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的主要罪行（二战日本吃人肉的）

日本二战的主要罪行（二战日本吃人肉的）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他的同僚上司没有不讨厌他的，喜欢他的就只有和他一起搞诺门坎事件，最后官至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被他弄得退出现役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不过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们，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菲岛战役时，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川口清介少将手里，辻政信通过第14军参谋长林义

日军在二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如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也为大家所熟知，但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辻政信也是非常的残酷而邪恶，也让人“细思恐极”，但更令人细思恐极的是这位“豺狼参谋”在战后的结局！

1937年任北支那方面军参谋，主张扩大“卢沟桥事变”。1939年任关东军少佐作战参谋，曾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满苏国境处理纲要》，公开鼓励前线部队向苏军挑衅，结果引发“诺门坎事件”，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因日军遭遇重大失败而被撤职，而辻政信则以台湾军研究部部员的身份被调往台湾，但是他始终认为再打下去的话，一定能胜利。中国过去书藉常称诺门坎事件结束了日本北进南进之争，但事实上日本的北进论抬头反而是二战爆发后受德国鼓舞而出现的。具体标志是田中新一、土居明夫1940年完成的拿下东南亚后向北用兵的纲要。

攻占新加坡以后，下令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制造“新加坡大屠杀”，屠杀在新华侨十余万人。

盟军在东南亚转入全面反攻后，时任驻缅33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大佐也从密支那仓皇败退，1945年停战前此人还滞留在东南亚，“6月，被任命为驻泰国曼谷的第39军作战主任参谋。7月15日，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18方面军高级参谋，参谋长是他在关东军的上司花谷正中将。”

由于辻政信的残暴，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连他的长官们，也都因为受他牵连而一个个丢官卸袍（比如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被押上了绞架：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山下奉文大将、本间雅晴中将、西村琢磨中将、河村参郎中将死刑。这几位无一例外都曾是辻政信的老上级。除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他的残暴还不仅仅是屠杀，在东北，他强迫士兵吃人胆，在马来，他下达命令要士兵吃英军人肉。

他是一个瘟神，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被他弄得退出现役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不过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们，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菲岛战役时，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川口清介少将手里，辻政信通过第14军参谋长林义秀少将下达了灭门命令。但川口少将还是违抗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长子没杀，这总算从绞刑架下逃了一条命，从而只被盟军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林义秀少将被判处无期徒刑。

还是这个川口少将，在瓜达卡纳尔岛上和辻政信再度相逢，争吵的结果，堂堂少将居然被大本营中佐参谋解除了指挥权。两人的争吵一直持续到战后，川口从菲律宾坐完了牢，回到日本首先就是找辻政信算账。看过辻政信的《瓜达卡纳尔》的人都会记得那个“K少将”，指的就是川口。

他的同僚上司没有不讨厌他的，喜欢他的就只有和他一起搞诺门坎事件，最后官至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

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但是那些就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样“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参谋，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

一般逻辑，战败的军人潜逃第一目标肯定是回家，但此时日本仍然处在美国海空力量的全面封锁中，要回去谈何容易？辻政信究竟是如何安全脱离战区并活到战后的呢？

“日军投降后，辻政信为了躲避英军的搜捕，由军统机关安排，辗转经河内、重庆于1946年7月1日到南京，被安排在国防部第二厅“第三研究室”办公。”

是的，同为二战被侵略国的中华民国的情治机关和国防机关，掩护并收留了一名罪行累累的日本军官，甚至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同时受聘的还有级别高的多的冈村宁次大将），直到后来的内战中这个政权左支右绌，才将这些“顾问”遣送回国。

二战中厮杀得你死我活的两个国家、两支军队的军人，却在战后“化敌为友”，甚至不惜违反战争清算的国际共识，这才是令人“细思恐极”的地方。

当然，时任中国军政部门负责人的领袖人物并非人像孩童，做的决策都是有目的、有理由的，庇护、容留日本战犯为其效力，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能力帮助自己；也许，战争中敌对政权的矛盾，要让位于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但这种违反人类良知和国际共识的做法，也给作出这种决定的政权本身造成了政治上的失分，并更加清晰地反应出了它的性质。

后续剧情是这样的：

“辻政信于1948年5月26日回到日本以后，四处躲藏，直到1950年1月1日占领军总部宣布战犯搜索结束以后，辻政信才敢公开露面。”

随后他摇身一变成了议员，还多次出国访问，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老挝，然后神秘消失在越老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