。大连进和株式会社（大连钢厂前身）；调查内容是:工厂状况、产品及销路、生产数量、生产方式、机械设备情况、原材料来源、职工数量等。
（2）周水子、南关岭地区。 调查目标是周水子火车站和南关岭火车站；调查内容是：“火车运送物资的种类和数量，日本兵员、兵器和其他军需物资的调拨情况、客车的运行情况等。
（3）码头地区。调查的目标和内容是：“码头设施、码头与满铁之间的联运、船舶出人港等情况。工作计划还提出:“发展二至三名情报人员，组成组成一个情报组，逐步在上述地区建立起情报网。”之后，刘逢川和何汉清积极付诸实践。他们通过查阅大量公开发行的各种报刊资料，在重点调查目标内交朋友，亲自到目标现场实地勘察，利用职业掩护进行侦察等方法，秘密开展活动。
刘逢川亲自到周水子火车站和大连码头，侦察日军运送兵员和物资的情况。何汉清利用工作之机，搜集到有关大连船厂的职工人数、设施、修造船能力、新船下水等情报。 刘逢川和何汉清获得的情报最初是由刘逢川进行整理，写在特制的卡片上，在与彼德罗夫接头时当面交给他，或者将卡片装入特制的金属盒中埋入指定地点，苏联领事馆情报人员去取。一时尚未送出的情报材料，藏在刘逢川住处火炕表面的一块活动的瓷砖下面。
1944年9月20日午夜，何汉清按照彼德罗夫的指令，在大连第二中学（大连卫生学校）前面的马路上等待接头。
彼德罗夫的小汽车驶到面前，他迅速跳上车，随车进入苏联领事馆，在这里住了4天4 夜，学会了哲克式收发报机的操作要领和《无线电工作大纲》。9月24日深夜，彼德罗夫用小汽车将何汉清连人带机器送出苏联领事馆。日夜在苏联领事外面监视的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的汽车随即跟踪上来。
小汽车接近预定的刘逢川接应地点时，彼德罗夫命令司机高速前进，拐过一个街角，突然刹车，何汉清怀抱收发报机飞速跳出车门，隐蔽进小胡同，小汽车随即打开前照灯继续快速前进。日本警察跟踪车追过街角，没发现上述情况，仍然紧追前面飞驶的苏联领事馆小汽车。何汉清在刘逢川的接应下 安全回到黑石礁的秘密电台工作站。
I944年10月12日，何汉清接到通过刘逢川下达的彼德罗夫的指令：10月15日午夜苏联指令局进行第一次无线电联络。届时，何汉清让妻子刘庆英到屋外放哨。他戴上耳机 打开收发报机开关，捕捉到苏联指令局呼叫信号。他迅速向指令局回答了自己的呼叫信号，第一次联络很快顺利结束。从10月15日开始，何汉清先后成功地进行了39次收发报。
从 1944年6月1日开始，在半年时间里，刘逢川和何汉清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日本情报。其主要内容有：
（1）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的石油生产储存情况；
（2）大连船渠工厂的从业人员情况、执勤队数量；
（3）大连船渠工厂的船舶建造能力；
(4)甘井子地区各工厂名称和经营情况；
（5）甘井子地区略图；
（6）寺儿沟地区高射炮的架设位置；
（7）关东军实行非常物资回收情况；
（8）大连船渠工厂日本职员应征进人海军情况；
（9）大连码头出入船只及货物装卸情况；
（10）大连船渠工厂新建船只的名称、吨位、下水情况；
（11）东亚纺织厂的职工数量及经营状况；
（12）从鞍山方面运来的钢铁和向鞍山方面运送废铁情况；
（13）驻扎在熊岳城附近的日本军队的宿营情况；
（14）大连市内物资供应不足和黑市现状。以上情报，涉及日本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机密。其中有些情报，刘逢川以书面报告给彼德罗夫；有些情报，何汉清以电讯报告给苏联指令局。
关东州厅警察部利用“电波探知机”，在星浦附近破获“沈得龙”电台后，日大连递信局便根据日本关东局发布的“以外国公使馆为中心的防谍对策强化要点”规定，从未间断对大连地区空中可疑电波的监听搜索。
1944年10月15日午夜，大连递信局“电波探知机”截获何汉清第一次与苏联指令局进行无线电联络的呼叫信号，以后又连续截获两次。大连递信局遂在星浦、赛马场、净水场等地设置3个特别测定班，通过分片拉电闸监听搜索的方法，终于探知了刘逢川、何汉清秘密电台的大体方位。
10月23日，关东州厅警察部接到大连递信局关于“发现可疑电台”的报告，组成“官民联合特别监视班” 加强对大连西部地区的空中搜索。11月23日，大连递信局测定目标集中到黑石礁以西的山地里。11月30日零时45分，根据截获的呼叫信号，最后断定秘密电台就设在黑石町212番地的住屋之中，并根据这个秘密电台收发报的规律，判断出其下次联络日期，决定届时采取逮捕行动。
1944年12月3日晚8时，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潮海辰亥同关东递信署监督部长、电信官员和技术员等密谋行动方案。当晚10时，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长中岛茂带领50余名日本警察携带“电波探知机”，分乘两辆汽车，向黑石礁方向扑去。午夜12时，何汉清按照预定时间走进电台工作室，12时40分，通讯结束。就在他要关闭收发报机的瞬间，随着“砰砰”的砸门声 十多名日本警察蜂拥而人，将何汉清逮捕。从其住处搜查到的信件和情报上得知刘逢川的住址，立即派出一支小分队，乘汽车到岭前包围了长春台57 番地刘逢川的住宅，破窗而入，将刘逢川逮捕。
同时，还逮捕了何汉清的妻子刘庆英、小女儿何萍、岳母孙凤兰、妻弟刘庆明、刘逢川的妻子雷玉莲、儿子刘庆杰、外甥孙振富、泰阳堂裱具店经理刘庆泰，刘逢川的邻居、介绍门何汉清到大连船渠工厂务工的常唯尊等人。4天后，何汉清的妻兄刘庆仪，也被在何汉清家中“蹲坑”的特务逮捕。
狱中，刘逢川、何汉清遭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为表达革命信念，刘逢川春节在狱中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新旧年过在狱中，艰苦常羡烈士风，至死不屈英雄志，革命旗帜旋鲜明。”
194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长中岛茂在对他们“量刑”问题提出意见的报告中写道“刘逢川、何汉清均系中共党员 他们断定，中华民族革命之完成，必须依靠苏联的帮助，必须从中国领土赶走日本帝国，进而消灭日本帝国 此外别无他途。他们以日苏开战和 中共总反攻为目的，图谋扩充情报基地，其秘密活动已日趋积极。
因此，便处于激烈战局中的我帝国蒙受的打击实在不难想象。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至今尚无任何反省悔的表示。对待此等采取敌视活动的分子，按其情理则毫无减刑的余地，判处极刑则是最为适当的”。O8月16日，即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电影中“乌特拉”已然到来）的第二天中午，然而刘逢川、何汉清被从大连岭前监狱押送到旅顺监狱。旅顺刑务所所长田子仁郎没有顾得上逐项执行“宣判”程序，便匆忙“宣布”对他俩“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刘逢川、何汉清在旅顺刑务所绞刑架上英勇就义。
关东州当局在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仍屠杀抗日志土，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残忍和无耻。1945年8月22日，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进驻旅顺、大连。饱尝日本40年残酷统治之苦的大连人民从此获得解放。
审判！审判！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名单。参照当时国际法的相关规定，107名日本战犯被提起公诉，若按其罪行大小处理，最终对45名判处刑罚。那些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最终迎来了正义的审判！
1956年6月9日，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第一案首次开庭。
被告人鹈野晋太郎等战犯在法庭上跪地请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