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展有两百年的历史(电影120周年之十大电影运动)
电影发展有两百年的历史(电影120周年之十大电影运动)伤痕文艺的批评性是温和的,虽然苦情但并不必然导向绝望,没有与政治现实完全脱节。以伤痕文学为蓝本创作的电影在80年代影响力极大,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是口碑最佳的作品之一。80年代初,动乱平复,文化领域迎来了新的“百花齐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十年动乱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利用文字重新审视并未远去的历史,作家们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弥合过去、同时重头再来的能量。最终,情感成了这种依托。而90年代末的丹麦Dogma 95运动则成为继法国新浪潮运动之后,欧洲最有“自我意识”的电影运动。内地第五代导演文革之后,大陆是否有过完整的“电影运动”,见仁见智。常说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或许可以代表电影思想的变化。
时光网特稿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美学观念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电影或迟或早地都在产生着电影语言和内容现代化的革新运动,这些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新浪潮的烙印和传承。虽然,这一变化在今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由他们自己所颠覆,或以新的科技手段所取代,但它仍旧是世界电影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和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它使半个世纪以来旧的电影制片体制产生了动摇,使传统的美学观念又一次遭到了深刻的打击。它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证实了法国“新浪潮”时期电影美学革命的真正意义。
1960-70年代全球充斥着各种动荡不安的运动和政治事件:美国的嬉皮士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民权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国的十年文革等,带来的影响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全面瓦解和破灭。一批年轻导演开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反映与旧的生活观念相冲突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具有强烈"反文化"色彩。他们传承了电影前辈的传统和生产方式,又在体制内进行了大胆新奇的尝试,赋予电影更具现实感的内容,并在其中发展了更加丰富而多元的表达方式。
好莱坞在经历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冲击之后,面对电视业的挑战以及好莱坞黄金时期电影商业模式的衰退,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新好莱坞电影开始对类型电影从形式到主题进行反思,开启了以高概念大片席卷全球的另一个“黄金时代”。
70-80年代,大陆在文化重建,台湾在另谋出路,香港在自我寻找,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圈共同掀起了一场从镜头语言到表达内容的现代化革新运动。
而90年代末的丹麦Dogma 95运动则成为继法国新浪潮运动之后,欧洲最有“自我意识”的电影运动。
内地第五代导演
文革之后,大陆是否有过完整的“电影运动”,见仁见智。常说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或许可以代表电影思想的变化。
80年代初,动乱平复,文化领域迎来了新的“百花齐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十年动乱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利用文字重新审视并未远去的历史,作家们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弥合过去、同时重头再来的能量。最终,情感成了这种依托。
伤痕文艺的批评性是温和的,虽然苦情但并不必然导向绝望,没有与政治现实完全脱节。以伤痕文学为蓝本创作的电影在80年代影响力极大,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是口碑最佳的作品之一。
《黄土地》腰鼓片段
80年代中后期,一批年轻人陆续从电影专业院校毕业,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从中崛起。
文革前后大陆的文艺作品基本符合经典的苏联模式,典型特征是高大全的人物和阶级斗争主题。伤痕文学或多或少地软化了这个模式,扩大了文艺现实题材的覆盖面,但并没有完全改变传统叙事风格。
《红高粱》敬酒神片段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则开始创新电影的艺术内涵。他们的镜头渐渐从传统的英雄主义下放,以普通人物的视角,观察更为广泛的社会存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风格和主题越发多元(例如丰富的画面色彩和长镜头的运用),认知社会和反思历史的态度也相对更加犀利。
从最早的《一个和八个》,到后期的《秋菊打官司》,第五代导演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帮助大陆电影走向世界方面居功至伟。《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蓝风筝》《霸王别姬》都蜚声国际影坛。
《红高粱》《蓝风筝》《霸王别姬》在国际电影节上都拿下大奖
进入90年代后期,第六代导演粉墨登场。与第五代导演不同的是,新一代导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边缘个体”身上,“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苦苦挣扎,勉强生存。个人主义和各种亚文化在大陆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第六代导演的创作题材,也让他们的作品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更有“颠覆性”。
由于预算限制和电影主题等因素,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画风上贴近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包括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贾樟柯的《小武》、娄烨《苏州河》等。
吊诡的,从2000年开始,市场的力量将第五代导演从艺术推向了商业体制的金字塔尖,张艺谋以《英雄》(2002)开创了中国式的大片,陈凯歌以《无极》(2005》紧随其后。第六代由墙内开花墙外香终于获得了拿到龙标上院线的机会,但坚守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的他们却还是逃不过市场更残酷的“审查”。
台湾新电影运动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年代,台湾本地电影的“主旋律”较为保守,符合传统社会公序良俗的情情爱爱、打打闹闹都可以。结果就是香港武侠片和琼瑶阿姨的爱情故事在岛内风行一时。
进入80年代,电影的商业属性越发明显,港片的涌入几乎将台湾本地电影产业冲击到风雨飘摇。为了重振电影产业,台湾影视管理机构开始主动资助有创新思维的导演,被称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运动由此开始。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几员大将
台湾新电影由1982年《光阴的故事》揭开序幕,以侯孝贤、杨德昌、柯一正、陈国富、陈坤厚等为代表的新电影导演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证明了创意与新锐所能产生的爆发力,用电影带领我们重探时代,追忆成长,针砭社会,以及提出了电影美学的更多可能性。
台湾新电影的风格非常类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体现在平稳的叙事结构,较为开放的结尾,细腻、朴实的表达方式。代表作有《儿子的大玩偶》《稻草人》《小毕的故事》《童年往事》等。八十年代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带来的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困扰着台湾,杨德昌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就像手术刀剖析台湾社会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儒家传统与商业社会之间的种种碰撞和摩擦。
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
进入90年代,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李安的《喜宴》分别在威尼斯、东京和柏林电影节斩获大奖,将整个台湾新电影运动推向了国际化的高度。
不过,由于市场相对小以及开放程度更高,台湾本土电影在新浪潮运动之后显得后劲不足,在与“国际大片”抗衡方面多少显得有心无力,“长镜头”“闷片”等标签让普通观众敬而远之,新电影作品成为票房毒药,后来甚至有台湾新电影害死了台湾电影的批评声音。
台湾新电影运动为台湾电影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过去的先锋已变成今日的传统。从编剧的吴念真、朱天文到摄影的陈坤厚、李屏宾,从剪辑的廖庆松到声音的杜笃之,还有当时是演员现在是豆导的钮承泽,如今都还是台湾电影的中坚力量。后续不仅催生了台湾新新电影的诞生、发展,甚至间接影响到魏德圣、王育麟等超过世代的导演群体。
香港电影新浪潮
在一片打打杀杀声中,香港影视圈迎来了大批海外专业电影院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事业并没有直接在电影圈起步,而是借助了蓬勃发展的电视业这个跳板。通过拍摄导演各种电视剧集、影片,学院派背景的年轻人们为日后进军电影行业积累了大量实际操作经验和人脉。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影新浪潮涌现出一批新锐佳作
70年代,香港的文化媒体已经意识到了本地电影业中过度商业化的侧面。这些西学归来的年轻人在电视上的精彩表现则让它们眼前一亮。包括《明报》在内的多家最有影响力的报刊认为,能够给本港影视文化带来新空气的必将是这些“电视公司培养起来的新近导演。他们的崛起,代表着一股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电影新浪潮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80年为划分,徐克、许鞍华、谭家明、严浩、方育平等为“第一波”浪潮的代表,电影作品有《疯劫》《烈火青春》《蝶变》《父子情》等;第二阶段则包括王家卫、陈可辛、关锦鹏(代表作《阿飞正传》《重庆森林》《甜蜜蜜》《阮玲玉》)等。两个阶段之间衔接的非常紧密,随着第一代新浪潮导演逐渐成为主流,第二代便开始了在他们的叙事风格上进行自己的创新。
虽然被媒体冠名“新浪潮”,这批导演并没有像他们的法国同行那样否定“眼前的一切”。浸润在香港发达的商业文化当中,他们深知一部电影的生存需要市场。因此,在开掘现实主义、拓宽叙事方式的同时,香港新浪潮导演巧妙地借助了当时已经成熟的类型片来讲新的故事。
这一策略贯穿整个新浪时期。王家卫曾对媒体坦诚,他需要告诉海外发行方他的《重庆森林》是“警匪片,里面有黑帮,有警察,但是又不仅仅是一部警匪片,因为电影也是关于他们的生活的。”
可以说,这就是香港新浪潮导演试图与传统香港电影有所区隔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电影的火爆是借助商业化的“生产模式”,尽管真金白银不会说谎,但本港影人一直担忧这种模式背后潜在的“文化空虚”。
香港的商业化在亚洲开始较早,但并不是商业化一个因素带来了对“文化空虚”的焦虑。很多当时和后世的文化理论研究者都认为,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一直都有“身份认同感危机”,重商的社会倾向让人的自我实现变得过于单一加剧了这种危机感,“文化空虚”的焦虑趁虚而入。
新浪潮导演就是想要通过自己的电影告诉世界,香港并非只有商业文化而已。与大陆在传统上的共鸣,加上殖民时期的西方影响,已经让香港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华语文化。他们开始利用电影中的角色反思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探究到底是什么让“香港”成为“香港”。
探究身份认同有两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方式,一种是问“我是谁”,另一种是问“我不是谁”。这种在艺术上内向地思考身份问题,远比利用外在的力量来“对比”要平和的多。
和世界各地所有的新浪潮一样,香港新浪潮在发展成熟之后渐渐融入(或成为)主流,运动本身也就不复存在。
有人说,这是对艺术的背离、对商业的妥协。几乎所有电影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和商业化做着不懈的斗争。艺术和商业的爱恨情仇在电影发展的一百年间几乎到了针锋相对却又如胶似漆的奇怪状态。
这可能和商业与艺术存在的不同纬度有关。我们在商业的维度上生存,在艺术的维度上生活。在两个纬度的交汇之处,我们看到了两个世界不尽相同。归根结底,所有号称远离了铜臭的电影其实都诞生在商业的逻辑之下;所有被我们嗤之以鼻的“商业电影”又都是艺术创新的徒子徒孙。
这种纠葛很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困扰着未来一百年间所有的电影运动。作为看电影的人,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在艺术家们因为向往着某种纯粹而苦大仇深的时候,我们得以欣赏他们在困苦中创造出来的神奇。
新好莱坞电影:从传承到开拓
美国电影的存在,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少林寺,各路人马轮番挑战,泰山北斗的地位仍然毫不动摇。美国文化的兼收并蓄赋予美国电影不断自我更新进化的能力。
有关好莱坞,学者一般会专注于三个阶段:二十世纪30年代以前为探索期;30年代到50年代是有声电影诞生后的黄金期;从60年代末开始到70年代末,经历了新好莱坞电影的转型,美国电影渐渐走上好莱坞高概念大片与独立电影并存的模式。这并不是说好莱坞的变迁真的这么条条框框,相反,每个年代都有超前的和复古的存在。
所以要谈到新好莱坞电影,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旧”好莱坞的发展历史:
好莱坞安身立命的本事,很早就建立在连续性剪辑和线性叙事之上。格里菲斯是美国电影的先驱,虽然不是他首创,但连续性剪辑和线性叙事的搭配在他手中得以反复实验,渐渐稳定。顾名思义,这两种手段希望实现的效果是,通过画面衔接,让观众按照故事本身的发展顺序、连贯地获得所有情节信息。连续性剪辑的目的是保证线性叙事平稳推进。
二战之前,有声电影开始普及。在经历了初期的不适应之后,好莱坞几乎是一路小跑接受了影视同期声。同时,大片场开始一步步蚕食小片场,许多如今响当当的电影公司都在这一时期崛起。
电影风格上,连续性剪辑和线性叙事的影响几乎摧枯拉朽;西部片、爱情片、歌舞片等等如雨后春笋,大量电影出口海外,好莱坞全球电影业领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黄金时代开启(此阶段影片完全无需举例)。
强大的美国电影产业最严的重危机始于1950年代。
首先,原有的电影发行方垄断院线的模式被政府打破。发行方不能够再强令院线上映差片。原本高枕无忧的生产线,必须更主动地去挖掘观众的口味。
更严重的威胁来自人们的厨房和客厅:电视机。观影人数在电视网繁荣发展的时期(1950-1970)不可避免地直线下降。
商业的好处就是,挣不着钱的时候会百折不挠地想办法。这就促成了变革的契机。
首先,既然不能像以往那样由着电影生产者的性子来“复制”电影,电影公司开始集中精力完成“大片”(blockbuster)。在黄金时代及以前,“大片”只是偶尔为之(例如《巴格达之贼》),进入七十年代后,“大片”成为了淘金的重要手段。《教父》《星球大战》等高概念大片华丽登场。
《邦妮与克莱德》以两个反道德化的人物替代了传统强盗片中道德化的人物定位。
第二,随着年轻人群的消费能力得到释放,电影在主题上开始向年轻人的喜好靠拢。此外,电影分级制度引入后,性、暴力、毒品等主题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电影。《邦妮与克莱德》(1966)《毕业生》(1967)《逍遥骑士》(1969)这几部新好莱坞的发轫之作,都堪称“惊世骇俗”,将死气沉沉的好莱坞拖出泥潭,再度展现新锐光芒。
第三,以弹钢琴的方式寻找新的突破点。电影公司注意到了观众口味的分化,并随之分散安排自己的预算。除了“大制作”之外,也会加大对小众影片的资金投入。这其中就包括影响力和口碑与日俱增的独立电影。因为不同目的而拍摄的电影并非就只能达到一种目的,无心插柳的案例很多。客观上,这种策略帮助了很多独立影人成功转型进入主流,反之亦然。
随着电影艺术地位的确定,影视制作扎根大学校园已经不足为奇。七十年代之后,大批具有雄浑电影知识储备的年轻电影专业毕业生(或肄业生)开始进军好莱坞,例如南加州大学毕业的乔治·卢卡斯和加州电影学院毕业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大量借鉴了欧洲艺术电影的创作经验,新的影像语言强化了视觉上的冲击力,使画面更具艺术效果,而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则从另一个方面为电影增加了哲理内涵,从而也使影片更具导演个人风格特征。
《逍遥骑士》片头片段
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美国电影开始反思连续性剪辑和线性叙事。此前各个时期的电影运动都成为了美国电影制作者寻求灵感的宝藏。尽管这种借鉴并没有在根本上颠覆美国商业电影的整体风格,但是极大地拓展了电影的创作空间。
科波拉、卢卡斯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是新好莱坞电影的两位中间分子,他俩都从独立电影起家(科波拉处女作《痴呆症》,卢卡斯:《五百年后》),1972年,科波拉的黑帮片《教父》创造了2亿美元的票房,获得美国电影史上空前的记录,而1977年,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全球票房将近8亿美元,让福斯公司的股价翻了一倍。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更是卓越的商业片天才,他于1975年拍摄的科幻片《大白鲨》(这部影片实际上预示了以后的《外星人》、《株罗纪公园》)全球票房高达4亿7000万,这一纪录直到两年后才被《星球大战》打破。他还在36岁的时候,就曾有4部影片被列入美国最上座的10部影片之中。
巨大的商业成功渐渐让新好莱坞电影背离了“反传统反商业、个人化表达的初衷,好莱坞渐渐走向了高成本、大制作的高概念电影。
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过渡时期,新好莱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近10年的时间,美国每年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电影与电视争夺观众的竞争已达到平衡。电影保持着10一12亿的观众,巨大的票房收人为美国电影赢来席卷全球的声势。
丹麦Dogma 95运动
这是继法国新浪潮运动之后,欧洲最有“自我意识”的电影运动。
Dogma95的四位发起人
运动颇为“仪式性”地开始于1995年的巴黎。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托马斯·温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等四位丹麦导演在巴黎的一场影人聚会上发表了他们的“Dogma 宪章”(Dogma在丹麦语中是“教条”的意思),算是正式拉开了运动的大幕。
Dogma95的“十戒”
如果只是做做报告,一场运动很快就会在“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的赞美声中被人遗忘,但Dogma兄弟几人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在这场仪式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他们给所有在场影人开出的“电影拍摄十条款(dogma)”,开列如下:
1.拍摄必须远离片场,所有道具都必须是拍摄现场附近找得到的,不许自带。
2.电影必须同期声,不许后期制作。
3.必须使用手持摄像机
4.电影必须是彩色的,但不允许使用艺术光线
5.严禁改变焦距和使用滤镜
6.不允许出现“俗套”的情节(谋杀、武器都不能出现)
7.影片情节的时间地点必须统一,不许跳跃
8.不许以任何类型片的形式呈现影片
9.胶片格式必须是35mm
10.不许出导演的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走出片场和使用手持摄影机被格外强调,但开创这两条规则的先驱“法国新浪潮”运动并没有逃脱被Dogma影人不屑的命运。
这场运动的目的很简单,向浮夸俗套、技术上眼花缭乱、内涵上平平无奇的商业电影宣战。按照Dogma宪章的说法,就是用最单纯的手段,把深藏于故事和演员表演当中的“真实”挤出来。
每一部Dogma95电影都会颁发一张证书,这是《白痴》的Dogma95证书
“战争”打响后,所有按照这十条规则拍摄的电影,都会以Dogma编号第一部获得道格玛资格认定的影片是《家族庆典》(托马斯·温特伯格,1998),第二部是《白痴》(拉尔斯·冯·特里尔,1998),第三部是《三船》(索伦·克拉格·雅格布森,1999)。至2005年,已经有37部左右的影片获得了道格玛影片证书。
但并不是每一部影片都真的严格地遵守了每一条要求,就连Dogma最核心的成员也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运动的“宣战片”《家族庆典》也坏了其中不能外带道具和改变光线的规矩。
Dogma95的拍摄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褪去一切炫技的成分,影片是否就真的“返璞归真”了?这一点很难说。
电影现实主义一直认为,剪辑才是真实的最大敌人(这也是为什么长镜头一直为纪录片所推崇的原因)。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在Dogma95运动中有明确的体现。
套用现代都市人爱用的字眼,Dogma95运动的目标是“回归本真”。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戏剧冲突的忧虑,和往昔前辈们的思考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区别在于他们严苛的创作标准和对新电影技术大行其道的担忧。
归根结底,这还是艺术Vs商业化的逻辑。
Dogma95运动确实在商业化大浪中剑走偏锋,让追求新创作方式的影人和观众眼前一亮。
但是,在一些理论研究者看来,运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Dogma95严苛的拍摄条件虽然限制了创造性发挥,却间接压低了成本。十年间多部dogma系列影片的成功,让年轻的电影制作人误以为Dogma95的创作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轻而易举地打开电影艺术的大门。而事实则正好相反。只有掌握了足够的技巧知识,影人才能在诸多限制下游刃有余。
Dogma95运动在2005年宣告结束,较为官方的一个原因是,弄潮儿们担心,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类型片”,而这正是Dogma95的精神所反对的。
Dogma运动更深刻的一面体现在丹麦国内。对于“天然去雕饰”的推崇,从Dogma95运动开始后就渐渐渗透到丹麦文化的方方面面。就连餐馆里的大厨,都会标榜自己的菜色是受到Dogma兄弟们的电影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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