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来历简短（语文一词从何而来）

语文的来历简短（语文一词从何而来）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以读经讲经为要义的传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波澜。 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历史最长。从公元前6世纪春秋末期（孔子是中国教学的第一人，教授的诗、书、礼等，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开始，直至19世纪末开办新学堂止，前后不下两千五百多年。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没有“语文”这个概念，也没有专门的语文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成了孩童的启蒙读物，然后就开始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学读本，进行一定程度的读写训练。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引言》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会以为“语文”一词历史上早就存在了，其实不然。我国传统上确实有“语文学”，但那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

最早被冠名为“语文”的小学课本（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叶圣陶是“语文”一词的创始人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所有受过初等教育以上的人对语文课本和语文课无疑都印象深刻。但要说清楚“语文”一词究为何意，恐怕就难有一致的答案，至于“语文”从何而来，恐怕除语文教育方家，他人未必知晓。

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会以为“语文”一词历史上早就存在了，其实不然。我国传统上确实有“语文学”，但那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语文”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迟迟没有单独出现。大家熟知的权威性工具书——《辞源》《辞海》，先后编纂于1908年和 1915年，都未收“语文”这一词条，直到1999年《辞海》修订时，“语文”仍然无缘进入。

那么，“语文”一词究竟源于何时，取自何义呢？

与传统语文教育剥离

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历史最长。从公元前6世纪春秋末期（孔子是中国教学的第一人，教授的诗、书、礼等，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开始，直至19世纪末开办新学堂止，前后不下两千五百多年。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没有“语文”这个概念，也没有专门的语文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成了孩童的启蒙读物，然后就开始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学读本，进行一定程度的读写训练。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引言》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以读经讲经为要义的传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波澜。

先是民间学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第一次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藉由逐渐传入中国的语法理论和课程理论，开始借鉴外国的经验，尝试编写新的蒙学语文教材。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编著的《蒙学课本》堪称开山之作。

紧接着，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受到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的冲击，面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大创痛，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开始废科举，兴新学，重新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标准》（癸卯学制），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从中也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新发展。前者规定：蒙学堂设有字课、习字、读经；小学堂中的寻常小学堂设有读经、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在此基础上加设读古文词；中学堂设有读经、词章。后者规定：初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包括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中学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文、作文、写字、中国古今文章流别及文风盛衰等）。我们从这两个学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钦定学堂章程》将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等与读经剥离开来，单独设课，赋予了语文教学与传统不同的新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奏定学堂标准》分为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或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两大课程，既是精细化的剥离，更为语文教育的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初具科学化的“国文”课程

时间推移至民国时期，这是思想大发展、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语文教育开始逐渐脱离封建教育的樊笼，往科学化方向迈进。

1911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政府在教育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清政府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将小学堂改为小学校，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等等。在教育改革观念的推动下，语文学科也有了统一的称名，小学和中学统称为“国文”，但是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别。1912年制订的《小学校教责及课程表》对国文科的规定是：

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

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

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则规定：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

国文宜首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

这个时期，中小学虽未涉及“白话”“国语”一类的概念，但都提到“普通语言文字”，昭示着语文学科正在摆脱文言的桎梏，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语言使用的实际。

“国语”登场

在历史推演中，更大的改革浪潮在向语文袭来，这就是由新文化运动引领的白话文堂而皇之地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甚至主要内容。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改革中小学的国文教学居功至伟。蔡元培、胡适、黎锦熙、叶圣陶等大家纷纷撰文，提出改革国文教学的主张，主要集中在：在语文形式方面，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提倡白话文，推行国语；在内容方面，主张科学和民主的教育思想，提倡个性解放。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为了强化国语教育理念，1920年北洋政府训令，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后小学各年级均改为“国语”），并通令自1922年以后，国民小学各种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我们从1923年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中规定的课程原则和课程内容中便可以看到这种改变带来的可喜变化：小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了言文一致，融进了较多童话、笑话、儿歌、谜语、故事、演说、专辑、剧本等通俗易懂、便于学习的语文内容；初中文言、白话混合教学，逐步加大文言教学的比例，要求能读普通参考书报，欣赏浅近文学作品，作文教学则涵盖了作文与笔记、文法讨论、演说与辩论三方面内容；高中分公共必修（称国语）和文科必修（高三，称国文）——相当于现在意义的必修和选修，必修主要读一般古典文学作品和文言文，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并要求练习用文言写作，选修主要是文字学和文学概论的内容。这些变化，应该说是现代意义的语文教学的雏形。

之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和革命根据地时期，都沿用了小学“国语”、中学“国文”的称名。

叶圣陶创始“语文”新名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与上层建筑关系密切的语文教育也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需要。恰逢此时，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先生提出了“语文”这个新概念。

1949年8月，叶老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在小学称为“国语”、在中学称为“国文”的课程。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名为“语文”，并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里作了如下说明（小学教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陈述）：

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1964年2月1日，叶老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回忆了“语文”的由来：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自此，语文学科在中国开始有了确定的学科名称，而从上述的引用看，它在当时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语”是指口头语言，“文”是指书面语言，因此语文教学应该重在语言的训练；语言训练不能偏废，应该是听、说、读、写四项并重，使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被广泛认可的，即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例，就可以看出人们的认识远远没有统一。

前边说过，《辞源》《辞海》都未收录该词，我们能查到的较早收录“语文”一词的是196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解释为：“1.语言和文字：～程度（指阅读、写作等能力）。2.语言和文学。”此后1978年第1版、1983年第2版，义项1相同，义项2直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的简称”；自1996年第3版起，义项2径释为“语言和文学”，并增例证“中学～课本”。“语言和文学”果真是“语文”这一课程的本质内涵或唯一内涵吗？辞典编纂者恐怕要三思。

其实，这一术语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是对课程内涵的争论；思想性、工具性、思想性和工具性并重、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是对课程性质的争论。凡此种种，既反映了人文学科本身的模糊性，也显示出对学科本身的研究还亟待加强。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

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贤并进，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刘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虽未学，得翁意。临绝言，孝友悌。从母葬，亦其志。父汝铭，母汝视。汝有知，尚无畏。宋淳熙，岁丁未。月终辜，壬寅识。”(《晦庵集》卷93)

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

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