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电影中的亲亲（如何捧红大众电影）
盘点电影中的亲亲（如何捧红大众电影）严格的审查制度，决定了《大众电影》只能亦步亦趋，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做点表面功夫。其实，《大众电影》在创刊后的十几年时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于1962年创办了由观众投票评选的电影奖项，这个奖项日后成为《大众电影》畅销的关键因素之一。只不过，这个奖只颁了两年，到第三年时，虽然评选结果已经出来，但是文艺界整风形势严峻，致使颁奖流产，《大众电影》也于1966年宣布停刊。显然，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是不适合放映的，于是，领导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每当放这两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准确无误地用手挡住镜头。特殊的环境，让《大众电影》没有更多的选择。在“文革”前出版的306期杂志中，有近三分之一是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片镜头做封面的，其中苏联影片占了绝大多数。当时，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盛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众电影》，创造的销售奇迹连美国记者都竖起了大拇指。因它而生的“金鸡”和“百花”，也成为电影界的两大盛事。
收则衰，放则兴
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刊。
在创刊之初，《大众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官方意志。它的创刊号封面采用了苏联进口影片《团的儿子》，封底也采用了进口片《诗人莱尼斯》的一个镜头。而且，创刊号最大的一张16开明星插页，是前苏联艺术家塔马拉·马卡洛娃的个人艺术照。
特殊的环境，让《大众电影》没有更多的选择。在“文革”前出版的306期杂志中，有近三分之一是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片镜头做封面的，其中苏联影片占了绝大多数。
当时，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进口片风格单一，而且，审查异常严格。曾经当过电影放映员的吴鹤沪回忆说，放映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时，有两组镜头是无法删剪的，“一组是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的镜头，长镜头中总有天鹅湖作背景，特务窃窃私语的特写与四小天鹅欢快的芭蕾舞步交替闪现，声画是不一致的，营造出紧张气氛；另一组是为防不测，列宁在瓦西里家的客厅里席地而睡，脑袋底下枕着几本无聊的书本，瓦西里的爱妻指着熟睡的列宁，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进而相拥相吻。”
显然，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是不适合放映的，于是，领导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每当放这两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准确无误地用手挡住镜头。
严格的审查制度，决定了《大众电影》只能亦步亦趋，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做点表面功夫。其实，《大众电影》在创刊后的十几年时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于1962年创办了由观众投票评选的电影奖项，这个奖项日后成为《大众电影》畅销的关键因素之一。只不过，这个奖只颁了两年，到第三年时，虽然评选结果已经出来，但是文艺界整风形势严峻，致使颁奖流产，《大众电影》也于1966年宣布停刊。
“吻照风波”引发求刊高峰
1979年1月，《大众电影》复刊。在复刊号上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信说，当《大众电影》复刊时，绝不能容忍像“四人帮”时期那样，”空话、大话、假话连篇”。
其实，此时的《大众电影》编辑部对于要办一份怎样的杂志，了然于胸。
《大众电影》在复刊号中共刊发了25篇文章，其中，编辑部还把当时年轻人眼中的“黄色电影”——《忘乡》作为话题，放在杂志上公开讨论。到了第五期，《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剧照，画面中是王子与灰姑娘的拥吻动作。这一“吻照”，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的问英杰，写信对《大众电影》进行了质问：“你们竟然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 我不禁要问：你们在于什么？……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
在信件的最后，问英杰还撂下狠话：“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
《大众电影》还真把这封信刊登了，同时还配发了一篇题为《一张封底照引起的对话》的文章，希望读者就封底剧照展开讨论。很快，信件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支持问英杰的不到百分之三。
这样的结果，让问英杰很难接受。他一意孤行地认为，是《大众电影》做了手脚，只发表了骂他的文章，而意识不到，当时大多数人其实是渴望接吻的。问英杰忿忿不平，甚至扬言要拿刀杀害《大众电影》的两名编辑，以至于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农垦第二届摄影作品展览时，甚至还被衣牧渔业部农垦局保卫处派人监视。幸好，问英杰在京的5天，没有丝毫的杀人迹象。
“吻照”事件，让《大众电影》一纸风行，销量大增。编辑冯湄回忆，当时的来信，“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编辑部运的”。
“请给我一张选票”
《大众电影》的畅销，得益于百花奖的恢复。
1979年10月，影协常务副主席袁文殊在—次分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恢复百花奖，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1980年3月，《大众电影》刊发了选票，得到热烈回应。光是读者来信和选票，就让编辑部专门成立了?3个小组，花了一个月时间才统计完。由于每一本刊物只能附一张选票，很多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几千人中只有一两本《大众电影》，他们只好用集体评选的方法，把许多人的意见集中在一张选票上。比如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的各团支部就是先预选，然后再由各支部文体委员评议，200多人最后才寄出全院仅有的 ?张选票。针对这一现象，诗人邵燕祥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请给我一张选票，我和干百万人一起，行使这一份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力。”
这一期的《大众电影》共发出140万张选票，但是“僧多粥少”的现象比比皆是。写信索要选票的群众太多，《大从电影》只好临时加印20万份，由杂志社的编辑开着面包车到东单路售卖，结果读者把面包车团团围住，编辑就坐在车里从窗口递杂志，20万本很快就全部卖完了。
第三届百花奖共有160万人参与投票，换句话说，《大众电影》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跻身百万大刊的行列。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百花奖恢复的第二年，它的月发行量达到了960万册，当时最通俗的比喻是：“祖国960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本《大众电影》杂志在传阅。”即使有如此高的发行量，每到《大众电影》的发行日，全国各地的邮局门前都挤满了等待购买的人群，邮局大门的玻璃被挤碎的情形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