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史电视剧（建国后上映清宫秘史）

清宫史电视剧（建国后上映清宫秘史）结果，到了1954年10月，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再次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只不过，当时这番话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讲，毛主席也没有对此作出过多的解释。因此，无论是主席身边的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还是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以及胡乔木等部长，都以为毛主席所言是一家之言，遂没有引起重视。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肯定和赞扬了维新派和支持变革的光绪帝，以及批判和揭露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这在如今我们看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该片于1950年3月在大陆上映以后，它还受到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好评，认为影片褒扬新政，抨击旧党，具有进步意义，更是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然而，当毛主席在看过这部电影以后，却当即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仅没有在这部影片的“爱国主义”基调上发表意见，反而还直截了当地

说起《清宫秘史》这部电影，人们可能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作为一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映的香港影片，看过它的人本就不多，更何况它还由于种种原因曾被封禁，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被封禁的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被封禁的直接因素，竟是源自毛主席的亲自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作为一部反映清末纪实的电影，《清宫秘史》围绕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以及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主要揭示了当时清政府内部尖锐的“帝后之争”。

我们知道，历史上“帝后之争”中慈禧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而这也使得电影创作者站在了“弱势”一方的立场上，对慈禧展开了抨击。

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肯定和赞扬了维新派和支持变革的光绪帝，以及批判和揭露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

这在如今我们看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该片于1950年3月在大陆上映以后，它还受到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好评，认为影片褒扬新政，抨击旧党，具有进步意义，更是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

然而，当毛主席在看过这部电影以后，却当即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仅没有在这部影片的“爱国主义”基调上发表意见，反而还直截了当地指出：“这部电影是卖国主义的影片，应当进行批判！”

只不过，当时这番话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讲，毛主席也没有对此作出过多的解释。因此，无论是主席身边的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还是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以及胡乔木等部长，都以为毛主席所言是一家之言，遂没有引起重视。

结果，到了1954年10月，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再次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不久后，他又表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的！”不难看出，主席此时的言辞之中，已然带着不满和愤慨。

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毛主席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并非是说说而已，这件事已然被他放在了心上。

因此，相关部门这才开始拟作文章准备批判，但鉴于当时中央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文章不敢太过尖锐，这也使得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大多不痛不痒，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到了1965年12月，毛主席在杭州与众人谈论历史和哲学相关问题时，他再一次提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这时，已经是毛主席第五次提到了对《清宫秘史》的批判问题，而且当时国内也已经到了“大风暴”的前夕。而主席此次明确表态过后，国内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热潮终于开始酝酿起来，与此同时一场由文艺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上的浪潮，也开始成型。

很快，一大批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就应运而生，其中最具代表、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红旗》杂志历史编辑组组长戚本禹于1967年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文。

这篇文章从“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和群众性出发，极力讽刺了清廷统治者对义和团的软化和利用，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为，以此来映证了伟人所提出的“卖国主义”观点。

但最为关键的是，戚本禹的文章还不失时宜地将“卖国主义”这个观点与政治运动联系了起来，从而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会疑惑，毛主席为什么会不依不饶地“抓”着《清宫秘史》不放？并坚持认为不对其批判，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呢？

其实，透过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感概，伟人在政治上的嗅觉之敏锐，其思想高度之超然。而他之所以坚定认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主要是从两个出发点进行了分析，而这两点，也正是他反感这部影片的根本原因。

第一点，正如戚本禹所言，《清宫秘史》中对于义和团运动有着明显的贬低和批判。

这里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义和团。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最早发源于山东、直隶一带，最早是由民间组织构成，并随着列强对华殖民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壮大。

可以这样说，这个团体的发展就是为了与洋人相抗衡的，特别是他们还以“扶清灭洋”作为了口号，这还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清政府的支持。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这支主要由农民构成的队伍对洋人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甚至还一举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企图，这个意义，对于当时乃至后来的整个中国，都有着相当了不得的影响。而这也是毛主席为什么格外推崇这起运动的缘故。

然而，在列强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毅然就放弃了这个“扶持”自己的组织，并将其作为了向列强“示好”的投名状。而后在清政府与列强的联合绞杀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就以一种悲壮的姿态从历史舞台上谢幕，成为了令后人唏嘘不已的悲剧。

诚然，义和团运动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的确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愚昧性的，比如运动过程中参杂的“刀枪不入”、“抵制一切洋货”等思想。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情有可原。

然而，电影制作者却死死抓住义和团的这条“辫子”不放，还采用了某些史学研究者的片面观点，对这一点无限放大，将义和团运动描写成为了“无知愚昧”的“野蛮骚乱”，以及一群“乌合之众”所搞起来的“邪术妖法”。如此批判，显然置这场运动的历史作用于不顾，用今天的话来讲，简直就是“为了黑而黑”。

更为关键的是，电影还有意淡化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义和团运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没有将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引到洋人身上，而这种无视基本历史事实的做法，虽然躲过了大多数观众的眼睛，却被毛主席一眼就看了出来。

因此，一向将民族性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毛主席，才会在观影后对其中暴露的这个问题“大动肝火”，并表示了评判的意思。当戚本禹将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送给主席过目后，毛主席还大笔一挥，作了这么一番补充：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几乎将历史吃透的革命家，毛主席比谁都明白义和团运动产生的背景和意义。

半个世纪以前，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肆意侵略以及他们对中国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才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怒，从而自发掀起了一场反抗斗争。

这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历程中的一次伟大经历，而那些参与其中的大众，他们都称得上是响当当的勇士。

也正是出于对反帝勇士的崇敬，毛主席不允许任何人对那场运动出言不逊，更不允许有人妄图抹黑。他清楚，如果这样一场运动都会被视为“无知愚昧”的“野蛮骚乱”的话，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缺乏抗争精神的，这显然不符合他拼尽全力缔造一个新中国的初心。

但遗憾的是，一些观众不仅没有发现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反而还不明所以地极力推崇影片中所谓的“爱国主义”，就算后来毛主席明确提出了其中不妥，可还是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为《清宫秘史》辩解。

因此，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毛主席才会大动肝火，并且三番五次地强调这个问题。或许也正是因为其中影射出的巨大隐患，毛主席才会亲自督促对这部电影的批判，并坚定地将其斥责为“彻底的卖国主义”。

然而，对于毛主席来说，他对于《清宫秘史》的反感还不仅仅在于义和团运动被“污名化”，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里通外国”思想，才是他最大的反感之处。

“里通外国”这个词汇原出自鲁迅文章，意为勾结外国的行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汉奸”行为。后来这个词成为了毛主席的特定用语，而在他的“词汇表”里，“里通外国”算得上是最可耻的一个。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将这个“最可耻”的词，用在了《清宫秘史》上呢？

其实，毛主席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因为他特别讨厌电影中的光绪和珍妃这两个人物，可在电影中，这两个人物又正好是当作正面人物来塑造的。而伟人之所以反感他们，是因为珍妃对光绪说过这么几句话。

影片中珍妃对光绪说道：“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指慈禧），你不要跟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此外，珍妃还说道：“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

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企图依靠外国势力，与外国人里应外合来争夺权力！这不就是明显的“里通外国”吗？

要知道，我们不断开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其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驱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力，谁和洋人走得近，革命就率先针对谁。这一点，从孙中山先生那时起就已经成为了纲领，后来虽被国民党继承，却终由中共发扬光大。

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推翻了沦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政府，抹灭了充当帝国主义“打手”的北洋政府，更是打垮了迷信帝国主义的“信徒”蒋介石政权。

能够消灭层出不穷的“里通外国”者，其中不易毛主席比谁都深有体会，而他的民族情怀也因此比谁都强烈。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会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系列旨在消除帝国主义影响力的基本外交方针，从而为新中国彻底摆脱外来势力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正是在强烈的民族情怀下，毛主席才会对影片中所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难以忍受，更是对之产生了难以遏制的愤怒。而他也由此深刻感受到，必须要对“里通外国”的行为进行批判，才能杜绝部分意志不坚定者步入歧途。

于是，借着批判《清宫秘史》这个机会，毛主席将“里通外国”这个问题进行了放大，并不止一次对其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于一些有着历史定论的人物，他都能从这个角度入手，作出一些新奇的评论。

比如商纣王的哥哥微子，这位历来都被视为识大局的正面人物，他劝说纣王无效后便派人到周地清兵，颇有大义灭亲的气度。但毛主席却认为，商朝是微子的祖国，尽管纣王不道，微子也不应该请周入朝。而微子的行为，就是典型的“里通外国”，是“汉奸”的做派。

除此之外，对于那些身为高官却暗地与外部势力相勾结的人，毛主席更是表示出了相当明确的鄙视态度，他尤其喜欢用“里通外国”这个词汇来批判这些人，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最坏”，是“汉奸”。

当然，在现实的党内斗争中，毛主席也保持了同样的态度，对于“里通外国”的群体最为反感。他还曾严肃地提醒全党同志：“切不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

此外，毛主席还语重心长地说过：“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错误就还可以挽救。”……“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如此看来，毛主席的确是将“里通外国”的行为看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他的坚定态度也决定了这批人不会得到原谅，这于国于党，都产生了巨大的警示作用。

因此，不论是基于民族情怀还是政治警惕，都使得毛主席对于《清宫秘史》不可能淡然视之，他必须要防患于未然。

所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才会对《清宫秘史》的批判问题念念不忘，不断指示相关部门行动起来。但人们也都清楚，主席“紧捏不放”的严肃态度下，实则是他的一片苦心。

之后，《清宫秘史》就受到了相当猛烈的批判，没过多久，它便被彻底封禁了。

但客观来说，单就艺术性而言，这部影片仍不失为一部水准较高的先驱电影。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它又得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脱离了“禁片”的行列。

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待伟人当时的举动，虽然有所争议，但绝非是一些人评论的那般简单地“上纲上线”，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环境和局势下，伟人需要考虑的，远远比普通人要多得多。要知道，对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来说，“政治敏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素养，而这一点体现在毛主席身上，更加显而易见。

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起，到对《清宫秘史》的“紧捏不放”，都是伟人政治敏锐的表现。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执着于将文艺问题政治化，因为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斗争无比重要，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所以，基于对大局的考虑，伟人才会将自己的政治神经遍布在各个行业上（特别是文化行业），一个人操着七亿中国人民的心。

历史证明，伟人对于文化领域的重视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就算到了今天，当我们审视整个文化产业，情况其实比当年也好不了多少。

比如最常见的舶来电影、公知舆论等等，或多或少，其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输入，令人防不胜防。而在这些意识形态的侵蚀下，国内到底滋生出了多少“里通外国者”，我们不得而知。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文化领域的管控和净化，加紧对“里通外国者”的发现和揪出，而对于那些已经显露出来的“里通外国者”，更要保持对他们鄙视和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当然，这批人，注定会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如今我们在提及《清宫秘史》这部电影时，基本上只能记起它是新中国第一部被禁的影片，而对于它身上发生过的斗争故事及其象征意义，很少还有人能够记起。

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电影终将走进博物馆，被更多的人知晓，而我们也期待届时一旁的介绍中，记录着它和毛主席的这段特别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