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的感情经历：专访 席慕蓉 我给记忆命名

席慕蓉的感情经历：专访 席慕蓉 我给记忆命名新京报：你的诗歌创作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青年席慕蓉。你现在要问我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是骄傲得不回答，而是真的没办法回答。我以前跟人家说，我没有受过任何诗歌和文学的教育，可是后来想，我好好地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国文课，算不算受过文学教育？到国外以后，我读到一些法文诗，像纪伯伦等人的，我感觉到音韵之美和翻译之难，这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感受，没有系统性。以前人家问我受谁的影响，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能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在绘画方面也是如此，我不会标榜自己属于哪个画派，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写生者。我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说我喜欢谁，但对他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色不见得能说清楚。但我读他的诗，就知道他的东西了不起，比如商禽、痖弦、陈义芝，我觉得他们的诗里有些东西是我永远进不去的，或者，我能进去但永远不会那么写，但是我很高兴有人那么写，而且写得那么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1991年，席慕蓉与八十岁的父亲在台北。

诗，是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

新京报：你说《古诗十九首》和古乐府给了你最初的诗歌启发，你的诗歌中有很多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化用，同时你也很推崇纪伯伦等西方诗人的作品，你的诗歌创作受哪些人的影响比较大？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你是如何融合接续的？

席慕蓉：我不知道，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但是我记得在香港读小学时学古诗词的经历。那时正逢乱世，老师们其实都不是标准的小学老师，不像现在这样规规矩矩地从笔顺、拼音开始教，所以，我的孩子们都说我写字笔顺不对。那时候老师也跟难民一样，生活很苦，他们的学历可能很高，可是还得教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就让我们多背诵。我到现在还能背诵很多诗词，能把《琵琶行》从头背到尾，小时候背的这些东西就烙印在脑海里。读《古诗十九首》也是因为喜欢，我当时就感慨，天哪，这些诗每个字我都认得，尤其前面几首都那么简单，但当它们组合到一起怎么可以这么美？

你现在要问我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是骄傲得不回答，而是真的没办法回答。我以前跟人家说，我没有受过任何诗歌和文学的教育，可是后来想，我好好地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国文课，算不算受过文学教育？到国外以后，我读到一些法文诗，像纪伯伦等人的，我感觉到音韵之美和翻译之难，这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感受，没有系统性。

以前人家问我受谁的影响，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能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在绘画方面也是如此，我不会标榜自己属于哪个画派，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写生者。我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说我喜欢谁，但对他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色不见得能说清楚。但我读他的诗，就知道他的东西了不起，比如商禽、痖弦、陈义芝，我觉得他们的诗里有些东西是我永远进不去的，或者，我能进去但永远不会那么写，但是我很高兴有人那么写，而且写得那么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青年席慕蓉。

新京报：你的诗歌创作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

席慕蓉：我觉得是现在，是此刻！我当然珍惜年轻的时候写下的诗篇，不过，我到现在才明白，过往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此刻，此刻正是一个创作上全新的起点。所谓“高峰”不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是我自身察觉的热度。是的，是一种追求的热度，如今的我，真是全心全意在追求我想要写的英雄叙事诗。从2010年夏天写出第一首《英雄噶尔丹》开始，到现在还没停止，非常奇妙！我自己曾经写过的句子竟然成真：“我相信，诗，只能从自己出发，并且是一个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自己。”到这个年龄还能拥有“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热情，我知道，这是故乡大地给我的力量，我深深感激。

年轻的时候写诗和现在的状态是不同的，我最近发表的一首《绝句》很能说明这种变化，“昨日是以诗来寻觅，那躲藏着的自己；如今却以自己来寻觅，那躲藏着的诗。”

新京报：1949年之后，在台海相隔的情况下，台湾出现了纪弦、余光中、洛夫、痖弦、商禽、郑愁予等一大批诗人，你与这些前辈诗人的交往多不多？

席慕蓉：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很多，有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读的第一本现代诗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蓝色的羽毛》，那时候我在读中学，有一次堂哥带我去逛植物园，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买本书，我就在路边买了这本诗集。因为我之前也在文章里写过此事，很多人就说那是我的诗歌启蒙，但我觉得不是。我很敬佩余先生，我们也常常合作朗诵诗歌，他对我也很好，但其实我在买这本诗集之前就已经写了两三年，我只是余先生的一个读者而已。

记得有一次，余先生来看我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画展，是用激光做的版画，他那天来了三次，他很喜欢一幅《孤星》，就对我说“这一张给我做封面吧”，后来那幅画就成为他的诗集《与永恒拔河》的封面。我很尊敬余先生，他的学问那么好，对晚辈也很友善，但是真正开启我的写诗之路的其实是痖弦。痖弦一直担任《联合报》副刊的主编，我投稿到《联合报》，他常刊登我的诗，还带着同事来我家看我作画，对我很鼓励。

那时候我还年轻，一下子给他寄了三十多首诗，我对他说，我不是要投稿，只是想请他帮忙看哪首好，哪首不好。他就真的用铅笔帮我在每首诗上画勾，再寄回给我，有的画一个勾，有的画两个或三个，有的不画，我就明白了那是他的评价。他曾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受用，因为那时候我的诗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很多刊物都向我约稿，还让我附上插画，有一次开会，他特地走过来对我说，“你不要沦落成一个‘写稿妹’，有些要求你要懂得拒绝，好好地写自己的，不要谁让你写你都写。”这句话我听进去了，真的十分感激。

所以说，痖弦是我在诗歌道路上的引路人。我原来不会回答“受谁影响”这个问题，现在知道要怎么回答了，要谢谢你。我是从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开始注意读现代诗，然后是痖弦把我带上路，直到现在，我还会把正在写的英雄叙事长诗寄给他，请他帮忙提意见。我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里也写到，齐邦媛和叶嘉莹先生都“责备”我，而痖弦先生不好意思“责备”我，只是说我的叙事诗里应该有一些“埋伏”，所谓“埋伏”就是突袭，突袭进人的心里，让读者不会忘记这些句子所带来的惊喜交集的美好感觉。我原本是一个外行，进入所谓的文学界，我是蛮有自卑感的，我不是学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只是个闯入者，幸好有好的老师和朋友。

《我给记忆命名》席慕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

新京报：你早期的诗作大多围绕爱情和人生主题展开，注重个人情感的挖掘和抒发，你与丈夫刘海北先生的爱情很幸福美满，为何会写出那么多忧愁伤感的诗句？你的诗歌一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席慕蓉：我写诗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年轻时我有两个孩子要管，幸运的是有人帮我做家务，我主要管孩子的洗澡和睡觉，等孩子的事都料理妥当后，我就开始写诗。我的很多伤感的诗，都源自年少时所受的伤。由于战乱，我的少年在漂泊动荡中度过，跟随家人颠沛流离，白天像一只小野兽在森林里想办法逃跑，晚上再回到洞穴里慢慢流泪。因为找不到朋友，日记本就成为唯一的朋友。

有人说，席慕蓉设想了很多情境来写诗，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人在少年时期特别敏感，自己受伤或者让别人受伤，很多诗也都是在寂寞受伤时写的。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诗是一个困惑的人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我在诗中的感情，绝对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拟设。所以我曾经写过，“诗是挽留，为那些没能挽留住的一切；诗是表达，为当时无法也无能表达的混乱与热烈，还有初初萌发的不舍；诗，是已经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如果，如果曾经是可能……”

新京报：你以前说写诗是从不强求的，但近几年写蒙古英雄叙事长诗，却“一再要求自己去写，仿佛是日夜都放在心头的愿望”，为什么会有这种愿望？叶嘉莹先生说你的叙事长诗不如抒情诗，这些诗歌成就可能不高，齐邦媛先生也说你“不够强悍，写不了史诗”，你对她们的评价和建议作何感想？

席慕蓉：之所以要写英雄长诗，是因为回到内蒙古老家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无比丰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外界所不明白、也不想去了解的，但对我而言是一个诱惑，我想慢慢地把它们写清楚，算是给自己的一份奖品。别人说我是有使命感，是在捍卫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不是，我就是遗憾前半生没有办法仔细了解自己的原乡，遗憾自己民族的英雄处在一个被误解的状态。在草原上，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着的英雄人物，在汉文史书上记载的却是极为表面的功过，甚至误解，我也不能说这些记载是错误的，可是总觉得那些解释距离游牧民族的时空真相太远。

我向叶先生坦承，我知道自己写得不好，达不到渴望中的那个标准，可是这些年在心里翻腾着的都是这些英雄的事迹。她说，如果是生命自身散发的愿望，那就去写吧，唯有听命而行，才可能实现生命自身的要求。因此就算诗的成就不高，也是值得去完成的。听到她的意见，我仿佛一切都变得明朗了，没有负担了。我非常感激叶先生和齐先生，现在我依然努力在写，一天到晚都在改。

从个人乡愁转向对游牧族群的关注

新京报：你的书写从个人乡愁转向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和代表人物的关注，写下了歌王哈札布、丹僧叔叔这样的人物故事，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席慕蓉：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要感谢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他曾为我的《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写过序言，把我对蒙古题材的写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的乡愁，第二阶段是对族群文化的认识，第三阶段是更开阔的对大自然的认识。另一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张弛教授，2016年在台湾东吴大学举行的“席慕蓉研讨会”，他发表过论文，研究我的写作主题和风格的转变，我很惊讶他是怎么看出来的。2019年，台湾出版了关于我的研究文集，选了他们俩的文章。

我前半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原乡，1989年当我46岁第一次回去时，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没想到此后的30年我还一直在跑。近些年，在我母亲的家乡克什克腾的草原上，我追踪几位牧马人的生活，除了录音访问外，还与一位当地的摄影家合作，追拍马群的家庭生活，从小马驹出生之后开始记录。

2019年9月，席慕蓉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京报：你对游牧民族持续关注数十年，除了血缘因素，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对你有何特殊吸引力？

席慕蓉：你进去之后就知道，我们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所谓环保运动，而游牧民族要早几千年，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最为疼惜，知道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里面的学问深得不得了。不要小看牧民，如果研究牧民跟大自然相处的种种细节，是可以写出博士论文来的。几千年来，游牧民族在那样脆弱的生态环境里生活下来，要知道草原不是天生就那么好的，草原的生产力是靠牧民、牲口和草原的和谐共处才得以维系和发展，而这些东西是包括我在内的受汉文化教育的人不太了解的。不只是东方如此，西方人对欧洲北部游牧民族文化的了解也很有限，把他们放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如果我们把将生态维护得这么好的族群视为落伍，认为它在现代文明到来的时候应该消失，那么，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何为现代文明？在很多人眼里，它似乎等同于所谓科技文明，好像只有拥有科技文明才有资格活着，难道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不是现代活着的人吗？我们对“现代文明”的定义不应该太狭隘，如果敢用“现代文明”这四个字，就得对现代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负责任。我很喜欢比尔·盖茨推行的“大历史”概念，如果把宇宙的全部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人类不过是半夜才出来的。从某些角度而言，人类实在是可恶的生灵。以现代文明自居的人类，如果只是把计算机、移动通讯、远程教育传给游牧民族，那对游牧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如果到草原上大肆发展工业、农业，毁掉草原的生机，那就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新京报：你在《独幕剧》一诗中说，“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让我们静静憩息/当作是心灵的故乡/这也是我们最深的困惑/整整一生都要在自己的/家园里扮演着永远的异乡人”。你们这一代在台湾被视作“外省人”，回到内蒙古虽然有大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但同时也有着异乡人的孤独，你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情感？

席慕蓉：这首诗应该是刚回去的时候写的，那时候绝对是诗里所说的这种情绪，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刚开始，对原乡的情感完全控制了我，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现代人类。昨天，一个朋友说蒙古人有很多悲悯之心。我说不对，不只是蒙古人有悲悯之心，是全部人类都有悲悯之心。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国家和民族的疆界没有了，不是要做世界公民，我认为仍然需要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这样世界才会有吸引力。如果我把蒙古的英雄叙事长诗写出来，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蒙古人，因为我变成了完整的蒙古人，我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的理解力让我变得对自己更宽容了。

席慕蓉（2013年，王纪言摄于香港书展）

新京报：你们这代台湾人都有乡愁，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情感是怎样的？

席慕蓉：我不能替别人回答，因为没有观察，我只能说说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尤其是女儿）觉得我挺麻烦的，因为经常读一首诗或听一首歌就流泪。在他们小时候，有一次带着他们去买童书，我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当时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两个孩子回过头问怎么回事，说“这是童书，你在哭什么？”我就给他们看这首词，我的女儿说“你就是麻烦！”，然后把书放回书架里，而我的儿子比较贴心，他把那本书拿出来，说“妈妈，我们今天就买这本吧！”

后来我女儿到美国学音乐，她是弹钢琴的，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里教钢琴演奏。1995年，她刚去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半夜打电话给我说，“妈妈，我以前老是看见你听着唱片流泪，觉得你很麻烦，很无聊，可是我今天知道你为什么流泪了，因为今晚蒙古族的图瓦合唱团来我们学校演唱，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开始掉眼泪，真是好奇怪。西方的同学也说他们唱得真好，可是只有我知道歌里的孤独与寂寞，好像跟我靠得很近，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哭了。”然后她说，“妈妈，你带我去蒙古吧！”

我的儿子更是，儿子崇拜他的外祖父，外祖父健在的时候，他就去过蒙古国；后来外祖父走了，他特别想念，也跟着我回到内蒙古。所以，你觉得需要担心吗？从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时间到了，他们对原乡的感情自然就会迸发出来。

新京报：读到你写的蒙古歌王哈札布的传奇故事，我特地找来他的音乐听，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同样让我有流泪的冲动。

席慕蓉：哇，他的长调真是不得了，你会觉得那是从天上来的声音，长调一定要用蒙语唱，不能翻译，因为歌都是从母语里生长出来的。蒙古长调之所以被举世推崇，不单在于它的美丽和艰难，还在于它能把歌者和听者都提升到一个美好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在一般的生活里难以达到的，但又是从远古以来，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渴望企及的。能够听哈札布觉得感动，我们就是有共鸣的。

撰文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走走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