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真实历史故事（抗联名将留下一行字后失踪）

抗联真实历史故事（抗联名将留下一行字后失踪）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得知消息后，立刻对此事引起了重视，一边以友协的名义与哈尔滨公安局局长余秀豪取得联系，让他立刻派人协助寻找；一边与苏军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出兵协助寻找。那个被拉住的人有些不耐烦，说道：“我一个人也没看见。”随后便挣脱了李桂林的阻拦，与另外几名男子一起下楼走了。李桂林又找到几个人询问，都说没见过李会长。一番寻找无果的李桂林，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不敢继续在此逗留，立刻返回中苏友好协会，将此事上报给市委。“一行字？什么字？”李桂林嘴里问着，脚步却已经迈向办公桌，亲自到日历前查看。发现上面果然写着一行字：“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水道街9号靠近华丰楼，距离中苏友好协会的办公地不远，李桂林看完李兆麟所留的一行字后，立刻转身奔出了办公室，赶往水道街9号。水道街9号是一座三层楼房，房间很多，李兆麟留下的一行字中，只写明了地点，却并未详细写明是哪个房间。李桂林抵达水道街9号

1946年3月9日下午4时许，警卫员李桂林匆忙地跑进了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地，径直奔向了李兆麟会长的办公室。来到办公室门前，他减缓了速度，轻敲了两下门，听到“请进”后推门而入。

李桂林是李兆麟会长的警卫员，刚才由于汽车半路坏了，与司机卢德才一起修车去了。汽车修好后，李桂林担心李兆麟的安全，就赶紧跑了回来。

李桂林进门后，却并未见到李兆麟会长，只有秘书于凯在办公室里整理着文件。李桂林有些着急，问于凯：“李会长呢？”

李会长离开前，曾嘱咐过于凯，如果李桂林回来，就告诉他自己的去向。听到李桂林的问话后，他立刻回答说：“李会长到水道街9号去了。”一边说，一边抬手指向了李兆麟会长办公桌上的日历，“李会长临走前，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一行字？什么字？”李桂林嘴里问着，脚步却已经迈向办公桌，亲自到日历前查看。发现上面果然写着一行字：“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

水道街9号靠近华丰楼，距离中苏友好协会的办公地不远，李桂林看完李兆麟所留的一行字后，立刻转身奔出了办公室，赶往水道街9号。

水道街9号是一座三层楼房，房间很多，李兆麟留下的一行字中，只写明了地点，却并未详细写明是哪个房间。李桂林抵达水道街9号以后，立刻进楼尝试寻找李会长。在上楼梯时，遇到三个行色匆匆的男人，便拉住他们中的一个，问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大衣的人？”

那个被拉住的人有些不耐烦，说道：“我一个人也没看见。”随后便挣脱了李桂林的阻拦，与另外几名男子一起下楼走了。李桂林又找到几个人询问，都说没见过李会长。一番寻找无果的李桂林，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不敢继续在此逗留，立刻返回中苏友好协会，将此事上报给市委。

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得知消息后，立刻对此事引起了重视，一边以友协的名义与哈尔滨公安局局长余秀豪取得联系，让他立刻派人协助寻找；一边与苏军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出兵协助寻找。

当天下午6时许，李桂林上报此事后深感不安，片刻也不敢休息，立即驱车赶往李兆麟的家。李桂林在李兆麟家中见到了正在教孩子读书的李兆麟妻子金伯文，李桂林省去了寒暄，直接问她：“李会长回来没有？”

金伯文见李桂林脸色难看，追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李桂林丢下一句“李会长失踪了”，便立刻转身继续去找人了，金伯文闻言愣在当场。

李兆麟会长离开中苏友好协会后，仅仅失联了1个多小时，李桂林为何立刻就上报市委称李兆麟失踪？李兆麟会长此去，到底见了什么人？这一切还要从李兆麟会长的特殊身份说起。

李兆麟是辽宁人，出生于1910年。年仅19岁时，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投身抗日救国活动中，受胡乔木的派遣返回辽阳进行抗日斗争，并出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凭借卓越的战功，成为抗联名将。

据日本关东军的相关统计，仅1939年下半年，李兆麟就亲自率领抗联第三路军，与日伪激战276次，给敌人沉重打击，同时也令敌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1942上半年，由于李兆麟再次与敌人交战101次，令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他和杨靖宇所率领的部队称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由此可见，李兆麟将军在多年的抗日救国斗争中，已经让敌人达到了闻之胆寒的地步，时时刻刻都想除之而后快。

1946年1月，彼时的日本侵略者已经无条件投降，抗日斗争结束后，李兆麟被任命为北满分局委员，在哈尔滨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责人之一。

李兆麟在哈尔滨期间，屡屡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内战的阴谋，将敌人的真面目摆在人民的面前。国民党方面因此恼羞成怒，将李兆麟排在了暗杀名单的首位。

当时国民党在哈尔滨的特务组织叫“滨江本组”，直属戴笠和军统局管辖。“滨江本组”的第一任组长张渤生，便是戴笠亲自遴选。暗杀进步人士和搜集情报，是“滨江本组”的首要任务。

张渤生上任以后，决定来一个“开门红”，他无耻地谋划了刺杀李兆麟将军的计划。张渤生给特务们开会时说：“我们就是要往致命的地方捅。”

张渤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李兆麟身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在哈尔滨的影响力极大，多次揭露国民党阴谋，刺杀他有利于国民党在哈尔滨开展工作；

其二，李兆麟与苏联的关系密切，又刚从苏联回到国内没多久，刺杀他可以引起苏联红军的不满；

其三，李兆麟不是来自延安的干部，刺杀他以后，可以利用这一点，破坏共产党内部的团结；

其四，如果成功刺杀李兆麟，可以对东北其他的干部产生威慑作用，未来策反工作就可以更好地开展。

张渤生对李兆麟将军的暗杀计划，其实早在1945年10月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张渤生这个人志大才疏，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真正实施起计划来，水平却非常低。

1945年10月，张渤生打探到李兆麟会出席宴会， 便打算在宴会上投毒，达到暗杀的目的。不过，宴会最终因为一些原因取消了，他的计划也因此落空。

12月，张渤生再次等到李兆麟外出的机会，他决定暗中埋伏，以枪杀的方式完成暗杀。在李兆麟外出当天，张渤生亲率特务们埋伏在水道街，等到喜欢步行的李兆麟等人外出时，张渤生由于认错了人，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

但经过此事以后，哈尔滨市委研究决定，不同意李兆麟继续步行外出，为他配备了专车和警卫员。张渤生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制造“交通意外”，伺机刺杀李兆麟。但李兆麟经过上次遇刺后，行事更加谨慎小心，经常改变出行的路线，令张渤生的阴谋尚未实施，便胎死腹中了。

此后，敌人又探知李兆麟会到马迭尔饭店剧场讲话，便提前安排特务潜入，准备伺机拉下电闸后开枪暗杀。结果，在拉下电闸后，李兆麟立刻被保护起来，趁着黑暗的掩护安全离开了现场。

张渤生制定了许多刺杀李兆麟的计划，却没有一次得逞，反而因为多次行动失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被苏军侦知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将其逮捕入狱。

国民党特务组织“滨江本组”，因此事颜面扫地，更引得戴笠勃然大怒。为了挽回面子，戴笠将自己的亲信余秀豪派到哈尔滨，安排他做了哈尔滨的市公安局长，以此职务掩盖他的特务身份。

戴笠对余秀豪非常信任，不仅让他主抓哈尔滨的特务工作，还将整个北满的特务活动指挥权都交到了他的手中。大权在握的余秀豪，抵达哈尔滨任职市公安局长后，暗中谋划的第一件事，便是刺杀李兆麟。

余秀豪之所以得到戴笠的信任，是因为他与张渤生有很大的不同。余秀豪不仅拿到了警察行 政博士学位，还拜在了素有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的奥古斯特·涡孟门下，跟他学了不少的警察专业知识。所以，余秀豪对警察的工作方式很了解，实施犯罪自然也是一把好手，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敌人，远非张渤生之辈可比。

余秀豪给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们开会时，提到了刺杀李兆麟的计划，他的态度非常嚣张，对特务们说：“一定要把他勾了！”

不过，余秀豪还是太小看了李兆麟将军，他虽然不凡， 但李兆麟将军身经百战，也不是等闲之辈。在余秀豪打算对李兆麟实施刺杀计划时，快人快语地李兆麟将军，直接找到余秀豪，当面质问他：“听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李某抗日十余年，对人民对国家有什么罪过？是人就把话说在当面，背后搞阴谋算什么东西？”

李兆麟将军的一番话，全部都说中了余秀豪心中的要害，令余秀豪哑口无言。不过，余秀豪对戴笠言听计从，全然不顾民族利益，依然准备对这位抗日名将、民族英雄暗下杀手。

李兆麟为何能够知道余秀豪要暗杀他？因为李克农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提前侦知了此事，并通知了李兆麟，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考虑到李兆麟性如烈火，无所畏惧，为了确保她的安全，中共哈尔滨市委最终决定将李兆麟调离群狼环伺的哈尔滨。

李兆麟对于自己被敌人列入刺杀名单的首位，也有自己的一番看法。他曾对毛诚说：“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得知李兆麟要被调走的消息，余秀豪愈发地着急了，他显然不想放过李兆麟将军，决心要做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罪人。为了能够达到暗杀的目的，余秀豪制定了一个非常歹毒的刺杀计划，并打算使出军统特务在哈尔滨的所有底牌。

总结了此前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余秀豪决定不再被动埋伏，转而采取主动出击，派人将李兆麟引诱至自己提前布置的天罗地网中，完成暗杀。

问题是，谁才能将李兆麟引诱至事先埋伏的地点呢？余秀豪经过反复甄选后，选定了一位貌美的女特工，她就是孙格龄。

孙格龄是山东掖县人，由于早年间闯关东，在东北与俄国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并得到了俄国人的赏识，娶了一位俄国军官的女儿为妻。孙格龄正是其父与这位俄国妻子所生，是一个混血儿，容貌美丽，追求者甚多。

孙格龄的家境富足，自幼读书，长大成人后，加入了军统，在戴笠手底下办事。戴笠素来好色，加之孙格龄的工作能力很强，深受戴笠的喜爱。戴笠后来根据孙格龄对东北比较了解的特点，将她安排到哈尔滨，隐藏在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的身边，对外以秘书的身份示人。

孙格龄在哈尔滨工作期间，曾经完成过一次暗杀日军大佐的任务，因此在戴笠处更加受重视，将其视为顶级的美女杀手，普通的任务基本不用她出面执行。这一次，余秀豪提出动用孙格龄对李兆麟进行暗杀，得到了戴笠的同意。

李兆麟身为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经常与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打交道，自然与他的秘书孙格龄也熟识。不过，两人虽然经常见面，但仅仅因为这层关系，就想取得李兆麟的信任，引诱他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点，军统早就有所考虑，并在此前就利用李兆麟重情重义的性格，给孙格龄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身份，让她得以取得李兆麟的信任。

早些时候，军统曾侦查到一个情报。李兆麟身边曾有一个警卫连长，与李兆麟的关系非常好，亲如兄弟。在一次李兆麟遇险时，这个警卫连长拼死相救，保住了李兆麟的命，自己却因此牺牲了，令李兆麟十分痛心。

这位警卫连长的老婆，是一个俄国人，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名叫柳芭的混血儿。这些情况都是警卫连长亲口告诉李兆麟的，但李兆麟却始终没能见到这对母女。

军统侦知这个情报后，发现孙格龄与柳芭都是混血儿，李兆麟又未曾见过柳芭，便决定让孙格龄冒充柳芭，接近李兆麟。军统为此准备得非常充分，他们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伪造了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孙格龄烂熟于心。

在一次酒宴上，孙格龄觅得一次良机，将自己叫柳芭的消息“无意间”透露给李兆麟，因为是有心算无心，背后又有军统支持，孙格龄成功取得了李兆麟的信任，被他视为救命恩人之女。

军统此前对李兆麟将军的多次刺杀中，孙格龄都在暗中提供了情报，但并未亲自动手。因为戴笠对她很喜欢，不愿意让她犯险。但暗杀接连的失败，令军统颜面扫地，加上李兆麟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无奈之下，他才同意了余秀豪的提议，让孙格龄亲自参与暗杀。

暗杀对于特务工作而言，本身就是极其下作的方式，余秀豪所采用的暗杀方式又掺杂了利用李兆麟的感情成分，可谓是不顾脸面了。孙格龄接到命令以后，立刻与余秀豪开始秘密商量暗杀的计划，最终决定，由她出面，引诱李兆麟至水道街9号。

水道街9号，早年曾是伪满“松浦洋行”，后来改为书店，成为孙海镜住宅后，张渤生将此地设为秘密联络点。

余秀豪是一个非常狡猾且狠毒之人，又具备警察的专业知识，将暗杀地点定在水道街9号后，余秀豪就开始着手布置在水道街9号的具体暗杀方案。余秀豪未思进，先思退，他最先考虑的是，在犯案以后如何逃避罪责。

余秀豪的第一个打算是，在完成暗杀以后，立刻对李兆麟的尸体进行处理，借助警服的掩护，将尸体运走销毁，将事情做得无声无息。余秀豪自己也知道，想要做到这一步难上加难，所以他还准备了后手。

为了让此事与自己撇清关系，他安排特务刘希贤，以40万元的重金买通了两名土匪，一个叫高庆山，一个叫孟庆云，都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余秀豪打算让这两个人动手暗杀，自己手下的人不直接参与动手。

余秀豪买凶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事情发生以后，如果有人调查到自己的头上，就将这两个土匪推出去当替罪羊。

除此之外，余秀豪还命手下搜集不少的“桃色新闻”，等到暗杀完成后就大量集中发布，以此来转移视线，减轻舆论压力。

余秀豪的歹毒计划完成后，召集孙格龄等人又暗中碰了一次头，具体安排每个人的任务。期间，特务南守善提出了一个更加歹毒的想法。

他认为，李兆麟身经百战，枪法极准，虽然他对孙格龄非常信任，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准备一些氰化钾为好。只要他中了毒，就绝对逃不走了。余秀豪闻言大喜，立刻拨了一笔款给南守善，命他立即准备氰化钾。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召开了“三八”节庆祝大会，孙格龄与李兆麟全都在参会名单之上。两人在会上见面以后，孙格龄主动找到李兆麟，谎称自己有要事向李兆麟汇报，同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也想找他商谈“国大”代表的问题。

李兆麟对孙格龄十分信任，并未起疑，但由于当天他的时间全都安排了出去，无法赴约，便推辞了。孙格龄见状，不肯善罢甘休，立刻上前继续与李兆麟攀谈，并约定明日下午三点，在水道街9号见面，李兆麟这次答应了。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因有事情耽搁，于当天下午3点半才忙完，准备乘车前往水道街9号与国民党“接收大员”进行谈判。没想到的是，汽车行驶到地段街时，突然坏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启动。

警卫员李桂林和司机卢德才立刻下车修理，李兆麟则在车上等待。就在此时，一辆马车途经此地，马车上坐的是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他认识李兆麟专车的车牌，便让马夫停车，邀请李兆麟上车同行。

李兆麟询问过李桂林，得知汽车一时半会儿无法修好，便不愿意继续等待，决定先乘唐景阳的马车返回中苏友好协会，让李桂林和卢德才修好车以后，再去中苏友好协会接他。

李兆麟乘马车抵达中苏友好协会后，回到办公室一边办公一边等李桂林，但左等右等也不见李桂林回来。李兆麟看看时间，已经接近下午4点，距离约定好的3点已经超过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李兆麟知道水道街9号距离自己不远，此前没有直接步行过去，是因为上次经历暗杀后，市委要求他必须乘车出行，确保自己的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兆麟等待得有些不耐烦了，便萌生了独自步行前往的想法。

李兆麟将军为了能让李桂林找到自己，便拿起笔在日历上写下一行字，告知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地。写完以后，李兆麟将军又不放心，担心李桂林看不到自己的“留言”，便嘱咐秘书于凯，等李桂林回来以后，一定要记得通知他。安排好这一切，李兆麟将军便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前往水道街9号。

孙格龄等人在水道街9号埋伏多时，心中焦急万分，担心事情败露被捉。一直等到李兆麟将军一个人的身影出现后，孙格龄才放心，并立即到门口将他迎到了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房间。李兆麟进入房间后，孙格龄主动上前帮忙脱掉大衣，她了解李兆麟，他随身携带的手枪就放在大衣的口袋里。

李兆麟入座以后，孙格龄立刻将早就准备好的毒茶“热情”地奉上，李兆麟对她没有防备，喝了一口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儿，问道：“这茶水咋这么咸？”

紧接着，李兆麟又说道：“头怎么这么晕？”此时的李兆麟，已经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怒目圆睁望向孙格龄。孙格龄吓坏了，立刻对身后的厨房喊道：“我给你换一杯茶吧。”说完，她就急匆匆地向楼下跑去了。

她下楼之前喊的那句话，是提前约定好的暗语，藏在厨房的两名土匪听到暗语后，知道李兆麟已经中毒，便肆无忌惮的手持尖刀冲了出来，见到李兆麟后二话不说，直接挥刀刺向李兆麟，一共七刀，第七刀最狠毒，刺在心脏，形成贯穿伤。在他们土匪行里，对这种做法有一个说法，叫“七刀八眼”。

两名持刀的土匪见李兆麟没了反应后，将他的遗体拖进一个房间，又处理了地上的血迹。一切都完成以后，他准备让等在门外的特务阎钟章进来处理尸体，却听见楼梯有人上来，他们几人便赶紧下楼了。

下楼时，正好遇到了前来寻找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李桂林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却认识李桂林，听到他的问话后，只是敷衍一句，就吓得赶紧逃离了。

市委向苏军申请协助调查以后，苏军立即将整条水道街给封锁了，由于市委和苏军的行动非常快，令军统第二次派来销毁遗体的人无法进入，只能让余秀豪利用公安局长的身份，以“协助调查”为由，在调查过程中帮忙掩饰罪行。

不过，敌人有人搞破坏，我方也有精英人员打入敌人内部。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警察局督察长得马亮，便是中共潜伏特工。由于敌人在调查过程中进行干扰，接连两次对水道街全面搜查，都没能找到李兆麟的遗体。

第三次检查时，马亮被安排进检查的队伍，重点对水道街9号进行调查。马亮带人检查完一层后，又来到第二层检查，发现临街的拐角处，一个加了锁的房门。就在他准备前往检查时，带路的派出所警察解释说，那就是一个仓库，从来没人打开过，不必检查了。

就在此时，马亮突然注意到派出所身后的更夫老人，对他不停地使眼色。马亮不顾那名警察的劝阻，走到那扇门前，发现门把手十分干净，与警察说的长期弃用情况不符。发现可疑后，马亮立刻命人强行进入房间。房门打开后，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马亮立刻意识到不妙，经过仔细搜查，找到了被敌人隐藏起来的李兆麟遗体。

李兆麟将军遭到暗杀，立刻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引起哈尔滨乃至全国的强烈反响。国民党反动派做贼心虚，开始发布各种“桃色新闻”，企图转移注意力，却没能达到目的。李兆麟遇害，受到中央和东北局的高度重视，由彭真和陈云亲自负责侦破此案。

1946年4月28日，随着哈尔滨的解放，谋害李兆麟案犯的通缉令发布。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调查，马健胤、高庆山相继落网，高庆山认罪伏法，马健胤提供线索留下一条性命，被判处徒刑。

1948年10月15日，潜逃至锦州的林再春，在锦州解放之际落网。

1948年10月19日，潜逃至长春的孙海镜，在长春解放之际落网。

1949年3月8日，潜逃至天津的阎钟章落网。

1949年11月，提出毒害李兆麟的主犯南守善在北京伏法。

1957年12月，凶犯李剑星被群众举报，在齐齐哈尔落网。

……

除此以外，包括保管毒药的凶犯张立钧在内，刘明晨、高喜元、刘文升、阎力维等凶犯也都相继落网。

李兆麟被害案，受到了高度重视，整个追缉的时间长达十余年。而且，无论是动用的警力，还是对凶犯处置的严厉程度，都极其罕见。

遗憾的是，女凶犯孙格龄潜逃到了台湾，没能被及时抓住。但她因为双手沾满了鲜血，罪孽深重，逃至台湾后也落到好下场。

毛人凤成为孙格龄的新上司后，因为孙格龄美貌，对她还算不错。但等毛人凤死后，孙格龄失去靠山，加上年老色衰，由于此前与毛人凤关系密切，遭到排挤，被蒋经国赶出了情报局。

孙格龄在台湾无立锥之地，又不敢回大陆，只好在台湾苟且偷生。孙格龄不得不沦为窑姐，赚一些肮脏龌龊的钱，以此维持生计。孙格龄罪恶且肮脏的一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结束，她的人虽然死了，但她身上的罪孽却永远也洗不清，必然会永远遭受后世的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