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惨败的现状（总算学会了如何票房造假）
票房惨败的现状（总算学会了如何票房造假）一方面，猫眼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在线票务平台，独占50%的市场份额，有相当的实力操纵票房数据。据21世纪经济报道、网易等媒体报道，猫眼由于身兼影片出品方、发行方、宣传方和平台方等多重身份，“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因此被普遍怀疑是操纵退票事件的最大“嫌疑犯”。4月28日首映日晚间，多方消息爆料称，《后来的我们》在首映日出现了大量退票情况，被退票的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退票总额在1500-2000万元。并且，该片的预售票房轻松过亿，首日票房高达2.8亿元，与好莱坞大片达到同一量级。截至发稿，该片票房已超10亿元。4月29日，国家电影局初步认定《后来的我们》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尚待研判。若查明为不正当竞争或票房造假行为，将严肃处理。微博大V“电影票房”分析称，《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主要是通过炒高预售票房来增加影院排片，真实客户则因怕自己买不到票而提前入场；在上映首日，假数据再通过票务平台
文 | 徐秋雨 初彦墨 蔡琳敏
编辑 | 陈臣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在跨时代金曲《后来》正式发行的19年后，刘若英将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搬上了大荧幕。然而，这部情怀满满的青春片近日却被曝光存在严重票房造假行为。
4月28日首映日晚间，多方消息爆料称，《后来的我们》在首映日出现了大量退票情况，被退票的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退票总额在1500-2000万元。并且，该片的预售票房轻松过亿，首日票房高达2.8亿元，与好莱坞大片达到同一量级。截至发稿，该片票房已超10亿元。
4月29日，国家电影局初步认定《后来的我们》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尚待研判。若查明为不正当竞争或票房造假行为，将严肃处理。
猫眼成最大“嫌疑犯”？
微博大V“电影票房”分析称，《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主要是通过炒高预售票房来增加影院排片，真实客户则因怕自己买不到票而提前入场；在上映首日，假数据再通过票务平台退票离场。而此时，影院排片已经无法更改，院线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网易等媒体报道，猫眼由于身兼影片出品方、发行方、宣传方和平台方等多重身份，“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因此被普遍怀疑是操纵退票事件的最大“嫌疑犯”。
一方面，猫眼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在线票务平台，独占50%的市场份额，有相当的实力操纵票房数据。
另一方面，在2017年，猫眼已经超越光线传媒、华谊兄弟、阿里影业等知名公司，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影民营电影发行公司，在发行界影响力见涨。
2017年国庆档，猫眼同样担纲出品方、发行方、宣传方和平台方的《羞羞的铁拳》，在开启预售的10个小时内排片就破了2万场，首日预售票房近500万元。
面对外界质疑，猫眼在4月29日连发两份声明，称此次事件主要是由用户改签和“恶意刷票”的黄牛造成。
但猫眼的解释并没有让外界信服。5月2日，猫眼的劲敌淘票票以“说真话不容易，做平台有担当！”为题发表了一份长声明，对猫眼的解释进行了逐一批驳。
截至目前，此次退票事件的真相尚未清晰，还需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票房造假何时休？
在连续数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且与排名第一的北美市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与此同时，票房数字中含的“水分”也越来越多。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绑架排片”，目前更普遍的票房造假方式还有两种：“偷票房”和“幽灵场”。
“偷票房”行为主要出自院线方，主要有废票利用、手写票、捆绑销售等做法，高发于第三方在线票务平台还未普及的2014年之前。
“幽灵场”则是这两年最常见的票房造假方法，影片的制片方、发行方和院线三方“勾结”，炒高票房数据，院线能够拿到一定数额的好处费，制片方和发行商则能借势营销，吸引更多观众入场，进一步抬高票房收入。
从2009年《阿童木》虚报首映票房开始，《私人订制》《小时代4》《捉妖记》《叶问3》《大鱼海棠》等多部影片都陆续被曝光存在票房造假行为。有意思的是，这些电影大多存在同一家公司控制电影制片和发行环节的现象。
缺一部《派拉蒙法案》？
近几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大趋势，以猫眼为代表的票务平台开始介入制片和宣发环节，以万达为首的电影制片方也在着力拓展自己的院线资源。这在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也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更大的阻碍，票房造假等乱象开始不断滋长。
由此，近几年呼唤“中国版《派拉蒙法案》”的声音越来越大。
1920年代，以派拉蒙为首的大型电影公司同时控制了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在自己的影院里捆绑销售自己制作发行的影片，严重挤压了小制片商和小放映商的生存空间。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对“派拉蒙案”做出裁决，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弃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的业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在接受新浪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情况比美国更复杂，美国是一个产业链平衡发展的社会，但中国整个产业链非常不平衡，电商平台是垄断环节，上下游都是高度分散的产业环节，院线有40来条，没有什么话语权，话语权只是体现在对于小发行公司，对大平台没有太大作用。”
“在中国没有办法，只有政府来牵头，行业协会多吃几次亏，大家就会有意愿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业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