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关于抗日的论述（抗战期间蒋日和谈之）

蒋百里关于抗日的论述（抗战期间蒋日和谈之）姜豪说：“战争的结局总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赞成的，但中日战争是由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而引起的，要谈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无和平诚意，日本能否放弃侵略政策?”接着，小野寺开始“示好”，说：“是我通过东京的关系，使你恢复了自由，希望今后彼此为和平而努力。”并问姜豪对“日华和平”有什么意见。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租界当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称：“过去日方对任何‘恐怖行动’，请求租界警务处协助调查．或谓任何人与‘恐怖行动’有关，请求协助审问，警务处从未拒绝。这次日方既未于事前通知警务处，实行拘捕，事后又未将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务处，违背‘最近订立的协定’，应请领事团加以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借坡下驴，将姜等5人全部“释放”。姜豪回忆说：“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饭店一间颇为宽敞的普通客房里作初次见面。其人个子挺高，很瘦，文质彬彬，40多岁的模样。室内原无他人，见面时就是朱泰耀、杨鹏搏、吉田东佑以

姜豪就经常通过杨鹏抟了解小野寺机关的信息。期间，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企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一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接触，试探其“和平”诚意。姜豪致电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请示，未得答复。姜豪被捕后，小野寺信出面保释。

朱家骅

据姜豪回忆：

“原来我被捕后，吉田即将此消息急电正在东京的小野寺。小野寺唯恐宪兵绑架我，掐断了他打通重庆国民政府的路线，就极力向日本人大本营请求释放我。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自身也感受到了舆论压力。5月9日中午我们被绑架后，当天法文夜报就刊登了这条新闻。由于日本便衣宪兵封锁一家饭店两个多小时，被绑架的又有五人之多，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在租界里还是第一次，所以引起舆论界的重视。从第二天起，除了法文夜报外，其他中西各报也都连续几天报道这件事。起初外面还不知道被捕的是些什么人，到了12日，新闻消息中，报道了我们五个人的姓名。五华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相当震动，上海各团体联合办事处特致函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要求租界当局向日方交涉，立即释放五人，并保证嗣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租界当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称：“过去日方对任何‘恐怖行动’，请求租界警务处协助调查．或谓任何人与‘恐怖行动’有关，请求协助审问，警务处从未拒绝。这次日方既未于事前通知警务处，实行拘捕，事后又未将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务处，违背‘最近订立的协定’，应请领事团加以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借坡下驴，将姜等5人全部“释放”。

姜豪回忆说：“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饭店一间颇为宽敞的普通客房里作初次见面。其人个子挺高，很瘦，文质彬彬，40多岁的模样。室内原无他人，见面时就是朱泰耀、杨鹏搏、吉田东佑以及我与小野寺五人，杨做翻译。小野寺首先装模作样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说各为其国，这种遭遇本在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

接着，小野寺开始“示好”，说：“是我通过东京的关系，使你恢复了自由，希望今后彼此为和平而努力。”并问姜豪对“日华和平”有什么意见。

姜豪说：“战争的结局总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赞成的，但中日战争是由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而引起的，要谈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无和平诚意，日本能否放弃侵略政策?”

小野寺又问姜豪，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何见解?

姜豪说：“汪精卫已经叛离中国政府，不能再代表中国．日本和汪精卫谈‘和平’，那不是真有和平诚意的表示，而却是把谈和的大门关上了。”

小野寺要的就是姜豪这句话，马上说：“日本并不一定要同汪精卫谈‘和平’，而是由于蒋介石不肯谈和，所以不得已而同汪精卫谈的，假使蒋介石肯谈，我们就同他谈判。”

姜豪说：“主战者主要的是军人，日本军人的态度如何?”

小野寺说：“日本军人本来主张彻底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但目前海军急于要南进，陆军急于要北进，无论南进或北进，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所以目前军人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和中国谈和的，这是当前谈和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小野寺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姜豪“介绍国民党政府方面在上海的负责人”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向姜表示：日本的元老、重臣、财阀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日本海军急于南进，陆军急于北进，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姜豪认为此事应从速向重庆中央汇报。同年7月，姜豪到达重庆，朱家骅表示，此事须在向蒋介石汇报之后才能决定。

当时，军统负责对日情报。从上引戴笠函可知，朱家骅听取姜豪汇报后，将有关情报转告军统，由军统方面决策。由于德军进攻波兰，日本内阁改组等新情况。至当年9月5日止，军统方面尚未拿出主意。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封戴笠的信，函云：

骝先先生赐鉴：

顷蒙电询。晚适因事外出，未获闻教。殊歉。姜豪同志之事，因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情况变迁，故尚须稍隔几日方能决定。容决定后当有奉闻也。专上，敬颂崇安！

晚 戴笠敬上 九、五日

骝先，朱家骅的字。此函虽未署年。但在1939年8月30日，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阿部信行出面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9月1日凌晨，希特勒指挥军队大举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结合戴笠函中提到“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可知本函作于1939年9月5日。

同档所藏戴笠9月27日致朱家骅函云：

骝先先生赐鉴：

查姜豪同志来渝已久，现晚拟派其赴港，侦察敌方之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未悉尊意何如？乞示。专此奉陈，敬颂崇安！

晚 戴笠敬上 九、廿七日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逃离重庆。29日，在河内发表《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书》（《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1939年5月，汪

精卫到达上海。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5日，成立伪中央党部，积极谋划成立傀儡政权。

戴笠此时便决定派姜豪赴港，“侦察敌方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正是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此后的情况，据姜豪回忆：10月间，朱家骅称，“奉总裁谕”，要姜到海关巷1号谈话。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由戴笠亲自谈话，告诉姜：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让姜到香港去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让姜再等些日子。11月某日，戴笠再次约姜豪谈话，说是可以到香港去了，听听日本人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等等。事后，姜豪向朱家骅汇报，朱交给姜一本密电码，要姜到港后和他保持单线联系。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要求姜豪介绍中国政府负责代表谈判，姜豪答以时机尚未成熟。其后，吉田到港，双方转到澳门会谈。关于谈判情况，姜豪一面通过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刘方雄转报戴笠，一面则通过吴铁城的电台于11月14日致电朱家骅报告。电称：

板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如某处已有表现，该处即可撤兵，如各处同时彻底表现，各处亦可同时撤兵。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者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精卫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板垣，即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在日军中和以石原之智并称的‘板垣之胆’。是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战略级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到1929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无不了如指掌，因而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被奉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主持对华诱降工作。

高山，即日本经济文化间谍吉田东祐的化名。据此电可知，日本侵略者当时的策略是，双管齐下，既积极扶植汪精卫，又积极向重庆方面“诱和”。其条件为亲日、反共、经济合作。由于蒋介石在1938年1月拒绝陶德曼调停，日本方面曾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因此，吉田在和姜豪谈判时仍然坚持此点，要求“委座退隐”。对于叛离重庆的汪精卫，则要求照顾其“面子”，意即有适当的安排。关于“满洲”问题，吉田深知，这是谈判中最棘手之处，所以回避不谈。

对吉田所提条件，姜豪逐一反驳，电称：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如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所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吉田表示：姜豪所谈各情，均所深悉，“但为面子，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如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

姜豪则称：“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

汪精卫成立伪中央党部必然是为成立伪国民政府打下政治基础，姜豪所指出的，便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汪精卫成立伪府。对此，吉田答应“设法阻止”。双方最后约定，各自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电末，姜豪向朱家骅建议，利用谈判，在汉奸集团内部制造分化与对立，并设法诱使敌人“处决”汪精卫。电称：

“据职观察，敌内部意见不一，至今仍思投机取巧，故今后应付方针，似宜继续虚与委蛇，以动摇其内部，并吸收汪系以外之汉奸，使与对立。如能彻底处决汪逆，则最佳。”

此电11月16日到重庆。朱家骅于25日复电姜豪：“盼速返渝。诸俟面谈。”姜豪收到朱电后，于11月29日回电，表示遵命准备返渝，但请示4点：

（一）戴先生所派，尚有其他任务，未奉其命可否离港。

（二）家眷现在港，是否同返？

（三）路费无着，机票难购。

（四）何处商洽？至于高山返沪后，板垣心腹今井对此事积极推动，故须磨十六日前有不利汪逆之谈话。惟今井表示，此事已至决策阶段，如吾中央确有诚意，须有要员出面，则彼可代表板垣来港晤洽，至少须职赴沪先与一晤，否则禁止高山与吾方来往，以免上吾之当。高山因此甚焦急，已派人来此催复。惟高山近又来电，谓板垣处如决裂，彼返东京另行活动等语。此事已详告戴先生请示办法，但至今尚未获复。请就近与之商洽后详示一切。

今井，即今井武夫，日本侵华期间的高级军事间谍。1898年2月23日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18 年入伍。1930年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参谋。1935 年任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中国派遣军第二课课长兼第四课课长、报道部部长，1941年7月调任新编步兵第一百四十一联队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入侵菲律宾。1942年9月任上海陆军部高级部员，受命建立该部。同年11 月任大东亚省参事。1944年9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44 年10 月初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次年8 月日本投降后代表日方与中国冷欣副参谋长在湖南芷江接洽投降事宜，9 月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1947年1月4日回国，当日被通知从陆军退役。1月16日，今井武夫回到家乡安居。20世纪60年代，他撰写了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支那事变回忆录》、《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昭和阴谋》、《对汪兆铭运动的回忆》，详细地描述了对华侵略战争期间的“和平工作”情况，并附记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文献。1982年6月12日，病死。

今井武夫

他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到战败投降，一直是日军“和平工作”的重要参与者，经常出没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参与筹划收买汪伪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活动。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课长。他原担任对汪精卫及其同伙的联络，但他认为，“成立南京政府自然还不是其目标，而是与重庆政府间实现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目的”。因此，他于当年9月29日到任后，即努力开辟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络通道。因此，他对“姜豪工作”持积极态度，准备代表板垣征四郎到港与姜豪会晤，或命姜到上海见面。

须磨，指须磨弥吉郎（1892—1970）， 日本昭和时期的外交官，间谍头子。秋田县人。1919年中央大学法科毕业，入外务省。1927年任驻华公使馆二等参赞。1930年任驻广州总领事。1932年任公使馆一等秘书，驻上海收集情报。1933年至1936年任南京总领事兼使馆一等秘书。1937年调回本国，转任驻美大使馆参事。1939年7月驻汪伪满洲国，同年10月任外务省情报部长。1940年任西班牙公使。1946年4月以战犯嫌疑入狱。1952年被褫夺公职处分撤销，1953年再度在日本政界崛起，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他于当年10月15日到上海，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日本之政策，惟基于近卫之声明，至汪氏如何，或其他方面如何，在所不问。”“余目下不欲讨论任何中国方面之声明，连同汪氏之声称在内。”当记者问他，“日本是否以支持汪精卫为限”时，须磨回答：“日本之支持并不以某个人为限，而视其政权之主张。凡主张之合乎日本者，皆得广博之支持。”姜豪电所称须磨的“不利汪逆”的谈话，当即指上述言论。在姜豪看来，这是日方不专一与汪精卫打交道的表示。

12月2日，朱家骅收到姜豪上述电报，于当日复电称：奉谕：不得进行，并速返等因。特奉达。

朱家骅当时地位显赫，所奉之“谕”，其来源可以意会，但朱家骅有意不说。

12月5日，姜豪致电朱家骅，报告新情况：板垣处加派人员会同高山定7日到港，职拟与其晤后来渝。戴先生处如何？乞与接洽后赐示一切。

在姜豪看来，日方既然加派人员到港谈判，很快可到，自然应该等一等。12月6日，姜豪再致朱家骅一电：

冬电奉悉，即遵命停止。惟7日来人，为顾全担任联络工作之朱、杨二人安全计，只得再与一晤。待二人料理沪上家务出走后，即绝往来。职将此情报告戴先生，待其核准结束其他事务，并待筹得路费后，即携眷来渝。职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对逆内部意见与阻止汪逆组府，二月来尚见成效。今奉此命中止一切，自当遵命办理，但以未达最大目的为撼耳！

朱、杨，指上文提到的协助姜豪工作的朱泰耀、杨鹏抟。按中统纪律，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朱家骅既然命令“不得进行”，姜豪自然只能表示“遵命停止”。但是，姜豪显然不愿匆匆结束和日本人已经开始的谈判，所以除陈明自己不能立即回渝的种种理由外，还和盘托出自己的工作目的：阻止汪逆组府”，并且特别说明“二月来尚见成效”，意在对朱家骅有所打动。不过，朱家骅毫未动心。

当时，姜豪的任务属于军统和中统双重领导。12月9日，朱家骅致电戴笠：

日前奉总裁面谕，姜豪同志所进行之工作不可再进行，并促其速返等因。适值姜同志有电至，复电中已将总裁谕旨告之，特函奉达，敬祈察洽为幸。

原来，命令姜豪工作“不可再进行”，出自蒋介石“面谕”，这样，戴笠自然无话可说。姜豪也只能奉命返回重庆。

姜豪回渝后，留在中统局，奉副局长徐恩曾之命，协助全国粮食管理局指导各县粮管行政。

后姜不愿再继续留在中统，以“兴趣较少”为理由，托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向朱家骅说情，要求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40年3月2日，姜家骅复电吴开先，说明组织部名额已满，请吴劝姜留在中统，其中谈到将姜豪从香港召回的原因：至姜事所以迟迟发表者，先因曾由雨农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继因总裁深以其工作为不满，奉谕召回，请兄转劝屈就。

朱家骅此电将情况说得更清楚，蒋介石对姜豪在香港与日本人的谈判深为“不满”，才下令将其召回。抗战后期，蒋介石曾向美国人声称，抗战期间，他先后拒绝日本人的谈判要求12次。朱家骅档案中所藏姜豪任务档案正是提供了其中一个实例。姜豪香港谈判的目的在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卫组府。当时，日方亦有其他特务系统也有人企图利用此点诱使重庆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9月，日本军部特务系统中执行‘桐工作’的兰机关机关长和知鹰二向中方提出，如日华之间成立“全面停战协定”，即可取消汪伪各组织，甚至可以将汪“剪除”。孔祥熙对此感到兴趣，于10月6日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不料引起蒋介石大怒。10月9日，蒋复函孔祥熙，严词痛斥：“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