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总演的现实中的自己：做了八年演员后改行当导演
郑总演的现实中的自己：做了八年演员后改行当导演1933年11月的《联华画报》以“新影星的发现者 平民导演孙瑜(1900-1990)先生 在银坛上功绩莫大与黎莉莉合作相得益彰”为题目热情称赞孙瑜，因为当时完全由孙瑜发掘和培养的四个明星是二男二女：金焰、郑君里、王人美、黎莉莉。这四人在当时的影坛上可谓是风光一时。【八年的演员生涯】而这次评选活动的前三名和1932年的评选结果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1933年的这份名单中出现了三个新人。两个女星分别是王人美和黎灼灼，另一个则是郑君里。他们三人都是1932年进入“联华”，也都是在这一年开始拍电影。左起：韩兰根、金焰、王人美、郑君里在电影《野玫瑰》(1932)中的影像
郑君里在电影《大路》(1934)中的影像
1933年2月，《电声日报》又举办了“中国十大男女明星”评选的活动。
最终以得票多少，选出了3男7女，排序为：胡蝶(1908-1989)、阮玲玉(1910年1935)、金焰(1910-1983)、陈燕燕(1916-1999)、王人美(1914-1987)、高占非(1904-1969)、黎灼灼(1905-1990)、陈玉梅(1910-1985)、郑君里(1911-1969)、黎莉莉(1915-2005)。
1935年《联华画报》第5卷第10期封面，郑君里
而这次评选活动的前三名和1932年的评选结果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1933年的这份名单中出现了三个新人。
两个女星分别是王人美和黎灼灼，另一个则是郑君里。他们三人都是1932年进入“联华”，也都是在这一年开始拍电影。
左起：韩兰根、金焰、王人美、郑君里在电影《野玫瑰》(1932)中的影像
【八年的演员生涯】
1933年11月的《联华画报》以“新影星的发现者 平民导演孙瑜(1900-1990)先生 在银坛上功绩莫大与黎莉莉合作相得益彰”为题目热情称赞孙瑜，因为当时完全由孙瑜发掘和培养的四个明星是二男二女：金焰、郑君里、王人美、黎莉莉。这四人在当时的影坛上可谓是风光一时。
郑君里在电影《粉红色的梦》(1932)中的影像
这些新兴明星的发掘，对于国产电影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导演帮助演员发掘自身，并根据她们的个性来编导作品，这一时期各个公司都有批新面孔出现；然而在这个时期，塑造明星的力量，仍然主要在于导演。
郑君里和薛玲仙在电影《粉红色的梦》(1932)中的影像
1932年对于郑君里至关重要，当时孙瑜正准备拍摄《野玫瑰》(1932)，而男女主角已经决定由金焰和王人美主演。
但和金焰配戏的男演员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金焰推荐郑君里来演《野玫瑰》中的街头广告画家小李。
郑君里和刘继群(左)在电影《奋斗》(1932)中的影像
在试镜后，导演孙瑜觉得郑君里气质很好，于是决定启用郑君里。那时才20岁的郑君里是一个很用功肯钻研的青年。
郑君里和王人美都是第一次上银幕当主角。王人美有歌舞表演的实际经验，郑君里有话剧的理论知识。
左起：高占非、王人美、郑君里在电影《体育皇后》(1934)中的影像
他们在摄影机前面表演，自然要克服不少困难。孙瑜对他找来初上银幕的这两位年轻演员，始终是抱着信心和热情去鼓励的。
拍完《野玫瑰》后，孙瑜就邀请郑君里担任他下一部电影《火山情血》(1932)中的男主角——反抗地主恶霸的青年农民。
左起：金焰、郑君里在电影《大路》(1934)中的影像
接着孙瑜的好友蔡楚生(1911-1969)导演的《粉红色的梦 》(1932)和史东山(1902-1955)导演的《奋斗》(1932)都相继邀请郑君里参加演出。
在1932年的中国影坛上郑君里就有四部电影在各地放映，而且和他合作的这些导演都是以后在中国影坛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的“大咖”。一个电影界的新人就这样迅速蹿红。
郑君里和阮玲玉在电影《新女性》(1935)中的影像
那一段时间，郑君里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在业内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角色的内在情绪著称，22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到了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为联华影业公司并肩的男、女一号，并联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1935)、《国风》(1935)。
郑君里和阮玲玉在电影《国风》(1935)中的影像
曾和郑君里在电影中有过多次合作的袁丛美(1916-2005)认为：“他平素非常正派——这当然是他富有创造的表演天才，虽然他在银坛势一员老将，然而他的进步非常青年——这不消说他满蓄了克苦研讨的伟志。”
郑君里在电影《大路》(1934)中的影像
郑君里自1932年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签约演员，一直到1940年拍完最后一部电影《东亚之光》，郑君里在这八年的演员生涯中，前前后后拍摄了22部电影。
【17岁就投身革命活动】
郑君里，早年曾用名郑重，又名郑千里，祖籍广东中山，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由于家境贫寒，他幼年的许多日月，是在妈妈摆的小水果摊旁度过的。
郑君里留下的唯一一张童年的照片：后排右一为郑君里，前排右一为他的姐姐郑慧莲
稍大一些，也只能在广东会馆办的免费义学念书。他自小酷爱艺术，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出于对艺术的向往，毅然中途辍学，考进了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自1929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他一直从事话剧与电影的演出活动，并着手进行戏剧理论研究与翻译工作。他踏上艺术道路，投身于革命戏剧活动的战斗行列。
1928年夏初“南国”学生合影于沪杭道中，前排右起：马宁、张惠灵、左明、唐淑明；后排右起：郑君里、塞克、陈明中、陈白尘
1929年夏天，他在南国社参加演出《莎乐美》等戏剧。是年冬，他和陈白尘(1908-1994)等倡导“学校戏剧运动”，并与陈白尘等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组织“摩登剧社”。
1930年春天，他在该社演出莫里哀的《悭吝人》中饰演南医生角，颇为成功。这年8月，他积极参与了左翼剧团联盟成立的一些组织工作。
郑君里在“南国”学艺时，“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诞生。这个时期，他们进学校、下工厂、入剧场，演出了很多左翼戏剧，宣传进步思想，这是当时报载的郑君里(左三)演出《阿莱城姑娘》的广告。其间，郑君里在南通发现了赵丹这个演艺界的奇才
1931年，属于左翼剧团联盟的南国剧社、艺术剧社被国民党查封，郑君里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成立的左翼戏剧家联盟。
这一年，他和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组织大道剧社，演出苏联拉甫涅夫的《马迪迦》、都德的《阿莱城姑娘》等剧。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话剧《大雷雨》的主要演员，从上至下：蓝苹、郑君里、英茵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以夏衍(1900-1995)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
为了占领电影阵地，当时党组织有计划地将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输送到电影岗位上去。
左翼“剧联”的一部分成员，这时分别参加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
郑君里在话剧《莎乐美》中的叙利亚少年造型
在“联华”当演员期间，郑君里还参加了新地剧社、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了话剧《兄弟》、《娜拉》、《大雷雨》等。
这一时期，他和赵丹(1915-1980)以及蓝苹(1914-1991)经常在一起演出舞台剧，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哥们”。
1933年电影杂志封底《火山情血》(1932)的宣传照，郑君里和谈瑛
【和白璐分手 同黄晨结婚】
1933年，年少成名后的郑君里开始有点“飘”，这时期的他和“联华”签约的演员白璐(1916-1947)谈恋爱。
当时的白璐其名气要比郑君里小很多，但在孙瑜在栽培下，先后拍摄了《体育皇后》(1934)、《到自然去》(1936)等片。
白璐和郑君里在上海泳池合影
郑君里和白璐确立恋爱关系后，两人就经常逛马路、混迹于舞厅，爱得昏天黑地，年轻气盛的他开始不思进取，导致当时“联华”几乎所有的导演都抵制他，弄得他在1933年只拍了一部戏。
那时还是年轻导演的沈浮(1905-1994)写了个剧本《出路》(1933)，由来自朝鲜的郑云波(1905-1937)导演找来郑君里主演该片。
尚冠武和郑君里(右)在电影《天伦》(1935)中的影像
但郑君里却耽于恋爱，没有演好《出路》这部电影。“联华”的主管们都很生气，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来说，几乎是自毁前程。
在金焰、王人美等人的劝说下，他也开始非常理性得看待他和白璐之间的感情，毕竟当时两人都很年轻，他也开始淡化处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于1935年底分手。
郑君里(左)和葛佐治在电影《迷途的羔羊》(1936)中的影像
之后，郑君里整理好心情重新回到银幕的同时，也回到书桌前，写了至今在中国影史上仍然堪称经典的《现代中国电影史》、《演技六讲》等著作，它们都是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殿堂级读物。
1936年年初，郑君里在剧场排练《大雷雨》时，黄晨(1914-1994)在后台第一次认识了郑君里。
郑君里在电影《孤城烈女》(1936)中的影像
黄晨最初是从事人寿保险工作的与影视并没有关系，但黄晨后来回忆说：她和郑君里的相遇“如电影中的情节”。
这一天，郑君里跟黄晨的朋友一起排戏，黄晨就来到剧场找朋友，当时黄晨还是上海启秀女中的一名学生。
郑君里和黄晨在热恋中的照片
一身学生装没有胭脂涂抹的她一进剧场，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觉得这个女生十分漂亮。就这样，他们在大家的起哄声中认识了。
“我认识他以后，每天到他家去，他总在桌子上写东西或者看书，他就介绍一些书给我看，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书。本来我就是糊里糊涂的一个学生，那个时候跟郑君里认识，他好像带我走上了一条进步的、光明的道路”。
郑君里和妻子黄晨
1936年10月25日，郑君里与黄晨在上海天仙桥青年会礼堂举行婚礼。
有趣的是，后来在“联华”在拍摄《联华交响曲》(1937)的第三段故事《陌生人》中(谭友六执导)，还请郑君里、白璐和刘琼(1913-2002)三人担纲主演，白璐还在影片里饰演了郑君里的“媳妇”。
白璐和郑君里在电影《联华交响曲》(1937)中的影像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君里辗转托人，把妻子黄晨送去延安学习。
在延安时，黄晨曾亲眼看到斗争的残酷。
郑君里和妻子黄晨
后来由于解放区形势险恶，组织上又把黄晨和另外一些同志从延安护送回西安，这是当时被迫采取的疏散方针。
解放后，黄晨被安排担任上影厂创作室的总支书记，生活上对郑君里的照顾无微不至，由于郑君里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黄晨总会帮他出一些主意。
郑君里和妻子黄晨以及孩子们
所以有人说，没有黄晨，便没有后来的郑君里。
【改行做导演 学步之作成经典】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君里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三队，担任队长。
后来受郭沫若(1892-1978)之托，又负责孩子剧团的领导工作。
图为1939年，黄晨准备到延安“陕北公学”参加革命。这是夫妻两行将分别之际在西安大雁塔前的留影，右侧行文为郑君里所题。
在抗日战争中，郑君里的艺术兴趣有了变化。这时他开始转入话剧与电影的导演工作。
除去一直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外，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广东人，国语说得不够标准。
郑君里在电影《大路》(1934)中的影像
他的演员生涯给观众和同行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
他善于把握并表达角色内在的思想情绪，演得质朴自然而富有魅力。他没有被周围人的夸赞声所陶醉。
《电声》杂志上的郑君里
1939年，他便开始了艺术身份的转型，从著名影星转为纪录片导演，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觉得演员在创作中永远是被动的，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他需要有一个能够发挥自己才能、适合自己世界观和艺术观施展的更加开阔的创作境界，在电影实践中，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许，毅然决定从纪录片着手，投入导演工作。
纪录片《民族万岁》拍摄过程中，郑君里到桂林，在漓江边留影
第二个原因是郑君里认为做任何一行，都要求自己做得最好，这也是他始终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觉得自己在银幕上“表演很僵”，不如阮玲玉等那些天才演员在银幕上的表演来得自然生动。
对一个原来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来讲，这是个重大的人生转折。1943年，他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戏剧春秋》(夏衍等编剧)和《祖国》以及契科夫的《求婚》等话剧。
抗战期间，郑君里拍摄纪录片《西北特辑》时留影
从1940年开始，他断断续续地用了三年时间，在西北和西南各地，拍摄了一部抗日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直到1942年才完成。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纷纷返回上海。郑君里却打发妻子黄晨先回上海，自己留在重庆写他的《角色的诞生》，希望把书完成了再动身。
抗战胜利，郑君里回到上海，他和蔡楚生一起开始酝酿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
回到上海后，他参加组织了联华影艺社。后来该社很快就与昆仑影业公司合并，郑君里任编导委员会委员。
1947年八月，他与蔡楚生合作编导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1947)——《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开始了他对电影导演创作的探求里程。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的幕后工作人员合影，中间为郑君里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本完成于1946年夏，1947年10月拍摄完毕。这是郑君里在老导演蔡楚生的指导下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
影片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公映后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热烈的赞颂。同时创造了国产影片当时卖座的最高纪录，这是一部已经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经典之作。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片场，后排左起黄绍芬、郑君里、白杨、蔡楚生，前排蹲者朱今明
然而，很多观众并不知道，拍摄期间很多时候在现场执导的只有郑君里一个人。
由于当时蔡楚生身患肺结核，只能在家中养病，他便将导演工作安排写在纸上供现场执行的郑君里使用。
这对郑君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每天晚上他都要去蔡楚生的家里面跟他沟通第二天的拍摄的细节。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片场工作照，中间为白杨和陶金
【第三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
之后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1949)出色地再现了都市社会的景象：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垂死挣扎和疯狂掠夺；一方面是广大市民的痛苦呻吟，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解放前夕当时上海的混乱、黑暗以及光明就要来到的社会面貌，丰富了影片的时代感。
赵丹和魏鹤龄(左)在电影《乌鸦与麻雀》(1949)中的影像
剧本由陈白尘、沈浮、赵丹、徐韬(1910-1966)、王林谷(1919-1995)、郑君里共同创作，由陈白尘执笔，影片开拍不久却遭到审批部门的阻扰，直到上海解放前才得以完成。
《乌鸦与麻雀》的演员阵容，可以算演技派群星荟萃。赵丹、孙道临(1921-2007)、魏鹤龄(1907-1979)、上官云珠(1920-1968)、吴茵(1909-1991)、黄宗英(1925-2020)……各个如雷贯耳。
左起：吴茵、赵丹、魏鹤龄在电影《乌鸦与麻雀》(1949)中的影像
导演在促狭的空间内给各个角色安排下匀称、足够的表演施展时间，而各位演员都贡献十成的演技。每个人物的细枝末节，统统到位透彻。如今大银幕，实在难寻到这般精彩的交锋与对手。
影片公映后，受到广泛的好评，它的强烈的战斗性与卓越的艺术成就影响至今，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难得的经典名片，并获得1949-1956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
电影《乌鸦与麻雀》(1949)剧照，孙道临
《乌鸦与麻雀》是导演郑君里第一次独立执导，同时这部电影确立了他成为第三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
无论从剧作结构、人物塑造、场面调度、镜头运用，都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尤其对人物的把握，以诙谐的喜剧笔调，刻化的小广播形象最为成功，赵丹把小市民的性格和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极为生动而自然。
电影《乌鸦与麻雀》(1949)剧照，上官云珠
20世纪80年代该片在国外展映时，广受赞誉。许多影评专家写道：“这部解放前夕摄制的影片，雄辩地证明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足以毫不困难地与欧洲电影相抗衡。” 本片获得1986年法国第一届科罗米埃国际消遣片电影节优秀推荐片奖。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图为毛泽东和上海文艺界人士在一起座谈
【“红烧头尾”的来由】
1958年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1959)，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很突出的一部。它是郑君里导演艺术的高峰作品之一，也是早期国产影片中表现历史题材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导演殚精竭虑，塑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敢于和列强抗衡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真实动人地展示了近代史的第一章——鸦片战争。
《大众电影》总第27期封底，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前排左起：水华、史东山、郑君里
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精深的学识，敏锐的历史感，这些因素的有机融合使郑君里拍摄出《林则徐》这样的艺术珍品。
影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艺术同行众口一致的赞赏。
郑君里(左)和周总理拍摄于1963年第三界文联的扩大理事会上
《林则徐》完成以后，他立即转入传记片《聂耳》(1959)的导演工作。聂耳是导演的同代人。
导演跟他一起生活过，战斗过。这位音乐家乐观的天性，火一样的战斗热情，唤起了导演对青年时代那些难忘的岁月的回忆，革命的激情震撼着他的心灵，那汹涌澎湃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电影《聂耳》(1959)外景地工作照片
导演以满腔的激情重现了音乐家聂耳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影片里时代气氛的再现、音乐形象的处理、人物内心活动的准确入微的刻画，都有独到之处，使整个影片真切感人，朴实自然，别具一格。
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和《聂耳》，在1959年同时成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这就是电影界所美誉的“红烧头尾”。
电影《聂耳》(1959)片场，郑君里(中)给赵丹(左)说戏
【无法跳脱时代的悲剧】
1961年他从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得了《聂耳》的传记片奖回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枯木逢春》(1961)的摄制工作。
这是根据话剧改编的，通过苦妹子一家人的悲欢离合的遭遇，展示出血吸虫病患者的悲惨经历并最终战胜瘟病、建立幸福家庭的故事。
为拍《李善子》(1965)郑君里(左)和张瑞芳在上海郊区体验生活
导演在这部戏里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从这部戏可以看出他对电影特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对电影民族化的追求有了进一步的成就。
《枯木逢春》完成不久，他拍了他的最后一部影片——《李善子》(1965) 。
1963年，周总理向郑君里、张瑞芳等人交办拍摄根据朝鲜影片《红色宣传员》改编的电影《李善子》的任务。
1963年《李善子》(1965)外景地，郑君里
当年，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到了朝鲜，金日成亲自安排他们体验生活，每天剧组后面都跟着辆大餐车，随时保证他们的饮食。
在文革中，郑君里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并被以“保护性拘留”为名而投入监狱。
1969年4月23日，身患肝癌的郑君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终年才58岁。
郑君里在电影《孤城烈女》(1936)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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