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三国演义魏翔：刘永翔 三国群雄称孤究实

戏说三国演义魏翔：刘永翔 三国群雄称孤究实诸君且慢，听我道来：我说的不是刘备不能称“孤”，而是说他称“孤”的不讲场合、不顾对象。第一缕疑云即缘此而起，我以为刘备当时是不可能称“孤”的。这样说，也许很多人不解：刘备“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刘梦得文集》卷三），难道还不能“称孤道寡”吗？一吴君所举诸例中有刘备三顾茅庐求教诸葛亮时的一番开场白：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按系引自《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 刘永翔

《老子》云：“侯王自谓孤、寡、不穀。”（三十九章）先秦时代，诸侯例取以自称，这三种称谓虽各有一定的使用场合和身分规定，但据说都是为了体现“以贱为本”。不过，地位摆在那里，权势摆在那里，“名者，实之宾也”，给人的印象无疑是似谦实倨。试想谁能从成语“称孤道寡”“南面称孤”的词义中找出半点谦恭来呢？

就谈这个“孤”字吧。赵翼说：“‘孤’本小侯之称，诸侯遭丧则亦称之，此定制也。秦汉之间而‘孤’已为南面之雄称。”“然《史记》《汉书》文内亦不见有称‘孤’者，至汉末及三国群雄之割据，僭窃者始称之。”（《陔馀丛考》卷三六《称孤》）“袁绍、刘表、曹操、孙权、刘备之徒无不称 ‘孤’。”（同上《寡人》）核诸《三国志》及其书裴松之注，这个名单，除了说刘表称孤不确外，馀皆无误，不过还漏了董卓、袁术、袁谭、孙策、曹丕、孙晧、司马昭和诸葛亮等人。

吴君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归纳诸史，得出结论，说：“皇帝称‘朕’，诸侯王及公卿大臣称‘孤’，实为汉魏六朝之通例。”（10页）然而取《三国志》自首至尾细阅，对吴君之说却由不疑渐至于有疑，觉其说颇有凿枘之处。遂别寻蹊径，冀解己惑。兹略陈于下，以作芹献。自愧平生吟风弄月，越界妄谈，聊供方家一哂而已。

一

吴君所举诸例中有刘备三顾茅庐求教诸葛亮时的一番开场白：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按系引自《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第一缕疑云即缘此而起，我以为刘备当时是不可能称“孤”的。这样说，也许很多人不解：刘备“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刘梦得文集》卷三），难道还不能“称孤道寡”吗？

诸君且慢，听我道来：我说的不是刘备不能称“孤”，而是说他称“孤”的不讲场合、不顾对象。

刘备当时的官爵是左将军、豫州牧、宜城亭侯（《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这大概就是吴君认为他得以称“孤”的资格了，显然将他归入了“诸侯王、公卿大臣”之列。姑且认可这一说法吧，不过窃以为即使刘备具此资格，初见诸葛亮时也不可能如此自称，此时而称“孤”，未免于情于理、于时于地皆有不合。

刘备像

何以会生此鄙见呢？正如赵翼所揭，秦汉以后，“‘孤’已为南面之雄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刘备此时不可能以王侯自居。他处境维艰，寄人篱下，方在荆州投靠刘表。何况官爵都是曹操上奏赐予的，既已脱离曹营，东逃西窜，狼狈不堪，早就有名无实了。此刻他正有求于诸葛亮，哪里会一见面就端起诸侯的架子呢？

须知刘备礼贤下士，待人接物一向是非常谦卑的，任平原相时，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所围，派太史慈向他求救，“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随慈”（同上卷四九《吴书》四《太史慈传》）。对太史慈自称其名，有自觉是无名之辈，居然为大名士知晓之意，当然其时官职尚卑。

可是我们分明还在《三国志》中看到刘备向诸葛亮称“孤”前后更为谦卑的自称：当他在刘表座上听到名士许汜对陈元龙（登）“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的非议时，批评他说：

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同上卷七《魏书》七《吕布传》附《陈登传》）

“百尺楼”“上下床”也是有名的典故，自苏东坡误用为“元龙百尺楼”后（“懒卧元龙百尺楼”，见《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八《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之四；“好卧元龙百尺楼”，见同上卷十六《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尝指其误），后人将错就错，用为陈家的典故了。题外话不提了，请看刘备在此居然自称“小人”！对自己鄙视已极的许汜尚且如此，那么，对仰慕已久的卧龙先生，他反而会傲然称“孤”吗？

再看《诸葛亮传》接下来的叙述：

在关羽、张飞对他与诸葛亮“情好日密”感到酸溜溜，深表不满时，他譬解二人说：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这是一句千古名言，是成语“如鱼得水”的出处。但我总觉得，面对情类兄弟的关张，刘备不可能如此托大。

关羽像

不信请看“如鱼得水”后刘备的自称吧：

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同上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

建安十三年（208），刘表次子刘琮投降曹操后，他的左右及荆州人多归附刘备，刘备带着他们一起撤退，“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他回答道：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同上）

两次都不称“孤”而称“吾”，不管是对诸葛亮还是他人。

十一年后，建安二十四年（219），黄忠在定军山斩夏侯渊立了大功。次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想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骄傲的关羽耻与哙伍，刘备就说：“吾自当解之。”（同上卷三六《蜀书》六《黄忠传》）

试想已经称王了，对诸葛亮还称“吾”而不称“孤”，那么，怎么会在三顾茅庐时如此妄自尊大呢？

我想刘备自己决不致失口如此，问题应该出在事后的记录上。须知“隆中对”是“屏人”而谈的，内容只有“你知我知”，谈话内容的披露应该出于密谈者事后的追述。那么，刘备当时究竟是如何自称的呢？

此虽无书可征可证，却可从三国时代的两段著名的对话中类推而得：

一是曹操曾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同上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这是“三国迷”们都耳熟能详的。其时曹操已贵为三公，把持朝政，尚对刘备称名如此。

二是祢衡为江夏太守黄祖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后汉书》卷八一《祢衡传》）

对人互称己名乃是古人交际中示敬的传统方式，并不问对话双方地位高低的。所以我认为原话应当是“备不度德量力”和“备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推想“孤”字乃记录者为避刘备之讳而作的改笔，其时，“隆中对”中的策划已一一付诸实现，其内容已可录入档案了。蜀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三国志》卷三三《蜀书》三《后主传》），但记室总是有的，是记室在记录时不敢直书刘备的名讳。

二

说到避讳，先须知道后汉、三国时代于此规矩之严，甚至还从名“扩大化”到了表字。例如刘备的叔父名（或字）子敬，蜀将孟达本字子敬，为此改为子度（《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十《刘封传》）。司马朗（司马懿之兄）和常林（魏国能吏）幼时都对父友当其面称其父之字深表不满（同上卷十五《魏书》十五《司马朗传》、卷二三《魏书》二三《常林传》）。其时还出现了马超因称刘备之字玄德而险些被关羽、张飞所杀的传说（同上卷三六《蜀书》六《马超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虽说裴松之认为马超不致傲慢如此，与事实不符，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钱锺书集·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181页），当时严于避讳之风肯定是存在的，所以秉笔者对刘备初见诸葛亮时的自称不敢如实表达。

“隆中对”文采斐然，显非原话，肯定和其他史料一样，也经过笔录者的润色，称谓当然也包括其中。之所以把责任“推给”笔录者，是因为我认为此非陈寿所为，他不过是对原始资料仍而不改而已。尽管钱大昕指出陈寿“于蜀二君，书‘先主’‘后主’而不名”（《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三国志》），但细阅其书，也不是逢讳必避的。《蜀书》叙事时力避刘备之名，但引文或引语则不避，引文如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群臣上献帝之表及他后来称帝之文，引语如陶谦“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之语（《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皆是如此。其馀二书则不避。以曹操之名而言，则全志于叙事时力避，《魏书》中据其经历依次称之为“太祖”“曹公”（简称“公”）“魏王”（简称“王”），唯《钟繇传》引李傕、郭汜语一处“曹操”二字未讳（同上卷十三《魏书》十三）；《吴》《蜀》二书在叙事提及时亦称之为“曹公”或“公”，但在引语中则不全避。作为晋臣，对前朝君主之讳或避或不避，谅不会有人举报深究，但书中也有直书司马懿姓名多处，《蜀书》中有两例在叙事中（卷三《后主传》），或属疏忽，而其馀都在引文。钱大昕曾指出：“《三国志》于晋诸帝讳多不回避。”（《廿二史考异·晋书》卷一《韦曜传》）看来陈寿对引述犯不犯讳并不十分理会，避与不避悉照原文，而刘备对诸葛、关张称“孤”正在引语之中。

三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就算称“孤”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原话不是“吾”“我”，而一定是“备”呢？

很简单，这是因为，如果是“吾”“我”二字，不犯讳，那就不必换字了。再则自称“吾”“我”在古人听来显得很不客气，与“相尔汝”无异，不合相见之礼。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自当称名，待君臣名分定后，方可用“吾”“我”自称。

我这样推测，也许有人见了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刘备与关张君臣关系早定，为什么他还要向他俩称名而不称“吾”“我”呢？

善哉问乎！这就牵涉到尊者向卑者自称名的语境问题了。刘备当然可以对关张自称“吾”“我”，如《江表传》记赤壁之战前周瑜邀刘备见面，“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裴注引）。窃谓自称“吾”“我”，在此场合则可，在彼场合则不可。从上举曹操、黄祖两例可以看出，尊者向卑者自称名时，有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而这个用法，远在先秦就开始了。

张飞像

师徒、上下级、夫妇之间在古时是尊卑关系，即举以为例吧：

《论语》中孔子对弟子的自称是“吾”“我”与“丘”杂出，如《论语·述而》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汉包咸注云：“我所为无不与尔共之者，是丘之心也。”梁皇侃义疏云：“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无隐，故此更自称名而说无隐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为之事无不与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论语义疏》卷四）

《论语》中孔子向弟子自称名处，皆可作如是观，兹不赘举。其他诸子向弟子称名处亦然，如《庄子·山木》云：

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

上级对下级自称名除上举东汉曹操、黄祖二语外，上溯西汉亦不乏其例。史载大将军霍光欲废昌邑王帝位，与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商定，由他在未央宫群臣会议时发难。待田发言责备霍不能完成托孤大任时：

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至于夫妇之间，汉代也恰有其例。史载丞相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的好友灌夫（字仲孺），灌夫被判弃市。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以上所录诸人自称名处若改成“吾”“我”虽无不可，但语气迥乎有异，自称名则“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甚明。刘备向关张解释与诸葛亮亲密之故时，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自称名显然更为妥帖合宜。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走笔至此，不禁想看看文学作品中是怎么表述这两句话的，不是有人说过，文学比起历史来更为真实吗？

《三国志平话》没有“孤不度德量力”之语，刘备在谈话中则自称姓名。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照抄《三国志》，但在后来的对话中则也自称“备”（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可见前面“孤”字未改当是出于疏忽。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则改为“备不量力”（第三十八回），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至于“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句话，《平话》作“吾得孔明，如鱼入水”，罗本作“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卷八《诸葛亮博望烧屯》），毛本作“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第三十九回）。

三书如此处理，作者一定都感觉到刘备在这两个场合称“孤”的有违情理，故为之更换。虽属小说家言，却可谓部分恢复了历史的真实；但将劝关张时所说之“孤”改而为“吾”，则于称谓之道尚未达一间。

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誉多毁少，我“不度德量力”，竟在此效颦学步，甚至变本加厉，不但以小说来“正”史，而且以后世小说来“正”史，时空错谬，莫此为甚，恐怕难逃通人画虎类犬之讥了。

四

上文是在刘备“隆中对”时已具称孤资格的假定下推演出来的，那么，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呢？

否。

吴君既举以为例，自是认定玄德公有此官爵即具此资格。抱类似看法的还有夏君传才。他在注曹操《手书与吕布》中“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之句时说：“孤：古代王侯自己的谦称，曹操这时封武平侯。”（《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65、66页；按曹操书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

据《三国志》所记，称“孤”时，曹操是县侯，而刘备则是列侯中最小的亭侯，可见在二君看来，只要是侯爵，不管其品级高低，都可以“孤”自称的。《三国志》中恰有一条记载似可为二君之说张目：

（杨奉等）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昭迁符节令。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卷十四《魏书》十四《董昭传》）

事在建安元年（196）。

但三国时代除曹、刘及上举群雄外，其他列侯皆未见有用此雄称者，而且据《三国志》所载，曹操在袭封费亭侯前早已以“孤”自称了：事在兴平元年（194）为兖州牧时，其时并无爵位。在任曾举一个名叫魏种的人为孝廉。兖州叛，他曾自信地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卷一《魏书》一《武帝纪》）吴、夏二君如果注意及此，也许不会轻率下断如彼。

那么，究竟须具何等身分方可对人称“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到故纸堆中去爬罗抉剔了。费了一番“动手动脚”功夫，还真获得不少材料：

（田）横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汉书》卷三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略同）

（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同上）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徳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史记》卷九三《韩王信卢绾列传》）

赞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以上诸人都是裂土封王的。

还有一例说得更为明白：汉高祖的从祖昆弟刘泽本封营陵侯，后托人走吕后门路，得封琅琊王。《史记》的“太史公曰”和《汉书》的赞提到此事都称其“卒南面称孤”（《史记》卷五一《燕世家》、《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可见封侯者是不能称孤的，只有封王者才有此权利。

《后汉书》中还记有东汉初年同姓诸侯王称“孤”的实例：

岁终，（北海敬王刘睦）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后汉书》卷十四《北海敬王睦传》）

数典至此，也许有很多人会笑话我在翻老黄历，时过境迁了，居然还刻舟求剑如此！

诸君责翔是也！那就专检《三国志》吧，结果还真被我找到了：

建安七年（202），曹操要孙权送子为人质，孙权找周瑜商量，周对他说：

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馀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卷五四《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

可见当时列侯的待遇与汉初无异，哪里可以与南面王分庭抗礼呢？三国周郎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今人吴、夏二君之说显然不确。

五

不过，我说曹、刘二人不能称“孤”，仅指上文所举诸例所处的时地而言，而非统其一生。依照封王始可称“孤”的规定，曹、刘后来是的确可以用此“雄称”的。刘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自立为汉中王之后；而曹的情况则有些特殊，我以为不待其建安二十一年（216）封魏王之时，而是前此封魏公之后就可以了。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八年（213）五月，献帝封曹操魏公，“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曹操假意谦让，又指使群臣上书劝进，以“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为例，劝“功盖古人”的曹操接受封赠。这反过来证明曹操前此是未尝称“孤”的。受封以后，既“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当然就可改称，何况次年三月，献帝又“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卷一《魏书》卷一《武帝纪》）。

那么，怎么解释二雄未享诸侯王待遇前就称“孤”的记载呢？

谜底我在上文就已揭晓了：是秉笔者因避讳而提前示敬造成的。这是三国时代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避讳方式，以前的史家，遇到帝王名中之字，叙事时用换字法处理，如汉代讳“‘邦’之字曰‘国’”（《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帝王自称名时则用“某”字代替，如刘邦对其父所说的“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颜师古《匡谬正俗》引作“今邦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卷六《名字》）恢复了刘邦之语的原貌。时移世换，此法逐渐废弃不用，如在荀悦的《汉纪》中，刘邦此语中的“某”字就改成了“臣”字（《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后来王者自称名时，史家就逐渐用“孤”字来代替，不管在其受封之前还是之后。

《文馆词林》、《三国志》正文和裴注都录有曹操所下之令多篇，奇怪的是，《文馆词林》所录，凡自称处皆称“吾”（卷六九五），但《三国志》正文所录，除一篇《与卫臻令》称“孤”外（卷二二《魏书》二二《卫臻传》），馀亦皆称“吾”。而裴注所引诸书所录则既有称“吾”亦有称“孤”者，那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引自《魏武故事》，志得意满之情溢于楮墨，称“孤”处竟达十七次之多，居其令中之最。考《辨卫臻令》作于建安十八年（213），其年曹操已封魏公，此“孤”字恐是原文如此。而《让县令》下于建安十五年（210），疑“孤”字原本都是“操”字。

曹操像

考曹操遗留下来的文字，自称“操”的有《〈孙子兵法〉序》（《太平御览》卷二七〇）和《与杨太尉书》（《古文苑》卷十），前者不知作于何时，后者作于建安二十四年（219），是杀了杨彪之子杨修后写给杨彪的信，均未摆魏王的威风。奇怪的是上文提到的《手书与吕布》，还有建安十三年（208）前由路粹代笔的《与孔融书》（见《后汉书》卷一百《孔融传》）、建安十七年（212）由阮瑀属草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昭明文选》卷四二）却都以“孤”自称。按照当时的书仪，恐怕都该是“操”字，袁术有一封建安元年（196）写给吕布的信自称“术”就是一个旁证（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猜想是捉刀者不敢直书其名，空着让曹操自填，而录入档案时悉改为“孤”字了。

至于曹操在封魏公、魏王后所下令仍有不少自称“吾”的，包括《遗令》在内，这也毫不足怪，有此资格，可用亦可不用，毕竟叫了一大辈子“操”和“吾”“我”了，改口也不怎么习惯。史载唐高祖初即位，还对群臣自称“渊”，即是一例（《册府元龟》卷四八《帝王部·谦德》）。刘备、孙权也是如此。联想到在如今的古装影视剧里，扮皇帝的竟一口一个“朕”字，听了未免令人失笑。

六

其实，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并不想及身代汉。封魏王后，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以其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魏书》一引《魏略》）又曾对劝进群臣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同上引《魏氏春秋》）；周瑜说他“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同上五四《吴书》九《周瑜传》），但反过来也可说，虽实为汉贼，尚须托名汉相。一代奸雄，对汉廷进行的是“合法斗争”。试看其爱子曹植私出，违反制度，开司马门至金门，竟激起其怒，“公车令坐死”，曹植也自此失宠，“由是重诸侯科禁”（同上卷十九《魏书》十九《陈思王植传》）。篡位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所以我以为他封魏公前是决不会迫不及待称“孤”，正如刘备在自立为汉中王前也绝不会称“孤”那样。

七

董卓可能是后汉时代最早称“孤”的军阀，但《三国志·董卓传》未予记录，惟《孙坚传》裴注引晋乐资《山阳公载记》有一段董与长史刘艾的谈话，一连口吐十个“孤”字（卷四六《吴书》一）。考刘艾著有《汉灵献二帝纪》（《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山阳公载记》必是取资其所著，董卓称“孤”当系刘艾亲耳所闻。但董并未封王，何以能以“孤”自称？而且他是历代都否定的人物，史官绝不会代讳其名，所以“孤”字出乎其口应无疑问。那么，难道称“孤”是董卓妄自尊大僭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