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苏轼与柳宗元（儒学复兴古文运动）

比较苏轼与柳宗元（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唐朝前期的这种儒释道三家思想并行的多元化思想，实质上都是唐朝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治进行的政策调整。但是三种思想的碰撞，都没有改变以“儒家思想”为人伦之本的思想价值体系，这是唐朝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一次改造。试图用多元化思想体系，来改变文人对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解读和奉行，代之以更为灵活的策略和阔大的心胸。这种改革让儒家思想逐渐脱离了“孔孟”思想的范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和平局面被打破，多元化价值体系也开始被上层知识分子怀疑。同时道家、儒家的无为、遁世思想也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由此中唐时期爆发了儒学复兴运动，其代表人物就是韩愈、柳宗元。老子画像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三家思想逐渐在相互斗争中呈现融合迹象。例如南北朝盛行的“玄学”是由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融合发展而来。中国式佛教“禅宗”则是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融合产物。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众所周知，唐代的“古文运动”是儒学思想复兴的运动，韩愈作为儒学思想复兴“古文运动”倡导者在宋代被排在了孟子之后，地位尊崇。可是同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柳宗元却成为了北宋文坛领先欧阳修口中的“子厚与退之...道不同，犹夷夏也”与“韩门罪人”。欧阳修又在《唐南岳弥陀和尚碑》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直韩门之罪人也。”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这番话让柳宗元逐渐成为宋人口中的“韩门罪人”。其实柳宗元在唐朝儒学复兴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只是柳宗元对儒家思想迂腐部分的批判，是韩愈、欧阳修等儒家思想狂热推崇者所不能接受。

柳宗元

在中唐的儒学复兴中，涉及了对儒学思想的复兴方式和对其他文化的态度的争论。韩愈提倡对先秦孔孟儒学思想全盘复兴，对于其他思想一盖攘除；柳宗元则认为应该对儒家思想辩证的接受，对于其他文化思想，应该汲取柔和，建立以儒学思想为主导的多元价值体系。柳宗元这种辩证思想和多元价值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呢？又为什么会被变为韩门罪人呢？一起来看看吧！

韩愈

唐朝儒释道多元文化发展

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三家思想逐渐在相互斗争中呈现融合迹象。例如南北朝盛行的“玄学”是由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融合发展而来。中国式佛教“禅宗”则是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融合产物。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我国封建王朝价值体系。南北朝时以后思想融合让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受到两派思想影响，逐渐脱离孔孟之道。这种迹象在唐朝初年越发明显。

儒家经典

李唐王朝因为道教始祖“李耳”姓氏缘故，大力扶植道教发展。在思想上封老子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在行动上“高宗咸亨五年（６７４）以《道德经》为官吏考试的科目之一。到了唐玄宗时候，唐玄宗更是亲自为《道德经》做注，并且数次加封老子。李唐王朝统治者虽然大力太高道家地位，却也对儒家、道家功用做出了归类：“以儒为基，为人伦之本，而以道为精神层面的追求”在儒家和道家之外，佛教在这期间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于京师和诸州郡渡僧17000人，天下有寺 3700余所，这一数量已经远超“南朝四百八十寺”。佛教的盛行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另一方面则维护了唐王朝的政权。到唐高宗时更是明确提出：“先老次孔末后释，凡有功德佥向释”。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发展采取的并行、开放、多元化思想。

老子画像

唐朝前期的这种儒释道三家思想并行的多元化思想，实质上都是唐朝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治进行的政策调整。但是三种思想的碰撞，都没有改变以“儒家思想”为人伦之本的思想价值体系，这是唐朝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一次改造。试图用多元化思想体系，来改变文人对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解读和奉行，代之以更为灵活的策略和阔大的心胸。这种改革让儒家思想逐渐脱离了“孔孟”思想的范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和平局面被打破，多元化价值体系也开始被上层知识分子怀疑。同时道家、儒家的无为、遁世思想也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由此中唐时期爆发了儒学复兴运动，其代表人物就是韩愈、柳宗元。

佛教思想传播

儒家思想复兴方式之争

两人都认为中唐以后出现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现象是由于儒家思想衰微造成的，意图通过儒学思想复兴来拯救乱世、收拾人心。在这场儒学思想的复兴中，韩愈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狂热崇拜者提倡独尊儒学思想，恢复孔孟思想，并且对于孔孟思想不论内容，全盘接受，对其他思想文化的存在一概否定。而柳宗元则在提倡儒家复兴的同时，允许诸多思想共存，并对儒家思想迂腐部分进行批判，追求思想潮流为现实服务。从现代观点来看，韩愈思想属于唯心主义思想，出于对儒家想的狂热而全盘接受；而柳宗元则属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待任何思想都是以辩证方式看待，希望复兴儒学思想中“益于世用”部分，然后建立一个以儒学思想为主导的多元思想体系。柳宗元的这种思想与中唐之前统治者提倡的三教并存思想有相似之处，同时这种辩证观念与韩愈思想的巨大偏差，成为柳宗元被欧阳修口中“韩门罪人”主要原因。

儒释道三教多元思想

柳宗元儒学思想

家风对柳宗元儒学思想的影响

柳宗元出身于儒学世家，祖上世代为官，唐高宗时，其曾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柳氏家族也发展到巅峰时期“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后来柳家因为得罪武后，导致柳家政治道路坎坷，但是柳家的家风却是从这个时代传下来的，此时的儒家思想倾向于三教并存。柳宗元夸赞自己家族说：“世德廉孝，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这说明柳宗元深受家风影响，对传承下来的多元并存思想很是赞同。

书童

柳宗元教育对儒家思想的影响

柳宗元的启蒙教育是由柳宗元母亲卢氏和父亲柳镇共同完成的。柳宗元母亲卢氏出门河北大族。柳宗元夸赞自己外祖父家族说：“五世为大儒”，“其风之流者，皆好学而质重”。名门出身的卢氏也熟读经史和诸子百家之书。柳宗元四岁时候，卢氏开始了对柳宗元的教育，先教古赋十四首，后又读旧史及诸子之书。这种启蒙教育对柳宗元影响很大，让柳宗元对于诸子百家的思想有涉猎，受诸子百家思想熏陶。

先秦法家

等到柳宗元12岁的时候，柳宗元开始跟着父亲学习，这一时期柳宗元接受的单纯儒家思想教育。柳宗元对父亲思想总结说：“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在父亲的儒学思想教导下，柳宗元成年之形成了“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儒家思想。并把追求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但是卢氏启蒙教育中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教育，为柳宗元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增添了别样的生机和活力。

孟子

佛教思想对柳宗元的影响

柳宗元曾经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 求其道积三十年。写这篇序时柳宗元39岁，也就是说了柳宗元在十岁左右就开始爱好佛教。这一时期的柳宗元对佛教思想爱好可能是源于母亲卢氏的熏陶，有所沾染，算不上深究。而字12岁从父亲学习到被贬永州之前，柳宗元受儒家思想熏陶，积极入仕，寻求改革以挽救大唐江山。这一时期柳宗元并没有表现出对佛教的支持或明显的信佛迹象。直到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

刘禹锡

被贬永州之后柳宗元深感仕途暗淡，再上柳宗元初到永州之时住所为寺庙，这段时间与僧人交往难免增加。也是在此期间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也正式走进柳宗元的生活，在思想、创作、生活等方面影响着柳宗元。柳宗元在佛教教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更是提出了“统合儒释”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柳宗元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是一位佞佛者。因为纵观柳宗元一生我们会发现，柳宗元一直以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人生价值指导。尽管柳宗元深感政治前途暗淡，却依然没有放弃“利安元元”的政治梦想。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倡导“古文运动”，以寓言小品文与世间黑暗斗争。

佛家

儒家思想主导的多元兼容思想

在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写道：“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经史百子都可以作为柳宗元的论据出现，由此可见柳宗元对于先秦百家思想的融合。再加上柳宗元后期形成的“统合儒释”思想观念。柳宗元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柔和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多元兼容思想。这种多元思想让柳宗元对于各家学说的接受充满了辩证思想。

柳宗元寓言黔之驴

由于当时韩愈等人把儒学的衰微归结为佛教这一异域文化的入侵。因此针对佛教文化态度是“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而以柳宗元为代表的“统合儒释”思想则是希望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多元思想并存，并用外来思想对逐渐完善儒家思想的不足。达到复兴儒家思想目的。归根结底两种形式的目的都是巩固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不受其他思想影响，进而达到改变大唐王朝颓势的目的。

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中唐时期儒学式微，儒学发展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和重视。柳宗元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学贯百家，以儒学贯而统之，另辟蹊径，追寻儒学衰败的原因，开辟儒学复兴新篇章。柳宗元和韩愈等人高举起“古文运动”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复兴、改造儒学的运运动。这次运动当中，韩愈主张恢复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攘除佛老。柳宗元则是主张恢复儒学“圣人之道”中“益于世用”或“有补于万民之劳”的思想，对于儒学思想的继承应该遵循“圣人之言，期明以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的原则。着重强调对思想内涵的继承，而不是咬文嚼字的计较。

周朝分封制

柳宗元对于儒学思想的辩证思想主要集中在天命论和封建论两方面。天命论涉及儒家思想中君权天授的天命神学，而封建论是关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根本，两者都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部分。针对于天命论，柳宗元以儒家思想“仁义”统治观念辩证天命说。柳宗元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也就是说通过仁政德治去取得民心，这才是皇权属于谁的真正符命。随后又作《天说》、《时令论》、《断刑论》等文章来论证天命论的迷信思想，提出仁义治国才是国家昌盛之根本。以仁义这两个当时尚且大有可为的儒家思想核心，辩证的说明了于实事无意的天命论的荒谬。

孔孟之道

而封建论则是针对当时“藩镇割据”局面而作的一篇论证文章。当时藩镇割据脱离中央控制，职位父子相继，宛若诸侯。而复兴的儒家思想恰巧给藩镇割据以思想上的支持。由此柳宗元创作了《封建论》，听过巧妙的论证，否定分封制，提倡郡县制。同时在文中说明了当前局势下郡县制表现不出来优势的原因：郡县制发挥优势需要“使“天子之政”畅行全国，天下统一。”，但是现在藩镇割据，导致“天子之政”不能畅行全国。给藩镇割据以思想舆论上的攻击。

从柳宗元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不难看出，柳宗元对于思想辩证基础在于“益于世用”，因此在天命论、封建论于当时社会发展毫无益处，反而对当时的藩镇割据提供思想支持情况下，采用辩证思想，批判了儒家思想的陈腐观念，反对对儒家思想全盘接受。

唐末藩镇割据

宋朝对柳宗元的批判

“古文运动”之后，韩愈的儒学复兴思想，经过李翱、皇甫提、李德裕等人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在会昌年间，随着李德裕主导灭佛运动达到顶峰。柳宗元等人辩证复兴儒学思想和多元化思想逐渐被斥为异类，逐渐边缘化。韩愈的儒学思想随着朝代的更替，流传下来。

欧阳修

宋朝建立之初就确定了文人治国的统治方针，作为新兴的统一国家，在国内没有军事危机的情况之下，思想潮流的控制成为宋朝统治者首要任务，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仕和家国天下思想恰好契合了统治者的控制文人思想的需要。君权天授的思想也更加有利于统治的稳定性，于是经过韩愈复兴之后的儒学思想在宋朝统治者的助推之下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思想。韩愈作为儒学思想的复兴者，地位被宋朝文人排在孔孟之后。而对儒学思想有所批判和提倡多元化思想的柳宗元则被宋朝文人打上“韩门罪人”和“佞佛者”的罪名。在宋朝之后千年时间内，柳宗元对于儒家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被埋没在宋人的评价之中。

是非成败转头空

是非成败转头空

中唐的儒学复兴虽然成功了，但是终究没能挽救大唐帝国的衰落。柳宗元“益于世用”的思想也验证了在封建社会时代，任何的思想意识形态都逃脱不掉为统治者服务的命运。无论是唐朝前中期提倡的三教并存思想，还是宋朝提倡的韩门儒学思想，都是为巩固国家统治服务。而从文化的发展家度来看，柳宗元所提倡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多元文化并存观念和辩证复兴儒学思想更符合文化发展趋势。柳宗元这种汲百家之长，为我所用的观点，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学习。无论是为人处事，都应该学会从自身实际出发，汲取他人长处，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