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高校教师的论文发表与职业发展（聊聊高校教师的论文发表与职业发展）

聊聊高校教师的论文发表与职业发展（聊聊高校教师的论文发表与职业发展）1.研究对象 二、研究设计近年来，国内高校在高端人才引进和扶持上的投入显著加大，但作为高校高层次人才当中的“底层群体”，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焦虑似乎并未稍减。“高龄”踏入职场，安顿生计仍然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眼前紧迫的难题，并且，想要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起点，在几年后的今天也变得愈加困难。随着越来越多高校开始主要面向高校青年教师施行“预聘制”“特聘研究员”“师资(专职)博士后”等，这些人事制度名目不尽相同，一致的却是对科研考核要求的层层拔高，以及过去进入高校即获得“铁饭碗”的观念的打破。学术职业前景不确定性的剧增，使当下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不得不在“生存”和“发展”两方面应对更艰巨的挑战。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境遇已经成为超出学界范围的热点议题，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治学路径差异却还未得到充分关照。当前学界和社会围绕高校青年教师话题的讨论大多基于理工科的学术模式，聚焦人文社科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讨

高校青年教师的权威期刊发表与学术职业进路——基于新闻传播学科的考察

摘要:基于对国内新闻传播学高校青年教师在其学科“四大刊”投稿发表经历的考察发现，权威期刊正日渐成为国内人文社科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尝试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诉求当中往往糅合了现实功利诉求和学术理想主义，这也构成了高校青年教师学术生涯早期的主要压力和动力。当多数高校青年教师将作为稀缺发表资源的学科权威刊物想象为研究者凭借治学天赋、学术权力和知识声望等多种筹码展开综合竞技的场域，除了提升治学水准，高校青年教师们也试图以对接期刊发表偏好或是扩大学术社交等策略来提升发表概率，但在此过程中，他们依然面临各自困境。随着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实践与权威期刊的联系更趋紧密，从中也独特地映照出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进程的雪泥鸿爪。

关键词:高校青年教师;权威期刊;学术职业;投稿;新闻传播学

一、研究缘起:权威期刊对人文社科高校青年教师治学有何影响?

近年来，国内高校在高端人才引进和扶持上的投入显著加大，但作为高校高层次人才当中的“底层群体”，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焦虑似乎并未稍减。“高龄”踏入职场，安顿生计仍然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眼前紧迫的难题，并且，想要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起点，在几年后的今天也变得愈加困难。随着越来越多高校开始主要面向高校青年教师施行“预聘制”“特聘研究员”“师资(专职)博士后”等，这些人事制度名目不尽相同，一致的却是对科研考核要求的层层拔高，以及过去进入高校即获得“铁饭碗”的观念的打破。学术职业前景不确定性的剧增，使当下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不得不在“生存”和“发展”两方面应对更艰巨的挑战。

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境遇已经成为超出学界范围的热点议题，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治学路径差异却还未得到充分关照。当前学界和社会围绕高校青年教师话题的讨论大多基于理工科的学术模式，聚焦人文社科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讨论尚显零散。相较理工科的治学特点，文科科研模式可大致化约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书斋式写作。在这种特别强调“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写作中，学者的学术成就根源于其作品里展现出的天才“原创性”[1]。而当这种原创性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中常常被简化为“以刊定文”的操作办法，“原创性”能够得到何种认可，便与论文在何刊物发表密切相关。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笔者近年在各地参加学术会议时注意到，关于如何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探讨，不仅被频繁列入各类会议的正式议程，同样也是高校青年教师们在私下交流时最为乐道的话题。而交流的内容则不但包括分享彼此研究专长，更有各自投稿经验的介绍和抱怨。

对于国内人文社科高校青年教师，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也使高校青年教师们对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态度和行动，成为理解其治学观念的一条独特线索。由此，我们可将本文研究目标转换为对以下几个更具体的研究问题的回应: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对于国内人文社科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道路有何确切意义?这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治学理念?除了提升自身学术水准，高校青年教师们还尝试采用哪些策略提升发表概率?在此过程中，他们又面临何种困境?通过聚焦上述研究问题，即透过权威期刊对高校青年教师治学思路的某种无形“规训”，以及高校青年教师向权威期刊投稿中所展现的理念与行动策略，本文尝试以此揭示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学术生存状态及其形塑机制。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聚焦笔者所处的新闻传播学领域，重点关注该学科高校青年教师在国内新闻传播学权威期刊的投稿经历。有必要说明的是，当前国内人文社科学界对国际发表的重视度不断提升，经管类学科的国际发表已经相对领先，但不同学科特点和学科整体水平的差异，以及人文社科学者在看待国际学术标准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使得大多数学科或是在国际发表层面尚未形成规模性的影响，或是当前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对一些学科的研究并不很适用[2]，这些学科研究者群体认同的“权威期刊”，通常还是其所在学科最具影响的几本国内刊物。就新闻传播学来看，近年来在学术论文的国际发表方面进步显著，但数量和质量都还远未形成主导性优势[3]，提到本学科的权威期刊，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一般仍是四本知名国内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在众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圈内交流话语中，它们往往也被统称为“四大刊”。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深度访谈为资料收集方法。从2018年夏至2019年春，围绕向“四大刊”投稿这一话题，笔者陆续对24名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共同特点包括:未满35周岁，已取得博士学位，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此外，研究主题已决定了研究结论必然会同高校青年教师供职机构的类型，以及个人的“四大刊”发表经历有密切联系，因而这些也是在样本选取多样性方面首先考虑予以平衡的属性。24名青年教师的总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借由参加学术活动和聚会等契机，大部分访谈以“面对面”形式进行，少数受访对象因无合适见面机会，采取电话约访。访谈以半结构化形式展开。透过高校青年教师们向权威期刊投稿的经历叙事，我们尝试进一步阐释这种经验和行动对其治学道路和理念的微妙作用。此外，依照学术惯例，对于访谈材料提及的“四大刊”中的具体刊物，本文采用将四本期刊标序，分别以期刊A、期刊B、期刊C、期刊D代称的技术处理。

三、高校青年教师治学的功利诉求与理想主义

1.科研压力剧增下的学术生存境遇

学者的职业境遇与学术环境紧密相依，高校青年教师对学术生态变化的感知尤其敏锐。随着科研考核“计量化”趋势的全球蔓延，即便在较少采用量化模式的美国研究型高校，学界新人们也开始深切体会到，论文数量对于教职晋升的至关重要[4]。此外，对科研成果质量评价重视度的提升，也在普遍影响全世界学术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比如，澳洲高校的人文社科研究者申请课题时，已经需要详细汇报其既往发表论文的被引数量[5]。就国内情况来看，在以论文为代表性学术产品的人文社科领域，论文质量的实际评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发表刊物级别，权威期刊论文在学术考核当中所占的权重不断提升，意味着既往单凭论文数量来达成教职晋升在科研成果方面要求的策略，在越来越多高校最新科研考核制度下，已不复适用。

在积攒“科研工分”的道路上，权威期刊之于高校青年教师愈加重要的意义不只是更高的分值，还包括它日渐突显的不可替代性。发表在权威期刊的论文可折算为篇数更多的其他刊物论文，这在国内高校教职晋升制度里大多早有明确规定，而从众多高校新近发布的人事文件来看，一个显著趋势是在论文发表要求里，进一步明确了权威期刊论文的数量，由此也使其从高校青年教师学术之路上的“加分项”变成一道必须迈过的门槛。并且，对于那些面临着“非升即走”以及完成额定科研任务方可转为正式教师编制等制度性压力的高校青年教师，权威期刊发表还从作为教职晋升的条件逐渐下潜至考核要求的层面。换言之，权威期刊不仅关乎职业发展，更多了一层保住饭碗的功用。然而，权威期刊发表在多数高校青年教师眼中都存在较高不确定性，这便又转化为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正如供职于“长三角”某地方高校的一位高校青年教师所言:

我入职时签的合同上，注明了要在本校认定的B类以上期刊至少发文两篇的任务，达到这个等级的新闻传播类期刊主要就是“四大刊”，这些期刊目前一期通常不到十篇论文，而且每期文章一大半都是那些圈内大佬发的。全国那么多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留给我们的机会还有多少?对于平时花了大力气写的那些论文，如果目标就是发个过得去的刊物，我有绝对把握。但发权威期刊就不同了。虽然我也不认为上面每篇文章的质量都绝对高，但刊物就那几本，只能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投，到目前没发出来，内心还是深感焦虑的。(访谈材料20180702-Y1)

国内高校对学科顶端期刊的追逐，预示着年轻学人的职业发展导向将与相关期刊的用稿偏好产生更密切的联动。同时，期刊级别要求不断上扬催生的发表压力，也已全面波及作为学术市场预备军的博士生群体。仅就国内新闻传播学科来看，虽然目前还未见有高校将“四大刊”等学科权威刊物的论文发表设为博士学位授予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却常常直接对标各高校的博士招聘要求，以及安家费、购房补贴等入职起始待遇的发放标准。比如，本研究访谈对象供职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就均在通常简称“北大核心”“南大核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基础上，另行设置有期刊分级目录，不仅以此作为本校人员职称评定、学术奖励和绩效考核的主要参考依据，并且大多还写入了教职人员招募简章的要求。各高校的期刊目录在分级明细上虽有一定差异，但“四大刊”均被列在较高的层级，透露出它们对于新闻传播学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2.高校青年教师治学观念里的学术理想主义

高校青年教师冲击权威期刊的诉求突显出应对教职考核和晋升机制的现实压力，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其中渴望施展学术抱负的理想主义。正如1919年在慕尼黑大学“以学术为业”开题的著名演说中，除了将学术归为一门职业，韦伯仍极力高扬学术有着作为“志业”的神圣属性，它常常就表现为学者在稿纸上进行一段推测时以个人灵魂、命运押注的信念[6]。这也揭示出高校青年教师的发展有时不能仅仅抽离为一个被动抵抗生活与职业压力的过程，而是同样包含了渴望通过攀登学术高峰来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意志，并且，由此换取的学术成绩亦不等同于当今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经常谈及的学术权威和声望。从访谈来看，高校青年教师们普遍将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视为在学术生涯早期达成“弯道超车”的重要契机。

前年下半年投了篇文章到“期刊C”，我有比较满意的文章，一般都会先往那里投，当然也不抱多少希望，投出就没放心上了。去年年初，突然接到编辑部关于论文拟采用的通知，接下来做了些小改，文章很快就发出来了。以前听说“期刊C”审稿周期长，就更觉得这次投稿出乎意料的顺利。个人认为可能就是选题恰好比较对刊物胃口，还有运气也挺好。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计算过这篇文章会给我今后评职称带来哪些帮助，能在这刊物上发文就已然知足。(访谈资料20190401-Y17)

除了要在垂直的教职体系内向上攀爬，高校青年教师们还同时身处本学科横向的学术共同体中，学术能力则成为进入共同体核心圈层的“入场券”。以上高校青年教师的叙述也表明，获得学科共同体认可的意义往往并不亚于现实名利，正如学徒渴望成为熟练工人，从而加入那个圈子—这与薪水没有什么关系[7]。当权威期刊论文成为当下人文社科研究者展示学术能力最过硬的佐证，高校青年教师们倾向于优先向“四大刊”投稿，不只缘于学科同人对“四大刊”用稿标准普遍有较高评价，尽管相对欠缺学术积累以及人情和声望等可能影响学术发表的潜在支持，仍然不断有高校青年教师在“四大刊”发文的实例同样构成了学术信念的重要支撑。纵使一种呼声正在强调，青年人才很难从现行科研体制和科研文化下脱颖而出[8]，但冲击“四大刊”并存的挑战和机会还是使其被高校青年教师视为一条凭借展现才华获得学术圈门票的相对公平的通路，它以作品中的“天赋”来兑换时间层面的学术资历积累。

在写论文这个问题上，咱们学科的年轻人未必不如老一辈。学养积累固然重要，但不是全部，选题、视角、方法的新意同样关键。最近几年，从期刊发文也能看出学界对这些方面更重视了。传播学在国内属于年轻学科，发展很快，而不少老一辈学者都是“半道出家”，这种学者身上的时代印记既是独特优势，也难免随时代变化成为一种局限。当学科研究变得越来越规范，年轻人受到更系统的科班学术训练，对新兴传播技术和媒介文化也有更深的亲身体验，这些又成了我们的优势。(访谈资料20190301-Y4)

以上高校青年教师表露的信心映照出国内新闻传播学发展的独特进路，同时也使我们能从学术业者的角度去捕获学科图景的微妙变迁。随着“学者”的通用身份常常遮蔽了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巨大差异[9]，德兰迪进而指出，当学术研究已变得如此专业化，学术团体的研究往往在其学科内失去了作为整体的意义[10]。就国内新闻传播学来看，研究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和选题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已表现出较明显的代际差异，例如在青年亚文化这一热点研究领域，就罕有年长学者深耕其中。不同代际学者在研究理路上的隔江而治，既体现出所受学术训练特点的时代差异，也呼应了学科不同发展阶段对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当传播学由进入国内之初以理论译介为主，到当今愈加呼唤严谨、规范的实证研究，权威期刊在用稿方面同步发生的偏好转向，也给学力相对欠缺，但在前沿研究方法掌握上更系统、对新媒介文化感知更敏锐的年轻学人提供了机会。

四、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策略与困境

1.高校青年教师在学术竞争中的起跑劣势

权威期刊同样需要刊登最具“原创性”的论文来巩固其权威性，然而任何刊物又都难以完全超越现实学术社会关系。正如布尔迪厄指出，作为一个空间隐喻，“场域”是争夺合法性的竞技领域，而学术界便是争夺知识合法性垄断权的竞技场域[11]。在大多数受访高校青年教师眼里，权威期刊投稿中的作者比拼，更加具象化了知识分子如何为安置在一个竞争性的舞台。在遴选论文的一系列程序环节，作者身上象征学术资源控制权的学术资本、知识声望、职称等级以及供职机构层次等论文质量以外的因素，都可能影响期刊的最终用稿选择。实际上，通过比较不同类型作者的投稿率与发表率，默顿就曾谨慎指出，知名学者的论文评审过程可能相对不那么严苛，以及审稿人在证据不足时更容易选择直接信任其研究结论等因素制造了作者身份差异对用稿概率的影响[12]。由此也预示着理想意义上以“原创性”为唯一评价尺度之下，权威期刊投稿者们事实上并不位于竞争的同一起跑线。

与此同时，国内各学科权威期刊在刊文数量上还普遍有所缩减。以“四大刊”为例，期刊发文数量的减少和单篇论文篇幅的加大已是近十年来显而易见的趋势，《国际新闻界》就表现得最为明显，该刊2009、2012、2015、2018年度刊发论文篇数分别为302、209、128、130(快讯、短书评、会议综述等不列入此处统计)，在期刊版面略有扩充的基础上，发文数量却锐减，并于2015年前后逐渐趋向稳定。权威期刊作为发表资源稀缺性的突显，意味着发文难度的无形提升。并且，受访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注意到了文章篇幅的显著加长，源于“四大刊”对论文论证深度、研究方法规范性、文献综述等要求近来有了大幅拔高，这既反映出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水准的进步，也给发表论文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在围绕权威期刊发表资源的竞争过程中，处在出发不利位置的往往正是相对欠缺学术资本和关系支持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其中更深层的原因也在于，并无明确的度量标尺确保那些最具“原创性”的论文能够从选题到方法都日渐多元化的来稿里立刻被甄别出来。尤其对于优质稿源丰沛的权威期刊，要对论文的“原创性”进行极为精细的、可量化的比较，从而遴选出学术质量最优的少量稿件放入稀缺的版面，无疑更为困难。换言之，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容易评判其水准高低，但又很难鉴别出最优者的特点，根本上决定了在总体遵循“原创性”这一学术评价原则之余，其他因素仍有介入期刊用稿判断的可能。基于学术资本和知识声望有可能在一定程度转换为更高的发表机会的共识，访谈发现，为增大发表概率，不少高校青年教师都尝试过以不同方式接近并分享外部学术资源支持，尽可能弥补在投稿竞争中的初始劣势。

2.从“自我调适”到“寻求学术关系支持”

高校青年教师向“四大刊”投稿的策略贯穿写作到发表的整个过程。同时，他们的策略运用也是从自己最易操作和改变的方面开始入手，扬长避短。这其中最典型的做法，便是紧扣期刊用稿偏好去开展研究。由于新闻传播学与当前迅疾变迁的媒介环境密切相关，这使得新的研究议题正被不断制造出来，就学术发表来说，相较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多变的特点对学者把握新气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相比长期深耕某一领域的资深学者，高校青年教师不仅对研究热点的变化更为关注，他们进行相应的研究转向也显得更加灵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无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在硕博阶段主要做广电史研究，几年下来，在这个领域也逐渐有了些基础。但毕业后，面临独立发表，就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方面出成果还是相对较慢，而且咱们学科几本权威刊物近几年连广义上的新闻史研究都发文不多，所以我也在逐渐转换研究方向。目前是尝试跟传播学的前沿理论和话题有更多结合，看看能不能找到有新意的选题，做些更聚焦的实证研究，从发表概率和投入精力来说，我觉得这还更容易些。(访谈资料20190306-Y7)

高校青年教师冲击权威期刊的“务实”心态，呈现出学术体系内部以制度革新促进学术生产这一背景下带有悖论色彩的结果。21世纪以来，学术职业队伍的壮大与取得终身教职人员比例的持续下降成为全球性趋势，这也展示出一名学者通常会经历的学术生涯正在发生的变化，而由此抛给时代的问题则是:学术这门职业如何去吸引和激励那些拥有天赋的研究者[13]?当以往能够直接取得正式教职的机会逐渐被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的职业生涯取代，完成发表任务更成了高校青年教师们治学考虑的重中之重。虽然一个学者没有强烈好奇心的驱动，只是因为外部强制力量，不太可能做出好的研究[14]，但对于逆流而上的高校青年教师，想要坚持人文研究一贯推崇的“冷板凳”精神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为了尽快发表，暂且搁置个人兴趣，追逐热点，着重考虑迎合期刊品味，有时很难避免。

值得一提的是，在围绕“四大刊”投稿经验的叙述中，多数高校青年教师更关注与年龄或职称接近者的竞争。但若像布尔迪厄所言，学科自律化进程将带来以研究能力为兑换的“入场费”的提高[15]，那么成熟学者与高校青年教师同样会形成日益鲜明的对垒，结果可能造成学术圈的迭代加速。比如，一位在武汉某地方院校从事传播学研究的60后教授就坦言，自己正挣扎于这种艰难处境之下。

最近几年明显感觉在“四大刊”发文困难了。不像过去，找个热点话题，稍微深入谈一谈就能发表，如今都要求规范的实证研究。跟现在受过研究方法训练的年轻人不同，我们学院很多老教师都是从中文、艺术、外语等专业转来，国内同层次新闻传播院系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很多最新的研究都用到计算、编程、数据分析，这些我们哪里懂，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了。不少“985”名校的老教授其实也一样，但他们有博士生，写作可以交给学生，自己只用提供一些总体思路指导，我们就没辙。(访谈材料20190315-O1)

尽管学术圈的代际更替受到一套依据年龄和年限的制度编排，但学科的发展却并非匀速向前。在学术圈的场域内，知识合法性垄断权的转让有别于一般遗产资源的继承，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资本积累并非来自超越其他年轻人，而是在同未离场的老一代学者的同场竞技中表现卓越，才能真正改变自身在场域的位置。基于年龄路线的分化，布尔迪厄对教育领域“早熟”的解读值得注意。在他看来，作为天赋的象征，早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容易使人忽略“早熟者”展现学术才华背后的行动[16]。而在权威期刊这个更具体的场域，如果将赢得发表机会的条件具象为作者必须具备数目确定的竞技资本，则高校青年教师必须设法增加其手握竞技资本的类型或总量来提高胜算。除了使研究方向尽可能与期刊用稿偏好对接，还有人尝试靠近学术话语中心来积累学术关系资源。一位博士毕业两年多的高校青年教师的经历在访谈对象中较有代表性。

虽然已经博士毕业，但依然要抱导师大腿。毕竟中国还是人情社会，学术圈又怎能完全免俗?像我们这样的无名小卒，单靠自己闭门造车，想在圈子混出名堂，太难!去年就投了篇论文给咱们学科一家期刊，很久都没音讯，最后只好拜托“老板”去问问，不久就审稿录用了，这就是现实。最近也考虑再做个博士后或者访问学者，内心是抗拒的，现在工作和家庭已经够我操心，但为了长远着想，只能先把苦吃了，多在圈里刷点儿存在感。(访谈材料20190323-Y11)

透过访谈当中诸多类似叙述可见，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得到学术关系网络庇佑的诉求受到学术研究暗含“晕轮效应”的精英主义逻辑的影响。正如近来西方学者针对多个学科领域论文发表情况的科研生产效率进行数据挖掘发现，博士学科背景的相关性不及所在“科研平台”[17]，即来自知名学术机构的研究者将获得一种结构性优势，这使其观点更容易在学科共同体内传播[18]。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情况与上述研究结果有一定相似，大多数高校青年教师供职机构的学术声望都弱于其博士就读院校，意味着在学术发表当中分享到的平台优势常常随博士生到高校青年教师的身份变化而消减。实际上，不少访谈对象都有平台制约学术发表的经验，最直接的便是本期刊以供职单位学术声望不够为由直接退稿。这也迫使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巩固导师、同门、校友等既有人际关系，或是借助参会、访学、培训等学术社交机会来接近本学科的话语中心，间接改变其在学术发表这一场域内的不利位置。

3.“依附学术关系”还是“靠自己”?

选择与学科话语中心展开更密切的交往，使这些高校青年教师在权威期刊发表过程中同资深学者既形成竞争，又在一定程度依附于后者。而这种附庸关系下的社会交换也大致如布劳所言，新手为老资格者提供额外工作，以获取业务指导或社会关系支持等回报[19]。特别是对于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的高校青年教师，借助成名学者的“学术光环”来提升发表概率的愿望，以及一种常见操作办法都浓缩在论文发表署名里，并贯穿其整个博士生阶段乃至学术职业生涯早期。不过，即便完全从功利性的角度出发，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仍对当前这种学术署名惯例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都是导师署名第一作者，自己二作。按照学校文件，这样可等同于一作，符合对博士生一作论文发表的要求，当时周围同学发的论文也大多是采取这种署名方式。起初也没想多，直到临近毕业，才发现很多机构招聘博士只认一作，我的情况就很吃亏。毕业后，导师还找我谈过合作论文，他来给选题和思路，由我来执笔，写出来发“四大刊”应该不成问题，但这精力耗费不亚于独立写篇文章，而署名二作对我现在评职称、申报课题没啥用。(访谈材料20190321-Y10)

同资深学者的往来，推动高校青年教师与学科共同体内严密或松散的学术派系建立联系。当然，这既可能归于高校青年教师个人的主动接近，也可能系于师承等既有关系纽带。学术派系的重要任务是规定竞争的条例并分配遵循这些条例的研究成果的报酬[20]，而上述论文发表署名惯例则揭示出，高校青年教师在学术利益分配时通常处在优先级靠后的位置，以及因此未能完全实现署名规则设计者所期待的共赢和激励。实际上，即便不去细究跟学术奖励制度挂钩的署名排序，新手在论文发表中的作用通常都会因知名合作者的光环变得黯淡[21]。不过，由于推动这种交往的逻辑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关系理性，即相较交易理性将关系视为交易收益—损失计算的一部分，可以在交易不利时中断关系止损，关系理性则将交易视为关系成本—收益计算的一部分[22]，因而纵使交易亏损，高校青年教师也未必会终止关系。

总体看来，接近学术场域中心的尝试在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尚不算非常普遍，且他们对待这种行动意义的看法更有明显差异。此时，也有人选择避开学术资本欠缺的短板，另谋他途作为冲击“四大刊”的替代或补充，国际发表由此被更多高校青年教师提上议程。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接轨中，未曾休止的反对主要指向过分依赖基于SSCI和A&HCI的国际学术评价机制将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丧失自主性[23]，尽管如此，国内学术单位还是普遍在加大对国际发表的扶持。从多所国内院校最新科研文件来看，SSCI一、二区期刊的奖励额度和评价权重都持平或高于“四大刊”[24]。相比其他学科，国内新闻传播学者在国际发表领域上路晚，发表能力弱，近来有些学者便采用跨学科思路来提升研究水平，并拓宽投稿选择。建立在数学和统计学之上的经济学在西方正被视为“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科”[25]，借鉴其理论与方法也成为新闻传播学者解决国际发表对学术规范要求更高的举措之一，一位在某高校经管学院做博士后的高校青年教师分享了她的体会。

现在写论文，首选向SSCI一、二区刊物投稿。虽然这对写作要求更高，找机构润色语言，还要一笔不小花费，但得到的收获也更大。国外期刊没关系可讲，全看文章质量。审稿流程总体比国内刊物严谨，就算退稿也会给出比较专业的意见。(访谈材料20181231-Y2)

虽然国际发表正成为部分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在国内权威期刊之外争取“科研工分”或是实现学术理想的替代性方案，然而迄今为止，在国际主流新闻传播期刊独立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的总体不尽如人意，也反映出这对于大陆学者仍有相当难度。语言转换、写作范式变化以及学术要求提升带来的数倍精力投注，销蚀了国际发表在当前学术激励制度下的“性价比”，以上例子也印证了现今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挑战国际发表，主要还是出于荣誉感和提升学术能力[26]。在苗伟山对新闻传播海归学者的访谈中，诸多受访对象以“学术江湖”这一隐喻式修辞来表达对国内学术场域带有强烈不适应感的不满和抵抗[27]，就更使以上彰显学术理想主义的发表动机流露出某种曲高和寡的不得已。

此外，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关于国际发表的争议也不应被忽视。以新闻传播学科来看，学者们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成长和学术训练，令其知识体系也呈现鲜明代际性差异。当前新闻传播学资深学者群体在国际发表方面远不如其对国内本学科知识生产方向和路径的控制那般从心所欲，这也意味着对于处在当下学术进程中的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发表若是在国内学术圈内只能更多地兑换为一种象征性的学术荣誉，而无法像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那样，通过广泛的圈内传播来获得知识合法性的签章，那么，国际发表能否在事实上完全转换成广受国内学界认可的学术能力，仍有待商榷。至此我们也能看出，面对学术资本欠缺的现实，无论是尝试接近学术话语中心来增添学术资本，还是采取国际发表的绕行策略，高校青年教师们都有其各自不易应对的困难。

五、结语

通过对国内高校青年教师投稿动力、策略与困境的审视，其更深层的指向是对权威期刊的追逐在学科共同体内孕育出了怎样的群体心理，以及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又是如何同整个学科的发展进路关联起来。当权威期刊通过研究质量、选题倾向、方法偏好等或隐或现的学术标准对学科主流研究路径进行规训，能够在这些束缚下起舞的高校青年教师有望从同龄者中提前冒尖。

随着权威期刊成为越来越多高校青年教师须直面的挑战，首先折射出的是当下科研环境的悄然变迁。高校文科教职一度被视为拥有较大自主空间的工作，奋发科研还是兼顾理想和生活，以往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意愿。但随着高校对权威期刊所象征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要求的节节上扬，高校青年教师已普遍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学术生产，这既成为他们职业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更关联着目前高校教师难以均衡教学和科研的高等教育难题。高校青年教师们日渐重视权威期刊论文发表，也揭示出时下科研观念的变化。高水平学术成果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权重提升，有可能给高校青年教师此后教职晋升、评奖、申报科研和人才项目等带来“一步赢，步步赢”的累积效应，使得“不发表就出局”与“发表要趁早”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这种潜在的学术动力和压力既推动着高校青年教师精进科研，也可能使人文学科治学传统里讲求的坐冷板凳精神被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优先考虑如何尽快实现产出。

另外，为了增大获取稀缺学术发表资源的概率，在学术工作之外，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也投入了一定精力去尝试接近学科话语中心。在此过程中，即使是那些旁人眼中在学术关系网络里长袖善舞的高校青年教师，也大多处于不对等的交换位置上，为了获得外部学术关系支持，他们往往付出了如上文所述相对更高的交换代价。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围绕国内新闻传播学科高校青年教师同其学科权威刊物的互动展开，人文社科研究的共通性和学科差异决定了由此探寻到的草蛇灰线既有可能定位出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部分走向，又有其适用边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无疑有待更多沉潜至学科共同体内部的“深描”研究。

参考文献:

[1]威廉·克拉克.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M].徐震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23.

[2]覃红霞，张瑞菁.SSCI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之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08(3):6-12.

[3]韦路.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8，40(2):154-165.
[4]Anderson M S，Ronning E A，Vries R D，et al. Extending the Mertonian Norms:Scientists’ Subscription to Norms of Research[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10，81(3):366-393.
[5]Jochen G，Grit 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ibliometric Evaluations[M]. Dordrecht:Springer Netherlands，2007: 101-123.
[6]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4.

[7]马修·克劳福德.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M].粟之敦，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54.

[8]廉思.工蜂:大学高校青年教师生存实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20.
[9]Rosch T，Reich J. The enculturation of new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ree academic department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96，37(1):115-131.

[10]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4.
[11]BourdieuP，WacquantLJ.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176.

[12]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60-661.
[13]Gappa J. Academic Careers for the 21 st Century:More Options for new Faculty[G]//Higher Education: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2002:425-475.

[14]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M].李家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20.

[15]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法兰西学院专题讲座2000—2001学年[M].陈圣生，涂释文，梁亚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5.

[16]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
[17]Samuel W，Allison M，Daniel L，et al. Productivity，prominence，and the effects of academic environment[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9，116(22):10729-10733.
[18]Allison M，Economou D，Samuel F W，et al. Prestige drives epistemic inequality in the diffusion of scientific ideas[J]. EPJ Data Science，2018，7(1):40.

[19]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5.

[20]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16.

[21]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15.

[2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2.

[23]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26-137，16.

[24]许心，蒋凯.高校教师视角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发表及其激励制度[J].高等教育研究，2018(1):43-55.

[25]Fourcade M，Ollion E，Algan Y. 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5，29(1): 89-114.
[26]苗伟山，贾鹤鹏，张志安.为何缺乏本土化关照?—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发表中的问题反思[J].新闻大学，2018(4):72-77.

[27]苗伟山.中国新闻传播学海归学者的学术实践与身份认同[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2):7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