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中于连是怎样一个人（于连和高加林的人物对比角度分析）
《红与黑》中于连是怎样一个人（于连和高加林的人物对比角度分析）高加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想当一名乡村老师，然而又被高明楼顶替。他最终通过伯父关系进入县城当上广播站的记者编辑。其实他的奋斗目标与于连想成为拿破仑崇拜者，启蒙主义的传统理想成为上流社会的英雄本质不同，高加林只想在城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成为一名脑力劳动者，不要去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无聊的生活。高加林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高中生代表，他与于连同样是出身卑贱的地位，他不会农耕劳动，他也不想过劳耕生活，甚至不会耕地种菜打药水，更不要说做点小买卖商业贸易了。去县城卖馒头一个也未能销售掉，还是依靠他的第一个恋人—刘巧珍，看他可怜，启动悲悯之心，将所有馒头转赠给大姨家就算高加林一天的“战利品”。（一）从他们的出身阶层和利己自私角度分析于连和高加林，他们出身阶层一个是木匠的儿子；另一个是农民的儿子。实质上他们共同特点都是出身低微，处于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都是居于地地道道的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于连，
【编者按】2020年11月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扬子江评论》杂志社编辑的《2020年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精粹》收编丁康权主席撰写的《于连和高加林的人物对比角度分析》，下面为逗号书院转载这篇省级权威散文刊物的汇编，以供读者分享！
于连和高加林的人物对比角度分析
作者：丁康权
19世纪3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斯丹达尔作为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其文学地位与比他小15岁的巴尔扎克相媲美。他的《红与黑》是奠基之作，塑造于连的人物形象是丰满立体的。同样，在过去150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东方之国，出现了路遥和他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作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奠基之作，《人生》中的高加林的人物形象也是个性鲜明的。其实于连与高加林从他们的身上都具有共同点，面对生活和命运的抗争，爱情和理想的冲突，自我实现与自我表达冲突，他们两个具有共同性，即善良与虚伪，自尊与自卑，反抗与妥协的矛盾冲突。
（一）从他们的出身阶层和利己自私角度分析
于连和高加林，他们出身阶层一个是木匠的儿子；另一个是农民的儿子。实质上他们共同特点都是出身低微，处于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都是居于地地道道的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
于连，他是法国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中小资产阶级“才智之士”的代表，青年时代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幻想自己成为像拿破仑那样，凭着身佩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将军，在于连心目中早已粉碎封建等级的权威，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地位的唯一合理依据。由于于连对自己地位的不满激起他对整个资产阶层社会的憎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同时他最终又成上流社会角斗场的牺牲品。
高加林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高中生代表，他与于连同样是出身卑贱的地位，他不会农耕劳动，他也不想过劳耕生活，甚至不会耕地种菜打药水，更不要说做点小买卖商业贸易了。去县城卖馒头一个也未能销售掉，还是依靠他的第一个恋人—刘巧珍，看他可怜，启动悲悯之心，将所有馒头转赠给大姨家就算高加林一天的“战利品”。
高加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想当一名乡村老师，然而又被高明楼顶替。他最终通过伯父关系进入县城当上广播站的记者编辑。其实他的奋斗目标与于连想成为拿破仑崇拜者，启蒙主义的传统理想成为上流社会的英雄本质不同，高加林只想在城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成为一名脑力劳动者，不要去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无聊的生活。
他有绝不甘屈居人下的思想，摆脱低贱的农民地位，登上上层社会的野心，他开始改变从高家沟到县城，后来又向往黄雅萍给他描述地省城的生活。他只承认自我，考虑自我，既不顾及传统，也不考虑道德，只对他高加林本人负责，或者说是高加林只考虑自身价值，维护自己的尊严。
从利己方面来达到他们抗争社会的目的，于连和高加林是出发点是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利己主义是人类已经解体社会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千真万确的对象，因而也说自我的对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42-443页。“利己”是他们两人的根本特性，谋求他们个人幸福是他们俩的最主要目的。为荣誉、地位和爱情而奋斗，是他们俩在世无可争议的“伟大事业”，根本顾及不到他们身边为他俩无私奉献的两个可怜的女人。
（二）从他们俩与两人女人的缠绵爱情角度分析
①对爱情追求的主动性不同
于连是第一次以家庭教师身份主动追求路易莎（德瑞纳夫人）；第二次以木尔侯爵的秘书身份公然主动追求他女儿玛吉特（木尔小姐）
于连第一次大胆地用手指与路易莎进行碰撞，他趁德瑞纳市长不注意，主动进攻，这意味着他在市长家里，出于对市长的报复心理和训练自己的胆量的冒险尝试，后来进入房间发生暧昧关系。继而路易莎是一位端庄秀美，富有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的30多岁的贵妇。她丈夫是个粗鲁鄙俗，麻木不仁的贵族官僚。于连的大胆追求的爱情，不但唤醒她心目中沉睡的爱情，也激发了她对德瑞纳市长的嫌恶。受压迫的相同命运将路易莎和于连的感情紧紧地拴在一起了，缠绵起他俩的爱情故事。
高加林第一次是善良纯洁的刘巧珍主动追求他的，原因是高加林的民办教师的资格被村长儿子取代，刘巧珍此时认为她心爱的高加林的地位与她一样了，都是种地的农民了。她主动对高加林示好。高加林第二次进城当广播站记者，在高中时代本来就羡慕高加林文学才华的黄雅萍，主动地向高加林展开爱情攻势，黄雅萍也开始讨厌起原来的男友李克南。后来，高加林逐渐厌倦起只知道告诉他家里共有12只猪，死了一只猪，还剩下11只猪；第二天又死了一只猪，还剩10只猪的刘巧珍。这两个天壤之别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根本差别，是一种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无法填越的鸿沟。高加林开始被黄雅萍要带他进省城当记者的宏伟蓝图深深地吸引着了，他也忘乎所以了，忘记了自己的根就是在山沟沟的高家村，不是在繁华的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大都市省城。
从上述分析：于连是主动地追求路易莎（德瑞纳夫人）和玛吉特（木尔小姐）的爱情。高加林是被动地承接刘巧珍和黄雅萍两人恋人的爱情，正因为他们对待爱情态度的不同，造成他们对待爱情和婚姻的体验的差异性。高加林对待爱情是炙热的虔诚的，对待性爱是含蓄的；于连对待爱情是随性的，狂热的，对待性爱是大胆的。
②表达爱情的方式截然不同
于连第一次与路易莎约会是追求一种刺激与冒险；第一次与玛吉特小姐约会是从她家里二楼用楼梯爬上去，避免被玛吉特的母亲看到任何蛛丝马迹。一旦于连占有了路易莎之后，她的骄傲和自尊全都没有了，她看中了意志坚强，有才能和才华的于连。路易莎的一句台词“你是我的主人，我愿做你的奴隶”之类话和盘托出。她的爱变得是那样的卑微，这恰恰出自于一位侯爵家庭的贵族小姐，她不满平庸的贵族生活和周围的执绔子弟的浪漫气息的少女的嘴中说出来。从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于连的体验度极高。
高加林与刘巧珍两次在高家沟村旁的桥堡两次表白。第一次是刘巧珍送行高加林去县城工作，她说了一句“你今后就只能和我一个人好”。这也是刘巧珍这几年在农村生活与高加林结下的深深爱意的表白。然而高加林为了早日摆脱农村贫乏而单调的生活，就说了一个字“好”。出于礼节性地回复了这个农村的没有文化的巧珍姑娘。第二次是高加林从县城被别人举报被查，回到高家沟村头。刘巧珍此时已经经过风风火火的婚礼之后嫁给马栓了。但善良的刘巧珍还出去与高加林说了一句话“加林哥，我这些日子已经学会写“高加林”三个字，你看写的好不好”。高加林此时没有出现很激动的感觉，也没有说出那个字“好”。和刘巧珍一起又回到生他养他的高家沟村了。此时他的爱情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只有高家沟村熟悉的鸡叫声和牛叫声了。
于连的爱情观是吸血的爱，自私的爱，功利的爱；德瑞纳夫人的爱是真诚的爱，无私的爱，是真爱；木尔小姐的爱是折磨的爱。这是悲剧，即使抛弃一切，依然无法获得一丁点的回报。
高加林的激情之爱是心灵爱情，基于感情的激情之爱，虚荣之爱是头脑爱情，基于理性的虚荣之爱，肉体之爱。
（三）从他们命运的转折点都是“一封举报信”角度分析
于连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正准备与玛吉特小姐结婚之时，贵族阶级和教会狼狈为奸，设下圈套，那个贝尚神学院里教派斗争血腥云起，通过教会特务威逼路易莎（德瑞娜夫人）写下揭发于连的告密信，当这封举报信被木尔侯爵得知，因此取消于连婚约。从此于连走向深渊。于连一气之下，向正在教堂祈祷的路易莎开枪射击，他也不愿向宗教忏悔中被枪决身亡。
高加林是由于他想打破人生不平等的枷锁。他向往着黄雅萍带他去繁华的省城去享受城市生活，他要赶快结束不幸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正当高加林未来婚姻的蓝图还没有描绘好时，被黄雅萍原先的男友的妈妈写的一封举报信彻底粉碎了。高加林去省城的梦想破灭，被遣回到高家沟。一封残酷的举报信，让高加林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黄雅萍之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系造成的。在刘巧珍的结婚的唢呐声和鞭炮声中，结束了高加林的向往省城与城市生活的梦想。他彻彻底底地成为社会等级的殉葬品。
其实于连和高加林都是想依靠个人奋斗达到自己目的的人。他们两个人都是因为别人嫉妒而恨，产生出报复，所以用举报信这种方式报复的牺牲品，表面看上去是一种偶然性，实质上是一种必然性。
也许这两部旷世名著作品中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出典型人物的丰满之处，是当时社会复辟与反复辟，是他们两个人物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的写照。
图为：发表于《扬子江评论》杂志社编辑的《2020年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集萃》
这封“举报信”线索，也是作者精湛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描绘，鲜明而生动地表现出于连和高加林由平凡走向喜剧，再走向悲剧的重要契机和拐点。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斯丹达尔与百年后的路遥真是两位顶级大师，都是采用举报信这种方式，是巧合还是艺术的碰撞？
——【创作于2020年3月1日20:18分于集景书房】
——【发表于《扬子江评论》杂志社编辑的《2020年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集萃》】
——修改于2022年11月14日
作者简介：
丁康权，笔名逗号。著名诗人、电视记者编导兼制片人、文化学者、经济评论家。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无锡市滨湖区作家协会主席、江南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逗号书院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