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谈电影不确定性（从参展到办展贾樟柯）

贾樟柯谈电影不确定性（从参展到办展贾樟柯）平遥国际影展从战略上贯彻了贾樟柯的意志，但涉及到具体执行层面就不是他的范畴了。他一再强调“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比如电影节最重要的选片方面，平遥国际影展的片单不是一份他的个人推荐片单，具体选片全部交给负责的小组，他的工作是“从大的学术的规划，大的对电影展举办所面临的国际电影环境，国内电影创作的现实情况的判断做一些战略性的讨论”。而至于如何将古城一角这个废弃的柴油机房改建成如今的平遥电影宫，贾樟柯更是插不进手了，“基建方面真是千头万绪，我听她们在讨论什么强电弱电、上下水、消防通道……几个女孩子怎么就懂这些事情呢？” 为了学术性，贾樟柯请来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可·穆勒。马可·穆勒70年代曾在中国留学，从此迷上了中国电影。1981年到1995年间，马可·穆勒一直担任威尼斯电影节的亚洲电影顾问一职，2004年到2011年，他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也是史上最长的一届。马可·穆勒一直是中国电影

平遥作为一个县级市，能拥有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影展，最大的功劳肯定要归功于影展的创始人贾樟柯。说平遥国际电影展是贾樟柯一手创办起来的都不为过，整个电影宫随处可见贾樟柯的标签，大到能容纳1500人的露天影院叫“站台”，采访厅和会客室是“江湖儿女”，小到餐厅供应的纸巾上都印着“山河故人”。

贾樟柯曾对媒体坦言，为了平遥电影展他动用了他全部的资源，全程他也完全一副真诚待客的主人姿态，又开心又小心。整整8天，贾樟柯出席了开闭幕式，走了不止一次红毯，主持了一场论坛，《空天猎》放映前安排了李晨和范冰冰出席的见面会，因为组织问题延迟了一小时，也是贾樟柯出面向观众道歉。平遥影展期间，贾樟柯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初创真的非常忙碌……明年我应该就能悠哉的看我想看的电影了。”

贾樟柯的电影生涯一直都颇受电影节眷顾，从影以来几乎没有哪部电影不受到国际电影节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说，贾樟柯应该很能理解电影节对于一名导演的意义。他曾对资深策展人，也是本届平遥国际影展的艺术总监马可·穆勒说，“除了我专心做电影的那些时间，成年之后，我在各种各样的国际电影节上度过了我三分之一的人生。”开幕式当天，贾樟柯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点感言，其中有一句：“我一直在各大电影节流浪。”

从参展到自己办展，平遥电影展贯注了贾樟柯对于所谓优秀的电影节的理解。他说，“明确的策展思想，以及在这个策展思想引领之下去寻找到当年度值得推荐给观众的影片，这个是电影节核心的价值。” 首届平遥影展的策展思想十分明确：以非西方电影为主；以年轻导演为主。体现在最终片单中就是年轻导演作品占比过半，非西方国家的影片过半。

本届平遥电影展共分为五个单元，“卧虎”、“藏龙”、“中国新生代”、“影展之最”和“首映”。其中“卧虎”和“中国新生代”全部都是新导演的作品，“藏龙”单元也有很多导演处女作和第二部作品，甚至首映单元也十分年轻化。据贾樟柯介绍，平遥电影展拥有一个7人的顾问团，“他们遍布在世界各地，比如说我们在东欧地区有负责人，在南美地区有负责人，在非洲有负责人，在印度有负责人，在东南亚有负责人，基本上覆盖了电影活跃的这些区域，这些选片顾问，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要把他们负责的地区的创作情况了解清楚，要大量的观看电影，然后推荐大量的影片回到电影展，最后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电影里面，最终筛选了40多部影片来入选。”

但贾樟柯也特别做了解释，“以非西方电影为主”并不是抵制西方电影，而是他认为一方面，从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国内观众对于欧美电影资讯了解的比较多，但从当前电影创作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上电影创作最为活跃的国家恰恰是非西方国家。他说，“（非西方国家）大部分的电影在面对丰富的复杂的现实社会，现实的情况，它把人类目前存在的普遍的困境、情况及时地传达出来了，它对整个人性跟社会的洞察是即时敏感的，我觉得比欧美电影要敏感的，这就是它的文化价值，它代表了人类最大多数的人口，在讲述人类目前面临着什么。”贾樟柯希望平遥电影节能以这种方式和西方形成一种对话关系。

除了明确的策展思路之外，贾樟柯非常重视电影节的学术性。他对媒体说，“平遥国际电影展应该是国内比较少有的几个有明确艺术总监的电影展，其实我也不太明白，是在机制上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国内大型的电影节都没有明确的艺术总监，不知道谁对这个电影节的学术负责，不知道是哪一位来进行一个总的艺术策划。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违背电影节展规律的。”

为了学术性，贾樟柯请来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可·穆勒。马可·穆勒70年代曾在中国留学，从此迷上了中国电影。1981年到1995年间，马可·穆勒一直担任威尼斯电影节的亚洲电影顾问一职，2004年到2011年，他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也是史上最长的一届。马可·穆勒一直是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推广者，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惊讶于他中文的流利程度。贾樟柯说“平遥国际电影展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马克·穆勒先生，作为一个全球最杰出的电影策展人，来帮助平遥国际电影展在最初的几年建立起自己的选片系统，策划系统，同时马可·穆勒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中国培养策展人才。”

平遥国际影展从战略上贯彻了贾樟柯的意志，但涉及到具体执行层面就不是他的范畴了。他一再强调“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比如电影节最重要的选片方面，平遥国际影展的片单不是一份他的个人推荐片单，具体选片全部交给负责的小组，他的工作是“从大的学术的规划，大的对电影展举办所面临的国际电影环境，国内电影创作的现实情况的判断做一些战略性的讨论”。而至于如何将古城一角这个废弃的柴油机房改建成如今的平遥电影宫，贾樟柯更是插不进手了，“基建方面真是千头万绪，我听她们在讨论什么强电弱电、上下水、消防通道……几个女孩子怎么就懂这些事情呢？”

贾樟柯的电影节构想最终落地到山西平遥，是他的乡土情节与文化理想交织的选择。1998年，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就获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他的第一次电影节之行也是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这次柏林之旅，带给他的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电影盛宴，还有更多电影以外的震撼。90年代，中国和欧洲在物质上还有不小的差距、街头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会在闲暇时阅读大部头的哲学专著等种种景象，都让他认识到世界的广阔，也让他认识到电影节能赋予一个观众的感受远不止于电影本身。这次平遥电影展也给平遥带来了“无法测估但确实存在的改变”。 贾樟柯说：“我对文化资源相对固化在大的城市是持很保留的意见。” 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他希望能促进“文化资源、电影资源自上而下的流动”。“平遥是一个试点”，他表示，即使不是平遥，他也会选择一个小城市，“小城市的人们不是没有文化需求”。

但最终选择平遥，除了这是一个符合他文化理想的试点，当然也有难以磨灭的乡土情节。有记者问他这些年频繁回到山西，回到家乡，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贾樟柯笑了。他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做网上那些心理年龄的测试，永远都是27岁。”27岁，正是他拍出《小武》的年纪。但贾科长这些年频繁回山西，并不是如人所想，年纪大了想要回到一个舒适区。相反，“说实话，我回来故乡生活，是去寻找我不熟悉的一面……跟过去的循环系统，跟过去自己所习惯熟悉的一切断裂”。他从27岁到45岁，贾樟柯一直在北京生活，家乡反而是陌生的。无关年龄，他还是不安分，他说：“我希望生活还能够改变，自己还有改变自我的这种能力，还有一种自我的革新能力。”

除了个人对生活方式的挑战，这些年他也感觉到了山西转型的强烈渴望，作为山西人他希望在家门口办这样一个电影节——“给中国电影人一个主场，给山西电影人一个主场。”最终的结果让他颇为自豪，“这么大的影展的落地，一定是依托山西本地的人，比如说我们的放映员全部是平遥的。在开展之前，他们刚刚才完成了在上海的技术培训。从完全没有电影放映经验，到成长为一个放映员，可能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到岗了，电影节就开幕了……可能三个月前，这个小子还是个待业青年，或者还在卖烧烤，三个月之后变成国际电影展的放映员，放最好的艺术电影。” 这一切都像一个电影故事。

但平遥毕竟没有一线城市的便利。比如为了满足开幕式的转播条件，他们不得不临时从北京租一台发电车，技术团队全部来自北京上海，贾樟柯介绍：“我们的DCP拷贝的测试团队是北京电影学院数字艺术中心，声画保证是上海电影集团……因为本省并不能支持这样的最好的技术条件。”但第一次办展还是出现了一些组织上的问题，比如整个电影节的开幕都因为技术调试的问题而推迟了，尽管早前在发布会上，贾樟柯表示“我们已经解决了露天观影的取暖问题。” 开幕电影《芳华》放映当晚，观众还是在仅有几度的室外裹着小毯子瑟瑟发抖。小语种的现场翻译非常缺乏，以至于意大利人马可·穆勒都亲自上阵把阿根廷导演的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和英文。

但这毕竟是“平遥元年”，贾樟柯说，“在28号开幕式以前，没人相信我们能把这个电影节办起来。”而如今，平遥电影节闭幕，观众在这里看到了今年度最重要的一批国际、国内的电影作品，贾樟柯认为：“平遥国际电影展要超越戛纳，我觉得这是综合国力的问题，那需要我们两个100年才能干的事。但向国内一流的产业看齐，我觉得给我们五年的时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