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代表剧（鸳鸯蝴蝶派电影）

鸳鸯蝴蝶派电影在创作和流通方式上有其独特的路子：首先，他们能对文化市场上的信息迅速反馈，并有效地付诸创作实践。他们常将在文坛上打响的文学作品迅速改编成电影，如徐枕亚的哀情小说《玉梨魂》（剧本由郑正秋创作、张石川执导，第一部被改编后搬上银幕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顾明道的武侠小说《荒江女侠》都是在文坛上走红后被改编成电影作品的。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善于将外国流行小说改写成地道的中国电影作品，像包天笑将法国儿童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成悲情片《小朋友》（1925，较早的将外国故事完全中国化的电影）。

同年，明星公司干脆把包天笑请进公司担当编剧，先后创作出《可怜的闺女》（1925）、《多情的女伶》（1926）、《好男儿》（1926）等电影剧本，并根据由他本人翻译的日本畅销小说《野之花》改编成轰动一时的影片《空谷兰》（1925），该片也是1920 年代票房最好的影片之一。

其次，他们注重影片形式的花样翻新，不断地用新的影片类型和独出心裁的噱头吸引观众。如20年代风靡一时的古装片。神怪片和武侠片的摄制热潮，有不少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其中。

再次，他们十分注意影片的包装和利用现代传媒做宣传工作。如徐卓呆不仅自己开办了专拍通俗喜剧片的“开心影片公司”，还亲自自拟制电影广告，编辑时尚的电影专刊，撰写电影史料资料，千方百计扩大舆论影响。

据电影史家们统计：从1921年至1931年10年间，中国各电影公司共拍摄近650部故事片，其中大多数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同时，《影戏学》（1924）、《中国影戏大观》（1926）等中国最早的电影理论专著、史料集与为数可观的研究文章皆出自他们之手。鸳鸯蝴蝶派文人对中国电影的一些筚路蓝缕的开拓工作室不应该被历史埋没的，但他们所拍摄的影片中也有不少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庸俗成分，是应该予以鉴别和扬弃的。

实际上，以“鸳鸯蝴蝶派”文人为中心而建立和拓展开来的现代中国电影“地域批评”的史述传统，在当代中国也得到了回应。近年来，不仅出现了一些类似“鸳鸯蝴蝶派”文人将记录、报告和批评相结合的研究中国各地域电影状况的论文，更出现了《苏州与中国电影》、《厦门电影百年》、《宁波电影纪事》、《宁夏电影史话》、《大连与中国电影》、《北京电影百年》、《哈尔滨电影地图》等中国各地域的电影史研究专著。

如果说，“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早期中国电影“地域批评”是在拓展电影事业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附带成果，那么，1927 年，徐耻痕、王西神、严独鹤、赵苕狂、徐卓呆五位“鸳鸯蝴蝶派”文人合力编纂的《中国影戏大观》则是一次高度自觉地对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整体观照。“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文人身份使得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史学意识，他们不仅能够自觉地集体合力编纂电影史，也能以个人之力主动搜集史料进行撰述。范烟桥写过《徐卓呆的滑稽史》，1937 年，他更将中国电影自起始以来的重要史料加以搜集，撰著《中国电影史料》一文，其中统计的影片公司的地域分配、影院放映的地域情况、各年度影片数量等等，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史的重要统计学数据。

其实，依靠“鸳鸯蝴蝶派”文人珍贵的地域批评和鲜活的史述实践，我们才可能得以认识上世纪20 年代上海以外的中国各地域的电影状况，才可能丰富早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图景。正如陈墨先生在《电影史学发展谈：细节·建构》一文中强调的“整体观照”和“细节”对于电影史建构的重要性。恰恰是这一拨儿“鸳鸯蝴蝶派”中关注电影的文人，为我们建构起一个观照整体、记录细节的多元的早期中国电影史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