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读错的字音是什么(这些字的读音改了)
容易读错的字音是什么(这些字的读音改了)2.充分考虑北京语音发展趋势,同时适当参考在官话及其他方言区中的通行程度; 1.以北京语音系统为审音依据; 公众对“审音”有抵触情绪,怕是对普通话有什么误解。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汉语的读音也不尽相同。出于沟通的需求,标准化的通用语便应运而生。普通话本身,很大程度上便是人为规范的结果。所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大家所坚持的、之前上学时所接受的“正确读音”,实际上也是“审音”的结果。那么,为什么需要新一轮的“审音”呢? 道理很简单:语言是活的,它变了;过去的审音有问题,需要调整;有些字的读音较为混乱,需要统一。普通话需要规范,既要满足实际运用中合理、便利的需求,也要合乎汉语自身的发展规律。汉语具有多音字与方言众多的特点,这使得审音势在必行。同样的,台湾的教育部门分别在1999年和2012年公布了两版《国语一字多
【文/麦笛】
近日,一篇叫《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的文章广为传播,引发公众热议。许多人都惊呼“上了个假学”,也有人认为不能为了迁就某些“文盲”而“乱改读音”。这些字的读音改了,果真是为了迁就文盲么?
其实这篇文章的内容,本就不是新闻,此前就在网络上流传一时,只不过未能引发如此大的反响。该文提到的所谓“新读音”,来源各异,许多并不算新,但的确反映了普通话读音规范的趋势。这些读音,有的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规范过,有的早已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权威工具书中调整,有的则出自2016年完成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
所谓“审音”,即审定字词的读音。建国以来的集中审音有三次:第一次始于1955年,其成果是1963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第二次始于1982年,其成果是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第三次始于2011年,由教育部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参与研究,其成果是2016年完成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不过新版的审音表尚是征求意见稿,并非最终的版本。有许多人也在质疑:真的有必要“审音”么?
公众对“审音”有抵触情绪,怕是对普通话有什么误解。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汉语的读音也不尽相同。出于沟通的需求,标准化的通用语便应运而生。普通话本身,很大程度上便是人为规范的结果。所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大家所坚持的、之前上学时所接受的“正确读音”,实际上也是“审音”的结果。那么,为什么需要新一轮的“审音”呢?
道理很简单:语言是活的,它变了;过去的审音有问题,需要调整;有些字的读音较为混乱,需要统一。普通话需要规范,既要满足实际运用中合理、便利的需求,也要合乎汉语自身的发展规律。汉语具有多音字与方言众多的特点,这使得审音势在必行。同样的,台湾的教育部门分别在1999年和2012年公布了两版《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也是鉴于“惟语言为众人日常所用的沟通工具,难免受到使用语境、文化交流等影响而产生变化”的形势而加以修订的。
新版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以北京语音系统为审音依据;
2.充分考虑北京语音发展趋势,同时适当参考在官话及其他方言区中的通行程度;
3.以往审音确定的为普通话使用者广泛接受的读音,保持稳定;
4.尽量减少没有别义作用或语体差异的异读;
5.在历史理据和现状调查都不足以硬性划一的情况下暂时保留异读并提出推荐读音。
之所以新的审音表强调以上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此前的审音由于没有一以贯之的明确原则,造成了不少分歧与混乱。此次审音,便是试图在消弭这些分歧与混乱,并吸收新的语言现象,从而在规范普通话的同时,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
新的审音结果,并不是迁就文盲,它背后有严密的学术考量,建立在历史文献、普通话使用调查以及汉语方言调查相对丰富完善的基础之上。语言学家近年在《中国语文》等重要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反映了审音的原则与成果。以下在此基础上,举例谈谈一些“新读音”的依据。
其一,反映语音的系统性。
我们知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系统为基础的,而有些字的读音是过去吸收了方言所致,为了语音的系统性,需要调整。如“粳米”的“粳”字,过去读jīng,现在调整为gěng。这一调整的主要原因,便是jīng的读音不符合北京语音系统。同时,读为gěng也吸收了水稻专家的意见。详细的说明可参见王洪君《“粳”字的读音》(载《中国语文》2016年第4期)以及王彤伟《关于“粳”字的读音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4期)二文。
其二,反映语音的新变化。
最典型的是“打的”的“的”和“拜拜”的“拜”,过去没有dī和bái的读音,dī和bái分别受到粤语和英语的影响。但dī和bái的读音已然深入人心,不调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其三,词义一致性的考虑。
“说服”的“说”,许多人读shuì,现调整为shuō。“铁骑”的“骑”,不少人读jì,现在调整为qí。诸如此类的变动,并非迁就文盲,而是考虑到现代汉语词义的一致性,这些词没有增加异读的必要,而需要统一读音。过去shuì、jì的读音,实际上才是徒增纷扰。
其四,使用者接受度的考虑。
如“荨麻”“荨麻疹”的“荨”统一读xún而不读qián,便是在考察字源的基础上,参考了约定俗成、从众从俗的原则。据钟英华、张洪明《“荨”的审音理据平议》(载《中国语文》2016年第5期)一文,“荨”读作qián本身是误会。另据课题组调查,93.75%的被调查者将“荨麻疹”的“荨”读作xún。课题组便是综合考察了“荨”字音义的历时演变以及使用者的接受度,将其改读为xún。再如“血”统读为xuě,不再有xuè的读音,也建立在从众从俗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上,说一些“新读音”顺应了某些“文盲”也有一定道理。不过此类调整不多,被调整的字词,其读音本身是有争议的。而且,此类调整仍是以尊重语言发展规律以及一定规模的调查为前提的。
其五,关于古诗词读音的问题。
古诗词的读音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不应读cuī,而读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的“斜”,不应读xiá,而读xié;“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野”,不应读yǎ,而读yě。有人说,这些字的读音改了,古诗词就不押韵了,原有的韵味被破坏了。是否果真如此呢?“衰”的读音问题相对复杂,涉及词义的理解,可参见孙玉文《试解“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一文。“斜”“野”的读音,过去读作xiá、yǎ本身便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知道,汉语的语音是不断变化的。
先秦的《诗经》到了南宋朱熹的时代,已经显得不押韵了。朱熹不理解语音的变化现象,便以“叶音”即改读字音的方式来读《诗经》,“斜”读作xiá、“野”读作yǎ实际上也是“叶音”的做法。直到明代的陈第才敏锐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也。”意思是语音本身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随着对汉语语音认识的逐渐深入,“叶音”的做法也便逐渐被淘汰。唐宋的诗词到了现代,很多也已经不押韵了。
尤其是北方方言,声韵与音调都已经发生较大变化,这导致了许多古代诗词用普通话读起来并不押韵。但我们并没有必要为了个别诗词的押韵而给现代汉语中某些字词安上特定的读音,这样反而会造成混乱。譬如在普通话中,“斜”没有xiá的读音,“野”也没有yǎ的读音,xiá或yǎ实际上是伪“古音”。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恢复所谓的“古音”。
孟蓬生在《我们如何读古诗文》(载《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第7版)中已经指出:《审音表》作为国家规范适用于一切场合,自然也适用于古诗文;一些人口中的“古音”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古音”,即便是真正的“古音”(目前学界还没有一致意见),对于现代人也不具有约束力;面向中小学生的工具书和教科书原则上不应该标注真正的“古音”和所谓的“古音”。
一些公众对新的审音表很排斥,这完全可以理解。一些自己深信不疑的“正确读音”受到动摇,难免有“上了个假学”的困惑。但公众也需要对参与审音的专家多一分理解,每一个细微调整的背后,都蕴藏着他们的心血。我们不必急于反对,平心静气考量一下审音表调整的理据之后,再提意见也不迟。
有不少人担心新的审音结果会带来混乱。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新的审音结果,本身已经考虑到大众的读音需求,而且也基本尊重旧的审音结果,调整的范围其实很有限。作为过来人,我们不难预见新的规范很快会在新一代的学生身上逐渐固化,而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正确读音”。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中华读书报”,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