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列的书籍（关于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历史）

关于马列的书籍（关于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历史）记者：你们在《列宁全集》第一版之后又出了第二版，现在你们又在编译《马恩全集》第二版，为什么要搞第二版呢？《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第一二版有何不同真正系统地编译马列著作是在建国以后，1953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多，大概有100来人，除少数延安来的老同志外其余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承担这样的任务既非常光荣又十分艰巨。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实践中锻炼出人才。经过大家的努力，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列宁全集》有38卷，数量多，难度大，翻译进度慢。1956年中央指示要加快《列宁全集》的翻译，很多老同志也给编译局提意见，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列宁全集》。中央的指示和老同志的期望，给全局同志极大鼓舞。局领导决定1959年将《列

编者按：2002年12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记者就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顾锦屏研究员。2003年1月9日该报以《“代圣人立言” 甘苦谁知》为题发表了采访内容。这次谈话对于了解马恩列斯三大全集的编译历史，尤其对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马恩全集》第二版的编译工作情况和问题，很有帮助。谈话还对《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译法是否正确问题作了系统分析，对于澄清争论和准确理解马恩原意也很有启发。以下是谈话记录原始稿。

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历史

记者：顾老师，请您谈谈马列原著翻译的历史。

顾锦屏：马列著作的翻译，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算起，到现在已有80多年历史了。这80多年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很多先辈在处境极其险恶的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党从成立之时起就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十分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尽管条件十分艰难，仍千方百计地支持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就说延安时期吧，1938年，延安成立马列学院，并专门在学院里设立一个编译部，负责马列著作的翻译，院长张闻天同志兼任编译部主任。1938－1942年延安出版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一套《列宁选集》。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中央通过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并决定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以审查和提高马列著作译文的质量。中央要求把这项工作作为对党最负责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还勉励翻译工作者，说“学个唐三藏和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尽管当时条件很困难，翻译人员少，工具书又有限，但还是翻译出版了马恩列斯的一些主要著作。

真正系统地编译马列著作是在建国以后，1953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多，大概有100来人，除少数延安来的老同志外其余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承担这样的任务既非常光荣又十分艰巨。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实践中锻炼出人才。经过大家的努力，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列宁全集》有38卷，数量多，难度大，翻译进度慢。1956年中央指示要加快《列宁全集》的翻译，很多老同志也给编译局提意见，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列宁全集》。中央的指示和老同志的期望，给全局同志极大鼓舞。局领导决定1959年将《列宁全集》38卷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人民出版社也通力合作，保证按时出版。经过全局同志日夜苦战，《列宁全集》38卷的翻译任务终于在国庆十周年时全部完成，约1600万字。《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实际有39卷，因俄文版第39卷出得晚，这一卷是两年才翻译出版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任务更为艰巨，俄文版先出版39卷，后又出版11卷补卷，共50卷。每卷50万字左右。《马恩全集》不仅篇幅宏大，而且内容艰深。翻译确实不容易。我们从1955年开始翻译，到“文革”开始，共出版了21卷。“文革”开始后，这项工作被耽搁了几年。

记者：这是中央交给的任务，还会受冲击吗？

顾锦屏 ：那时野心家林彪别有用心地鼓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要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所以我们编译好的马列著作被束之高阁。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的胡言乱语，多次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1969年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得到恢复。全局同志全身心地投入《马恩全集》的翻译工作。到1983年，50卷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编译局同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翻译三大全集的任务。

《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第一二版有何不同

记者：你们在《列宁全集》第一版之后又出了第二版，现在你们又在编译《马恩全集》第二版，为什么要搞第二版呢？

顾锦屏：1982年党中央决定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为什么编第二版？因为39卷本的《列宁全集》所收的文献远远不全。原苏联在出版39卷本全集的基础上又出版了55卷本的全集，另外还有不少列宁文献尚未包括在内。我局作了大量调查和搜集工作，编辑了60卷本的《列宁全集》，重新校订了译文，编写了注释、人名索引等各种资料，于1990年全部出版。这是我国自行编辑、收录文献最全的一套《列宁全集》。1986年中央又决定编译《马恩全集》第二版。

记者：为什么？有何不同？

顾锦屏：第一，原来的《马恩全集》除了一些重点著作外，绝大部分都是从俄文转译的。虽然俄文版的质量相当好，但不根据马恩原著文字翻译，译文质量总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二版决定根据原著文字重新校订。马恩著作60％左右是用德文写的，30％左右是用英文写的，还有10％左右是用法文和其他文字写的。第二，在第一版中误收了一些非马恩的文章，例如：《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收入第1卷），《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收入第8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收入第9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收入第18卷），《品特是怎样造谣的》、《论美国资本的积累》（收入第19卷）。还有一些文章，如《西西里和西西里人》（收入第15卷）、《费·威·克鲁马赫尔关于约书亚的讲道》、《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柏林杂记》、《集权和自由》（均收入第41卷），经过考证，没有充分证据确认这些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当然不能收入《马恩全集》。第三，还有一些马恩著作没有收入第一版。第四，从编辑体例来说，第一版分正卷和补卷，这重编法不科学。第二版和第一版不同，第二版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通著作卷（1－29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编多少卷尚未确定）。

《马恩全集》第二版的编译工作任重道远

记者：《马恩全集》第二版的进展情况怎样？

顾锦屏：编译《马恩全集》第二版，是编译局的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马列部的同志正紧张地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11卷，即第1、3、10、11、12、13、25、30、31、32、44卷。已经付排的有6卷，即第2、21、33、45、46、47卷。我们计划2020年基本完成，这是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马恩著作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翻译起来难度很大。翻译经典著作，可以说是“代圣人立言”，责任重大，真是笔重千钧啊！这项工作对翻译的要求很高。译者不仅要外语水平高，还要理论功底好；不仅汉语水平要好，还要知识面广。几十年来我局许多同志甘心寂寞，安于清苦，不为名不为利，皓首穷经，为传播马列主义科学真理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捧着一颗红心而来，带着两袖清风而去。现在还有一些年过花甲或年近古稀的同志仍在为《马恩全集》二版呕心沥血。今后这副重担要落到中青年同志肩上。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中青年骨干力量严重不足。在引进人才方面困难重重。上面说过，我们的工作对干部条件的要求很高。而我们单位比较清苦，对人才缺乏竞争力。

记者：国家有没有针对这种情况拨款资助？

顾锦屏：有的，中央财政每年都为二版拨专款，但毕竟有限。尽管面临的困难很大，我局的领导为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正在千方百计地解决编译人才短缺问题，一是积极调动现有人员的积极性，二是想方设法引进合适人才。这里还有个社会支持问题。毋庸讳言，现在社会上很多人的价值观念在变，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其实，马列著作编译工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同时强调必须结合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列著作还是要读，马恩的思想还是要研究。另外从发展先进文化来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此我们也有必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我们现在编译的《马恩全集》就是个集中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宏伟文化宝库。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自己要充分理解它的价值，也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关于马恩著作译文方面的争议

记者：听了您的介绍，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确很重要，同时也十分艰巨。近来在报刊上也看到对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译文提出批评意见，您是怎样看的？

顾锦屏：把马列著作译成中文，的确很难。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搬家，而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我们一贯强调翻译一定要忠于原文，翻译必须和研究相结合，在弄清原著思想的基础上，用规范化的汉语把原著准确地翻译过来。我们一贯是这样做的。但是，马恩著作内容艰深，译者因限于自己的水平常有误译或不确切的翻译。因此，我们自己在不断改进自己的译文，同时我们也十分欢迎读者提出批评，这对我们提高译文质量很有帮助。但是，有的学者从个人的理解或者从我国现行政策出发来解读马恩原著，从而对译文提出批评。有些批评是不公允的。这里我只谈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问题。

《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名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恩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6页）有的学者说：“消灭私有制”应当改译为“扬弃私有制”，即扬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说：这种误译为“左”的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改译的理由是这里的“消灭”两字，马恩原文用的是德文“Aufhebung”，该词是个哲学术语，应译“扬弃”，而且对“扬弃”作了他自己的解释。对这一批评意见我是不能苟同的。

第一，Aufhebung是个多义词，有废除、取消、撤销、结束、举起、保存和扬弃等多种含义。但在这里只能是“废除”的意思。为什么？首先请看《宣言》中这句话的上下文。上文说：“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接着马恩得出结论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上文中的“废除”，原文为Abschaffung。显然Aufhebung与Abschaffung的含义是一致的，只是用词的不同而已。再看下文。下文中马恩列举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责难和攻击，说你们共产党人要“消灭个性”，“消灭家庭”等等。这里“消灭”两字原文均为Aufhebung。如果照批评者的意见都译成他所解释的“扬弃”，那么资产阶级的这种责难就不成为责难了。其次，这样的理解可以从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得到证明。该文是在《共产党宣言》之前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草案。它以问答体形式来阐明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该文在第十四个问题中说：“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接着提了三个问题：“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在第十四、十五、十七个问题中“废除”的原文为Abschaffung，在第十六个问题中“废除”的原文为Aufhebung。这里清楚地表明，Aufhebung和Abschaffung是在一个意义上使用的，不可能作别的解释和引伸。

第二，《宣言》英法文本的译法也证明Aufhebung就是“废除”之意。1888年的英译本是赛·穆尔翻译、恩格斯亲自校订并作序的。1885年的法译本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这两个译本应当说是《宣言》的权威译本。英文版和法文版将上述引文中的Abschaffung 和Aufhebung都译为Abolition。Abolition在英法文中只有废除、取消之意，通常讲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用的就是这个词，哲学上讲的“扬弃”，英文为Sublation。

第三，判断《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否正确，还要联系马恩其他著作中的提法来考察。在《宣言》发表两年后，马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这里讲到“消灭私有制”时德文用的是Vernichtung，该词只有“消灭、根除”之意，而讲到“消灭阶级”时德文用的是Aufhebung。可见Aufhebung和Vernichtung是相通的。如果说《宣言》中因为用Aufhebung一词而引起争议，那么在这里马恩用了Vernichtung一词，就只能译为“消灭私有制”，别无他解。因此《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并非有悖马恩的原意。

第四，理解“废除私有制”或“消灭私有制”的思想还应当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联系起来。马恩在《宣言》中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要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就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否则就不成为共产主义了。所以恩格斯在1882年《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是马恩从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来的，是他们为无产阶级指明的奋斗目标。他们当时没有提出如何消灭私有制，更没有料到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因而也不可能考虑到这些国家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

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曾经发生的对待私有制问题上的“左”的错误，这不是因为没有把“消灭私有制”译成“扬弃私有制”，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马恩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上始终坚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而过去我们不顾中国国情，不考虑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十分低下，而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结果犯了“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十五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如果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现行政策来解读《宣言》中的思想，是不妥当的。

我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谈《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翻译问题，因为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理论界也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有不妥，希望得到指正。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批评者的意见，但我们也从中得到启示，就是一定要十分严肃认真地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对原著必须句斟字酌，吃透原意，来不得半点马虎。

记者：你们在马列著作翻译工作中是否受过“左”的影响呢？

顾锦屏：就翻译而言，不能说受“左”的或右的影响。翻译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忠实于原文，特别是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更是如此。编译局几十年来一贯信守的原则是：意思准确，译文通顺。为了保证马列著作译文准确，我们的工作有严密的工作程序，经过多道环节，层层把关。有些难题还要经过业务会议讨论决定，有些问题还向中外专家请教。个别重点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校订组成员参照各种外文版本，逐字逐句集体讨论定稿。尽管这样，翻译如同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难免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这是由于原著内容艰深，译者理解水平有限或者工作中疏忽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受到某种思潮的影响。至于编书，有个选材问题，选什么不选什么，是有倾向性的。在“文革”时期，编译局曾经编过一套《马恩选集》，收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方面的基本著作，对于当时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但这套《选集》在选材上难免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的烙印。例如，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一篇重要著作《卡·马克思＜1848年至184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就没有收入《马恩选集》。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1848年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情况，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的程度。恩格斯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他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决战已经开始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他还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肯定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形式，应当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累力量。这篇本来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文章，在《选集》选目送审时被当时把持意识形态领导大权的张春桥枪毙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编译局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指导，重新编辑了一套《马恩选集》，新《选集》以科学的态度调整了选材，重新校订了译文。这套《选集》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本读物。

记者：谢谢。

（来源：中共中央编译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