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电影哪部真实点，1976拍摄的长空雄鹰与之前拍摄的抗美援朝电影有什么不同
抗美援朝电影哪部真实点，1976拍摄的长空雄鹰与之前拍摄的抗美援朝电影有什么不同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本来就不发达，当托尔斯泰写出划时代的现实主义巅峰之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学还在沉睡，当时的相对应的作品，数来数去，还只有《三侠五义》与《孽海花》。生于1935年的陈立德并没有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但能写出一部反映志愿军空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值得我们后来人表示敬意。他编剧的电影《吉鸿昌》《黄英姑》在八十年代的电影界影响非常大，可以说，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长影厂的严谨、现实稍显有一些呆板的电影叙事风格，还是非常吻合的。《长空雄鹰》的主体故事，后来由陈立德改写成了长篇小说《翼上》，全书分上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电影《长空雄鹰》与小说的人物完全一样，故事主体也是如出一辙。长篇小说《翼上》带有非常明显的文革小说的特征，充满着高昂的激情的叙述语调，这部小说，后来由作者修订重新出版过。
1976年，长影厂拍摄了反映抗美援朝我军空军战斗经历的电影《长空雄鹰》，对这部影片评价并不是很高，在影史中，也少有提及这部电影。
最近央视电影频道里播放的抗美援朝系列电影里，有一部是八一厂于1958年拍摄的《长空比翼》，也是表现志愿军飞行员战斗的电影。
两个电影的片名的确很容易让人混淆，但是，《长空雄鹰》作为一部拍摄于文革期间的电影，还是与八一厂的那部空战影片拉开了很明显的立场与主题上的差距，比较一下这个差距，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同一场战争，不同的时代的表现与观看，会有着不同的视角与视野。
《长空雄鹰》的编剧是陈立德，在八十年代，他作为一名电影编剧，声名还是非常响亮的。
他编剧的电影《吉鸿昌》《黄英姑》在八十年代的电影界影响非常大，可以说，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长影厂的严谨、现实稍显有一些呆板的电影叙事风格，还是非常吻合的。
《长空雄鹰》的主体故事，后来由陈立德改写成了长篇小说《翼上》，全书分上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电影《长空雄鹰》与小说的人物完全一样，故事主体也是如出一辙。
长篇小说《翼上》带有非常明显的文革小说的特征，充满着高昂的激情的叙述语调，这部小说，后来由作者修订重新出版过。
生于1935年的陈立德并没有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但能写出一部反映志愿军空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值得我们后来人表示敬意。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本来就不发达，当托尔斯泰写出划时代的现实主义巅峰之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学还在沉睡，当时的相对应的作品，数来数去，还只有《三侠五义》与《孽海花》。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颗宽容之心看待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样的心态与立场之下，我们看《翼上》这样的小说，便能够理解小说的长处。
陈立德在这部小说里，以气势如虹的笔调，一泻千里的排山倒海的政治抒情式的笔法，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天空，虽然作者的语句会烙印上时代的印痕，但是作者的流畅的笔法、抒情的语体、贯通的激情，都给文本本身带来一种黄钟大吕的内在潜质。
陈立德在文本语调的选择上，有意接近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抒情格调，这样抒写的目的，有作者写作身份的考虑。毕竟陈立德没有实际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所以他在小说里，用大段的抒情议论风格来代替更多需要亲身经历才能拥有的细节提供，就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久远的战争，也是不得不通过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来体现作者对历史细节更为细腻的详细描摹。
可以说，叙述的选择，是取决于作者的切身感受的。
同样，我们看看莫言的作品里，为什么总是用他的感觉来代替对真实的细节的复述，其实与托尔斯泰走的是同一条异曲同工的路线，那就是莫言对历史中的细节所知有限，所以，他就用他的感觉的描摹，来遮掩他对现实细节的匮乏，像《红高粱》里大段色彩缤纷语词的运用，正是莫言采取的扬长避短的一种巧妙的写作手法。
而这种手法，也决定了陈立德在《翼上》中用大段的政论式的抒情手法表现时代背景、人物经历与心理定位时采用的一种文学体裁选择。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能给予陈立德《翼上》这样的小说以更多的善待，但是，恰恰是这些不入文学正史法眼的中国文学文本，构成了“长尾理论”中的一个尾部的存在，这些文学作品的价值，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它的文本里，同样体验到中国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看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的显影与沉淀，体味到各色人等的精神叠印与生命瞬间。
所以说，那些阴阳怪气的中国文学史作者，都是没写过文学作品、不知写作甘苦、只会用生硬的舶来的理念硬套文学现象的飘篷般的跟风转的趋炎附势者。
《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
比如说，复旦大学陈思和称《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是一个“准风尘女子”，就完全是以自己之腹，度小说里的人物，强加了小说里的角色没有的身份。
《长空雄鹰》与《翼上》的主题基调是完全一致的。很可能电影剧本是作者在长篇小说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长空雄鹰》与八一厂版《长空比翼》的最大不同，就是，它不再像《长空比翼》那样，注重于士兵的成长，在《长空比翼》里，飞行员开始的时候是不成熟的，一到天上，就犯了自由主义错误。
而在《长空雄鹰》里，主人公高骏涛从一开始就非常成熟，小说里开篇就描写了男主人公在东南沿海打击敌人的时候，所体现出的成熟风范，之后，他被上级选拔抽调，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样，整个电影与小说里，都没有男主人公的成长经历，那么电影的主线与矛盾冲突从哪里来呢？
当然，这种战斗影片里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作品所需要的外部冲突，但是，这仅仅是外在的冲突，没有内在的人心的展示。八一版的《长空比翼》里，在人心的展现上，主要是表现主人公强烈的复仇愿望与纪律制约的矛盾，同时，电影里还加进了他与失联的未婚妻的情感波澜，这构成了电影的内在的情感波谷起伏。
而在长影厂的《长空雄鹰》里，则按照文革期间最常见的设置方式，把路线斗争的隐约残余，加诸在男主人公与孟副团长之间的思想冲突上。
男主人公代表着正确的路线，他认为战争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着精神的力量，就能够战胜敌人。而孟副团长则谨慎有余，激情不足，过分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对当时的主流军事思想却认识偏颇。
影片里的一段台词，可以看出电影里的主旨所在：有的同志“过分强调了空中斗争的特殊性，却忽略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革命战士的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有些问题看起来是战术上的问题，但实质上是相不相信毛主席的作战原则在空中这个战场上同样可以运用的问题，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革命路线，靠无产阶级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敢斗必胜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在空中这个战场也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啊。”
在王树增的《朝鲜战争》中多次引述了抗美援朝的对手对中国军队的英勇无畏精神难以理解的言词，而实际上，《长空雄鹰》里这一段台词，却可以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志愿军战士身上洋溢的精神动力所在。
《长空雄鹰》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表现了志愿军飞行兵如何将地面上的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军事策略用于长空而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场战役进程。
引走敌机的护航编队，然后，重点出击敌人轰炸机队，是电影里的这一计谋的主要方略，电影的几起与敌人展示交锋的斗智斗勇的谋略，基本都是围绕这一地面战斗中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军事智谋在空中的运用，最后被证明同样是打遍长空无敌手。
在展示这样的主体谋略的同时，电影还像众多的抗美援朝电影一样，设置了战争重逢的“团圆”情节。影片里的男主人公高骏涛在中国战场上，曾经结识了一名朝鲜战友，后来战友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他巧遇了这位朝鲜战友的小女儿，构成了电影里的一段用“金达莱”柔美音乐表现出的感人情节，这也是文革电影里少见的柔情段落。
由此可以看出，拍摄于文革期间的《长空雄鹰》带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的主题意旨痕迹，那就是在电影里穿插了路线斗争的交锋线索，但影片里对孟副团长作为负面路线的一个代表，并没有作一锤子到底的丑化，后来孟副团长在实战的教育之下，很快抛弃了他的不正确的思想路线，而站到正确的一方来。其实这种设置，即使在魏巍的《东方》里也难以幸免，《东方》里的男主人公围绕他的青梅竹马的心仪女孩，应对的是他的另一位上司的贪图享乐的对立面角色，变相地带有文革期间路线斗争的潜伏遗风。
《长空雄鹰》也是该片导演王枫第一次执导影片，整个电影比较拘谨与呆板，缺少鲜活的生动的战争感觉，这也导致了这部影片反响平平，难以留下深刻的记忆。不过，作为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它还是保真了文革期间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深度与角度，留存了一个时代对这场战争的观感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