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电影的辉煌与没落（我们的青春回忆）
论香港电影的辉煌与没落（我们的青春回忆）邵氏LOGO他是华语电影的传奇，雄霸香港影坛二十余载，引领港片走向那个几代人回忆中的黄金时代。在他的主导下，邵氏开发创新了黄梅调、文艺片、动作片、喜剧片等多元化类型的影片。他花费重金，历时7年打造、面积8万平米的邵氏影城，被称好莱坞之外的另一个梦工厂。邵氏影城。1957年32万买地，2011年62亿卖出，近2万倍的收益。这才是真正的厉害的投资。
2014年1月7日，茶寿老人邵逸夫（1907-2014）在家中离世，享年107岁。
这位“影视帝国教父”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和见证人。
从1925年参与创办上海的“天一影片”到1958年成立香港的“邵氏兄弟”，他漫长的一生，经历了电影各个时代的演变，从默片到有声，由黑白到彩色。
邵逸夫。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在他的主导下，邵氏开发创新了黄梅调、文艺片、动作片、喜剧片等多元化类型的影片。
他花费重金，历时7年打造、面积8万平米的邵氏影城，被称好莱坞之外的另一个梦工厂。
邵氏影城。1957年32万买地，2011年62亿卖出，近2万倍的收益。这才是真正的厉害的投资。
他是华语电影的传奇，雄霸香港影坛二十余载，引领港片走向那个几代人回忆中的黄金时代。
邵氏LOGO
一、草创时期
早在清末的1897年，电影就已传入香港。
但直到1913年，黎民伟和美国人布罗斯基合作摄制的《庄子试妻》，才宣告了香港电影行业的诞生，黎民伟因此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
然而萌芽之初的香港电影行业不温不火。由于资金、设备器材和摄影场地的匮乏，业者举步维艰，蹒跚前行。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那时，纸醉金迷的上海才是华语电影的龙头老大。
1923年，明星影业凭借一部《孤儿救祖记》，获得空前的成功和巨额的利润，声誉传遍全国。营业之盛，舆论之佳，一时无两。
《孤儿救祖记》，第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国产片，当时的声誉和影响超过了所有的外国片。
蒸蒸日上的电影行业，刺激鼓舞了大批资本和热钱的参与。到1927年，中国已有上百家电影公司，其中便有邵氏兄弟成立的天一影片。
在上海，明星影业、联华影业、天一影片三足鼎立，各有所长。明星为时事片的发端，联华开文艺片之先河，天一是古装片的拥趸。
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影片风格和叙事方式。虽然制作技术粗糙，故事内容简单，但贴近大多数国人的生活和认知，能给观众带来共鸣，从而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
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明星、联华先后解体，天一南迁香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战火中消亡。
淞沪会战后的上海
吾之砒霜，彼之蜜糖。
如果说此前香港电影水平难望上海之项背，那么从这一年起，华语电影的格局悄然逆转。
大批久负盛名的上海电影人才，如制片人罗明佑、张善琨；导演蔡楚生、朱石麟；演员胡蝶、周璇等等陆续南迁香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器材，也传播了先进的电影理念和拍摄技术。
此外，内地企业和资本的纷纷涌入，也推动了香港影业的快速发展。
一时间，香港电影人才荟萃、资金充裕，产量成倍增长。
1931-1936年香港电影产量为103部，平均年产量仅17部；而1937-1941年产量为466部，平均年产量高达93部。
上海电影人的鼎力支持下，香港电影开始腾飞。
二、战后岁月
1941-1945年的日占时期，香港遭受重创，百废待兴。
机遇再次来自祖国大陆。
抗战胜利不足一年，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民众大规模赴港避难，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60万暴增至1948年的160万、1950年的250万。
逃离内战的难民
难民中不乏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和电影人，他们的雄厚资金和艺术才华帮助香港影业由一片凋敝到再次复兴。
1946年，邵氏二哥邵邨人抢先成立战后香港第一家电影公司——大中华影片，拍摄以大陆为主要市场的低成本娱乐片。但由于国统区金融系统一片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票房在结汇后大打折扣，公司难以为继，很快关门大吉。
大中华的夭折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打击很快接踵而至，1949年后内地市场出现重大变化：新中国的电影审查日益严格，除左派影片之外一律拒之门外，能进入内地的香港片商寥寥无几。
解放后的新中国被帝国主义包围，香港是通往西方世界的唯一缺口。中央领导人决定在这里开辟宣传阵地，通过电影渠道进行发声和统战。
长城影业成为当时香港爱国电影的中流砥柱，另外两家是凤凰影业和新联影业。它们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受周恩来、廖承志的指示，响应“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的号召，致力于宣传新中国的文化策略和政治思想。
1982年，“长凤新”合并为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现在是境外唯一的大型国有电影企业。银都发行的《一代宗师》
失去庞大的内地市场使香港电影产量急剧下滑，从业人员大量失业。除了“长凤新”等左派公司，其它的全力拓展文化相近的东南亚和台湾地区。
祸福相依，这场危机之后，本土影业落后的东南亚与香港电影从此密不可分。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资金支持，后者则满足了前者的市场需求。
当时港产片流行“卖片花”，制片人在电影开拍前向本地院商或海外片商收取订金；拍摄近半时，再贩卖版权。来自东南亚的资金高达电影制作成本的30%—50%｡
5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的主导行业由转口贸易向制造业转型，从贸易港向大都市迈进。伴随经济繁荣，电影中意识形态的左右对峙逐渐弱化，商业片成为时代主流。
电影工业体系的成熟和对本土及东南亚市场的依赖，又使香港电影创作发展出一套独立的粤港文化，不再拘泥于对旧上海风格的继承。
以前讲究“影以载道”，强调道德、伦理的风格被淡化；流畅的影片节奏、考究的叙事语言、细腻的人物形象和跌宕的故事情节成为新的特色。
春江水暖鸭先知。香港影业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嗅觉灵敏的各地资本纷至沓来。其中最重要的投资者是来自新马的邵逸夫和陆运涛。
两人的龙争虎斗将开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序章。
三、逸夫登场
邵逸夫，浙江宁波人，家中排行第六，香港演艺圈称为 “六爷”。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1925年，大哥邵醉翁与老二邵邨人、老三邵仁枚、老六邵逸夫共同创办天一影片，主打古装片和大众路线，颇受市场欢迎，成立一年多便声名远扬。
天一的异军突起，引起同行的联合封杀，即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
为另辟蹊径，19岁中学刚毕业的邵逸夫远赴东南亚协助邵仁枚开拓新市场。创业维艰，他每天挑着扁担，带着一架破旧的放映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到各个华侨农场播放露天电影。
年少时的邵逸夫
因为放映设备落后，要手动一格一格地摇片，每播完一场电影，都会累到筋疲力尽。几年下来，他走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渐成名气。
二战前夕，邵氏兄弟在东南亚已建立130多家电影院线。然而日寇的入侵将他们艰苦打拼10多年的产业摧毁殆尽，邵逸夫也因拍摄“抗日电影”被关进监狱，打得遍体鳞伤。那段朝不保夕的日子成为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957年，邵逸夫由新加坡只身来港，以50岁的高龄开辟事业的新天地。次年 他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从此开启香港电影史上近30年的邵逸夫时代。
他主要对手，1956年创办电懋的新马首富之子陆运涛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履历。
陆运涛不懂国语，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中学时在瑞士接受教育，在剑桥大学攻读文学和历史，取得硕士学位；喜欢观鸟、文艺、摄影、打网球等西式生活。
陆运涛
因此两大公司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制片路线，对产品定位也大相径庭。
邵氏从传统文化出发，以民众耳熟能详的人物、传说和名著为选题，搭配视觉华丽的服饰和布景，采用古色古香的音乐和歌词，制作黄梅调古装片。如《白蛇传》、《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电懋则倡导西方生活和西式伦理，选择现代化、娱乐化的都市和女性题材，围绕男女爱情、家庭恩怨等制作带有好莱坞风格的时装文艺片和大型歌舞片。如《香车美人》、《空中小姐》、《曼波女郎》等。
两家公司为了市场份额明争暗斗。为争抢人才互挖墙脚、竞相增加影院数量、争夺放映权、抢拍对方正在制作的同部电影以压制对手。
竞争的结果是，对市场高度敏感的邵逸夫逐渐占据上风。
清末以来数十年的社会动乱，使无数国人或背井离乡，或流散海外。相比电懋，邵氏的古装片更能获得这个主流群体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既能勾起他们的家国情怀和思乡之念，也能给予他们精神与心灵上的慰藉。
19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美洲、澳洲等海外华人圈，邵氏黄梅调电影风靡一时。尤其是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创造了票房奇迹；该片在台湾上映半年之久，场场爆满，仅台北一地超过70万人观影。
获第2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演员特别奖等6项大奖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不但为香港影片打下了台湾市场，也终结了好莱坞电影在台湾的霸主地位。联合报对此评价：“邵氏展现出世界级的电影制作水平。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更圆！”
邵陆的竞争总体上是良性的，他们推动一系列的现代化转型措施，提高了影片的产量和质量，也推动了香港电影的国际化。
如通过兴建大片场、购买先进器材、提高摄影技术，使电影制作摆脱了以往小规模、低成本的小作坊方式；将制作、发行、放映三个环节“垂直整合”，控制了上游和下游，打造出全新的产业模式。
这场角力在1964年戛然而止。这一年，陆运涛和公司高层在赴台途中飞机失事，电懋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对手的“邵氏”终于独霸香港影坛。
邵氏不停探索，推陈出新。60年代中期开始，新派武侠片、文艺古装片、拳脚功夫片、特技武侠片源源不断，轮番上场。
1966年的《大醉侠》和1967年的《独臂刀》等新派武侠片不仅在香港非常卖座，在台湾和韩国也打破了票房纪录。紧随其后的《龙虎斗》、《天下第一拳》等拳脚功夫片在海外的声誉和收益也同样不俗。
《大醉侠》是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
《大醉侠》的“金燕子”一角确立她“邵氏”头号武打女星的地位，这位当年的银幕女侠还有印象吗？
1960—1967年，香港电影产量一度超过好莱坞，邵氏就是这座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就在一家独大的同时，邵逸夫性格上的弱点，又为邵氏的陨落和嘉禾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四、走向巅峰
邵逸夫有矛盾的两面：对慈善事业，他出手阔绰，散尽千金济众生；经营理念上，他又锱铢必较，对员工极其吝啬。
他累计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了47.5亿港元，遍布神州大地的“逸夫楼”达3000多座，是许多莘莘学子的校园记忆。
邵氏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老板以外都是清一色的打工人。
即使是当红明星和导演，也得高强度地同时拍摄三四部电影，普通演员的情况更加糟糕。他们为公司贡献了巨额的票房收入，自己只拿到很少的片酬。这种制度导致演员和导演一旦成名便纷纷离开。
嘉禾的创始人邹文怀曾是他的得力干将，因多次劝说他推行与演员导演分红的制度未果，而自立门户。
1971年李小龙有意加盟邵氏，要求1万美元的片酬，邵逸夫只答应2500美元，导致他转投嘉禾。当年他主演的《唐山大兄》，在海内外掀起了中国功夫的热潮，从此成为一代功夫巨星。事后，邵逸夫反思说这是自己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失误。
《唐山大兄》创收350万港元，刷新当时香港单部电影票房纪录。
1974年喜剧天才许冠文提出合资拍摄《鬼马双星》，条件是利润平分，同样遭到邵逸夫拒绝。在与嘉禾合作后，该片以625万港元的票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的最高记录，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到影院观看了这部讲述发财梦的电影。
邵氏颓势渐显。以“香港十大卖座电影”为例，1970-1975年，邵氏每年占据5-7部；到了1976年，仅占了2部；进入80年代，更是一部也没有。在1986年，邵氏停止了所有电影制作。
长江后浪推前浪。继之而起的是更加了解观众的口味的嘉禾、新艺城、德宝等新兴公司。
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年产逾300部影片，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好莱坞”，是东亚最大、世界第二的电影出口地，以弹丸之地与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分庭抗礼。
好莱坞电影称霸全球，对香港却久攻不下，登陆香港的影片，票房也往往惨淡收场。
香港电影以曲折生动的故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匠心独运的拍摄手法、轻松搞笑的娱乐精神、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多元混合，而拥有极强的跨文化吸引力，这些元素都令各地的观众惊奇万分。
巅峰时期，其古装片、功夫片、警匪片、黑帮片和喜剧片在华人文化圈上座率极高，且畅销全球。不但在欧美深受欢迎，连非洲民众提起“中国功夫”也是赞不绝口。
台湾、东南亚、日韩竞相引进版权，作为本地电影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如80年代，成龙的《A计划》创下了在台湾1.3亿台币，在日本20多亿日元的票房纪录；以600万美元成本拍摄的《炮弹飞车》在世界范围内创下了1.6亿美元的票房佳绩。
1983年的《A计划》获得第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
当时，经过工业化包装和商业化洗礼的香港电影文化就是许多观众想象中的香港流行文化。
1986年的《英雄本色》是年度票房冠军。
李小龙的截拳道功夫、成龙的功夫喜剧、曾志伟的《最佳拍档》、王晶的《赌神》、徐克的《倩女幽魂》、《黄飞鸿》、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关锦鹏的《胭脂扣》、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刘伟强的《无间道》等等都是无数人怀念的经典。
1987年的《倩女幽魂》。树妖姥姥那条恐怖的舌头，其实就是把一长条海绵染色，拍戏时用手扯来扯去。
一批大红大紫的明星也诞生其中，如成龙、洪金宝、刘德华、周润发、张国荣、王祖贤、张艾嘉、梅艳芳、张曼玉、利智等等。
这些老港片是七八九零后的童年回忆和青春碎片，散落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电影中的明星是许多人青春年少时的偶像，经典对白也是那时候的流行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随着各地热钱蜂拥而至，香港电影的拍摄速度几近疯狂。多数电影可以一个月内完工，多机同时拍摄，很少排练；当红的明星一天要赶几个片场，周润发一年拍11部电影，张曼玉一年接12部影片，刘德华一年多达16部。
十年一觉香江梦。没有人会料到，一片繁荣的背后，盛世危机已悄然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