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领最后怎么判的（许闻天多次入狱的）

张本领最后怎么判的（许闻天多次入狱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轰动一时的立法委员遭逮捕事件的内幕究竟是怎么回事？被压往上海的许闻天命运如何呢？随后几天，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新闻报》、重庆《大公报》等媒体纷纷报道：“立法委员会金绍先、许闻天于前（十日）晚因某种关系被捕，除许闻天已被解往上海……”“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对于立法委员金绍先、许闻天之被捕事先事后均未得知，直至昨（十一日）日下午二时，始得闻此一事件，何氏对此甚表震怒，昨（十一日）晚已电令汤恩伯立即护送许闻天返京，严饬将逮捕金、许两委员之人员解京讯办，同时并将处理本案经过详告童院长。”许闻天（1902-1982），江苏溧阳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1949年4月10日，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是阳春三月，但虎踞龙盘的古都却是异常萧条冷落，繁华不再。正午时分，在大行宫附近

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连载第30期

民革中央宣传部 编

许闻天（1902-1982），江苏溧阳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

1949年4月10日，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是阳春三月，但虎踞龙盘的古都却是异常萧条冷落，繁华不再。

正午时分，在大行宫附近，一家名为文风的书店忽然扰攘起来，几名特务野蛮粗鲁地架着两个衣着体面的人从里面走出来。尽管这二人义正词严地重申自己是立法委员，除现行犯外不得逮捕。特务们却充耳不闻，强行将二人带到宪兵司令部特务室。

随后几天，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新闻报》、重庆《大公报》等媒体纷纷报道：“立法委员会金绍先、许闻天于前（十日）晚因某种关系被捕，除许闻天已被解往上海……”“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对于立法委员金绍先、许闻天之被捕事先事后均未得知，直至昨（十一日）日下午二时，始得闻此一事件，何氏对此甚表震怒，昨（十一日）晚已电令汤恩伯立即护送许闻天返京，严饬将逮捕金、许两委员之人员解京讯办，同时并将处理本案经过详告童院长。”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轰动一时的立法委员遭逮捕事件的内幕究竟是怎么回事？被压往上海的许闻天命运如何呢？

新中国成立前夕报纸上关于许闻天案的报道。

两度入狱，发起秘密组织“孙盟”

1940年8月，许闻天被国民党政府派往宜兴沦陷区任流亡县长。在担任宜兴县长期间，他先后数次与日军刀枪相见。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许闻天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过任何摩擦，相反，与国民党军队却起过冲突。1941年初，蒋介石派挺进纵队进入沦陷区，这些部队抗战不力，却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情。许闻天对此非常愤怒，便与挺进纵队发生了冲突，结果被挺进纵队抓捕，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许闻天不得不离开宜兴，回到溧阳老家的乡间居住。

1945年初，许闻天与新四军苏南行署取得联系，计划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却被溧城镇的日军和国民党特务发现，遭到两方不分昼夜地搜捕。许闻天在溧阳无处藏身，只得潜往皖南。在皖南歙县，许闻天被国民党特务侦缉，被捕入狱。当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流亡在皖北阜阳，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是许闻天的熟人，在他的营救下，许闻天获释。从此，许闻天跟随王懋功，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许闻天跟随王懋功回到江苏，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任主任秘书。这期间，许闻天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积极参与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孙盟于1945年冬在重庆开始酝酿，1949年秋宣告自动解散，历时近四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孙盟不公开活动，属于一个秘密组织。

这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日益腐败，经济趋于瘫痪，人民生活艰难，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和平民主、重建家园，而蒋介石集团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人士有的大声疾呼，公开反对国民党政权，有的则秘密集会结党、有组织地联合各方民主力量，共同反蒋。许闻天和一些参与创建孙盟的同志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真正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恢复三民主义的本来面目，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才有出路，因此有建立一个和共产党合作从事反蒋的民主政团的必要。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1947年春，许闻天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南京碑亭巷东方旅社集会，商谈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事宜。参加集会的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中有以许闻天为代表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员，有以邓昊明为代表的老第三党（邓演达领导）的成员，有以陈惕庐为代表的从蒋介石嫡系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军政人员。此外，还有个别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协商，大家逐步统一了认识，将组织定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目的是分化瓦解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随后，孙盟在江苏、浙江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地建立了分组织，并逐步向全国发展。1948年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政治纲领》正式通过，其核心内容就是“反蒋拥共”。此外，孙盟还扩大组织，吸收了部分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孙盟的组织系统分为四级，即总部、省市支盟、分盟及小组。总部设中央委员会，委员33人，并设有常务委员会，许闻天是常委，担任常委的还有刘不同、邓昊明、陈惕庐、金绍先、贺耀祖、侯桐、高宗禹、谌小岑、杨玉清、韩梅岑等人。许闻天和陈惕庐还兼管组织工作。

孙盟虽然在苏、浙、皖、鄂、湘、桂、粤、黔、川、康、闽、京、沪、平、津、汉、穗等省市都设有支盟等组织，但它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开展工作一般以盟员个人的工作身份活动，此外还借助一些外围组织如中国农工通讯社、浙江省农村文化促进会、立法院二五座谈会、南京大学教授会及新群社等团体开展工作。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史料选辑》封面。

1947年冬至1948年秋之间，孙盟曾三次派杨沛如、韩梅岑到香港与民革的负责人朱蕴山联系工作，并要求把孙盟作为民革的一部分。朱蕴山表示欢迎，但要求取消孙盟组织的名称，改用“民革”的名称，这一更名意见未能在孙盟总部讨论通过。不过，孙盟仍然经常同上海民革、民联的负责人王葆真、郭春涛等保持联系，同时加强与在港的民革组织的联系，以求通过民革取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号召之前，孙盟还派张达生三次过江，与新四军管文蔚所部的沈云樵取得联系，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后来中共五一号召发布后，孙盟因自身处境不便，未能发表公开声明，但在口头上表示过响应这一号召。

以“合法斗争”与军事策反为手段，积极开展反蒋斗争

作为孙盟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许闻天带领孙盟成员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蒋斗争，主要分为在立法院内的合法斗争和军事策反两种。

孙盟成员们在立法院内成立了“二五座谈会”（每星期二、星期五集会两次），座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戡乱’，主张和平”“反对独裁，主张民主”，包括保障人身自由，释放政治犯；反对征兵征粮，征实征购；废止动员“戡乱”的临时条款等。他们不仅座谈，还提出相应的提案并力求在立法院通过。例如，由立委转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的孙盟成员杨玉清，力促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释放政治犯”案，许多政治犯因此获得了释放。

孙盟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做了很多助选工作。在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孙盟又力促李宗仁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许闻天在这些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宗仁也非常尊重孙盟成员的意见。有一次，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请以立法委员为主的孙盟负责人许闻天、刘不同、金绍先、谌小岑、贺耀祖、高宗禹等吃午餐，商讨和谈问题。李宗仁在宴席上还要立法委员制止蒋介石把封存在上海的黄金运往台湾。事后，许闻天等孙盟成员联系四五十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提交了制止“黄金运台”的提案，形成决议后交行政院切实执行。

许闻天还参与了多次军事策反工作。许闻天与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曾同为改组派成员，在抗战胜利前后许又在王身边工作，参与了王的许多机密事宜，两人关系非同寻常。依靠许与王的特殊关系，孙盟在江苏掌握了省政府民政厅、保安司令部、训练团等机关的部分阵地。许闻天在1947年还担任过省训练团教育长，并与CC系展开过斗争。在王懋功的默许下，江苏省保安独立旅旅长陶鸿钊也参加了孙盟。孙盟还在江苏的宜兴、溧阳、丹阳、常州、镇江、江宁、无锡、苏州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

当时，王懋功的日子并不好过，驻徐州的顾祝同、京沪线上的汤恩伯、驻南通的李默庵等，都以合力“剿匪”为名，把王懋功手下的保安部队一团一团地拉走。许闻天就大胆建议，把保安团队改编为警察，必要时“拉上茅山打游击”，同中国共产党南北呼应，徐图进展。王懋功考虑到江苏四面临敌，认为成功的希望不大。许闻天再向王懋功献策，准备利用孙盟的力量，拉拢浙江的陈仪、安徽的桂系，同江苏结成同盟，王懋功听后意有所动。

许闻天等人的回忆文章。

1948年上半年，蒋介石任命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不愿到任。孙盟派陈惕庐、许闻天、高宗禹三人到上海劝说陈仪就任，以加强反蒋阵线的力量。他们在上海窦禄安路的陈仪公寓，彻夜密谈，陈仪终于答允到浙江就任。陈仪于当年6月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积极支持孙盟在浙江开展活动。他任命孙盟成员张贤哲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贡沛诚为省建设厅厅长，陈惕庐为省训团教育长，同时还在浙江保安司令部安插了部分孙盟成员。许闻天建议陈仪同王懋功建立联盟，得到了陈仪的同意，两人定期在上海会晤，直到1948年9月，王懋功被蒋介石撤职。同年冬，陈仪敦劝有师生之谊的汤恩伯起义，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密，陈仪在1949年2月被免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自此，孙盟在江浙两省开展工作，更加困难重重。

许闻天还参与了策动江苏保安独立旅长、镇江江防司令陶鸿钊起义的工作。陶鸿钊也是孙盟成员，为策应解放军渡江，他曾将长江南岸的地形、水文等情况绘制成地图或提供详细材料送往江北，甚至还把江浙一带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配备及作战方案等都交与孙盟江苏支盟的负责人张达生，由张达生送给新四军联络员沈立樵。

贵州修文起义是孙盟贵州支盟发动的。虽没有直接参与起义，但在贵州支盟的建立过程中，许闻天、陈惕庐是有一定作用的。早在1946年冬，他们就派马怀麟到贵阳发展组织。1948年底，孙盟总部又派陈明仙到贵州会同李思齐、马怀麟等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他们准备以修文为奇兵，并发展了保安团的一个营，里应外合，占领贵阳。不料起义消息泄露，修文民众被迫提前起义，由于准备不周，以弱击强，起义被镇压。

此外，许闻天还参与或间接协助了川康军事策反工作、浙江保安部队起义、蒋经国的军官教导总队队长贾亦斌起义等十多起策反工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孙盟组织遭到破坏，被捕入狱

正当许闻天等人为迎接解放、积极进行军事策反的时候，孙盟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1948年底，陶鸿钊被军统特务毛森逮捕。1949年3月下旬，军统又逮捕了陈惕庐、张达生等十多人，孙盟在江苏南京、镇江、无锡、上海等地的地方组织也同时遭到破坏。
陈惕庐与南京失去联系，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警觉。高宗禹开始转入地下活动，潜伏在李宗仁的招待所里。许闻天、贺贵严、刘不同、侯桐等决定由金绍先代理书记职务，处理日常工作。这一时期，谌小岑在杭州进行浙赣路护路工作，也久未回南京。而孙盟的掩护通讯机关——文风书店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大家判断，文风书店很可能已经被特务发现和控制。

4月12日上午，许闻天、金绍先到文风书店调查情况，两人随即遭到特务的盘问。许闻天、金绍先直告以姓名，并出示立委身份证明，特务却强行将二人带到宪兵司令部特务室。

许闻天认出，负责的军统特务正是打入孙盟内部的陈祖敏，他是陈立夫的堂弟、与张达生关系极深的孙盟成员严一民的姐夫。陈祖敏打入孙盟内部，就是为了查出并逮捕孙盟的军事负责人许闻天，同时相机拘押孙盟其他重要成员。

由于许闻天是立法委员，特务只好采取守候文风书店方式进行秘密逮捕。许闻天被捕时，特务们已经拘留了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文风书店被捕的，其中有的是孙盟同志，但是大多数只是去买书的顾客。陈祖敏立刻认出了许闻天，将他戴上镣铐押送上海。

但是，陈祖敏并不认识金绍先。于是，金绍先便根据宪法“立法委员除现行犯外不得逮捕”的规定，指责他们“违宪”。面对特务们的盘查，金绍先一概推说不知，并态度坚决地要求同宪兵司令张镇、行政院长何应钦通电话。最后，特务只得释放金绍先。

金绍先获释后，立即公开谴责特务违宪逮捕立法委员，引起了国民党立法院的震动。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当天就代表李宗仁到金绍先的寓所探视慰问。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新闻报》、重庆《大公报》等媒体，也连续多日对两位立法委员被捕的经过，以及金绍先在立法院会议上作的报告和决议进行了报道。

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在广播电台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逮捕立法委员、有意破坏和谈的行径。国民党赴北平的和谈代表团也对此表示不满，这迫使李宗仁、何应钦等不得不出面干预，许闻天才得以获释。

而被非法逮捕的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方志农、王文中5人，则于1949年5月11日被枪杀于上海虹口公园。

孙盟解散，加入民革

南京解放前夕，许闻天为了躲避军统特务的迫害，潜伏于溧阳山区。上海解放后，他暂住在上海地下共产党员、姻亲宦乡家中。这时，他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电报，请他北上。1949年7月底，许闻天到达北平，向李维汉汇报了孙盟的有关情况。与此同时，孙盟留在上海的几位负责人，如侯桐（雨民）等也向中共华东局统战部汇报了组织的情况。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吴克坚、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局长何以端，邀约侯桐、韩梅岑、陈建晨等数次座谈，商讨孙盟的善后工作。不久，孙盟召开了一个包括苏、浙、皖、京、沪等支盟、分盟负责人在内的大会，许闻天接到侯桐、韩梅岑的信函，也南下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孙盟决定宣告解散。

1948年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以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但民联、民促仍继续单独保持组织活动。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至此，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许闻天当时作为“第四方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

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决定邀请孙盟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由许闻天、邓昊明代表孙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报告政协代表名单的协商经过及其代表的广泛性时，曾说明孙盟虽然是一个不太大的政治组织，也安排了两个代表名额参加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明：“在协商当中，除了政治根据外，我们还要从组织方面说几个问题。（一）党派的标准。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14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除了这14个党派外，我们认为有些组织要分别研究对待。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曾在伪立法院进行过斗争，我们就一方面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把个别人列入特邀单位……”就这样，许闻天、邓昊明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参加了新政协会议。

关于孙盟解散的文章。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许闻天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积极参与政务院参事室关于政策、政令、法案等研究及草拟事项，关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呈院有关政策、法令、规章之专案审议事项，关于政策、政令推行实况之调查研究事项，关于政务院与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之间工作联系事项，关于总理临时派遣或交办事项等各项学习、视察、慰问、调查等活动中。1951年，许闻天和卢郁文一起随陈云副总理赴中南地区视察财经工作，以后又赴各地参加土改工作。

许闻天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 主要参考文献《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史料选辑》，邓昊明、金绍先、宁光堃编，1997年。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