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的感情经历:专访 席慕蓉 我给记忆命名
席慕蓉的感情经历:专访 席慕蓉 我给记忆命名(蒙文名汉译为拉席敦多克)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担任过民国政府监察委员、国府委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她的父亲席振铎她的写作主题和风格亦随之变化,从以抒发个人爱情、乡愁与人生为主题,进行温柔、细腻、浪漫、多情的诗歌创作,转向以散文为主探索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她写下了蒙古长调歌王哈札布、喀尔玛克流浪者丹僧、鄂温克女猎人玛丽亚·索等人的故事。近年来,她的写作向更早期的民族史延伸,创作出《英雄噶尔丹》《英雄博尔术》等一系列叙事长诗,以此纪念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的英雄人物。与此同时,她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寻根也逐步深入。她的外祖父穆隆嘎(汉名乐景涛,1884-1944)
撰文 | 徐学勤
1949年秋天,出生于重庆的蒙古族姑娘席慕蓉,随家人为避战乱南下香港,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清苦而安稳的童年。五年后举家迁至中国台湾,她开始习画,并创作诗歌和散文,逐步成长为破销量纪录的现象级作家。八十年代,她的影响力开始溢出台湾岛内,作品被盗印、铺满了大陆的大小书店,与同龄的台湾作家三毛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文学青年的偶像。
1989年8月1日,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赴大陆的禁令。8月底,她怀揣着无限的乡愁与热望,终于重新踏上了阔别四十年的大陆,回到祖辈栖居的蒙古原乡。到达大草原的那天晚上,当初识的亲人都已睡去,她在万籁俱寂的星空下忍不住号啕大哭。这一趟还乡之旅,成为她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此后的每一年她都会多次回到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到锡林郭勒,从乌兰巴托到克什克腾,翻越山川、草原、戈壁、大漠,去探访和记录游牧民族的生活,寻找潜藏于自身血脉里的历史文化基因。
1989年8月,在家乡的边界上,族人迎接回乡的席慕蓉。王行恭 摄
她的写作主题和风格亦随之变化,从以抒发个人爱情、乡愁与人生为主题,进行温柔、细腻、浪漫、多情的诗歌创作,转向以散文为主探索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她写下了蒙古长调歌王哈札布、喀尔玛克流浪者丹僧、鄂温克女猎人玛丽亚·索等人的故事。近年来,她的写作向更早期的民族史延伸,创作出《英雄噶尔丹》《英雄博尔术》等一系列叙事长诗,以此纪念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的英雄人物。
与此同时,她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寻根也逐步深入。她的外祖父穆隆嘎
(汉名乐景涛,1884-1944)
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担任过民国政府监察委员、国府委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她的父亲席振铎
(蒙文名汉译为拉席敦多克)
毕业于辅仁大学,曾任民国政府参政员、立法委员,后长期任教于德国;母亲乐竹芳
(蒙文名汉译为巴音毕力格)
曾任国民大会蒙古察哈尔八旗群代表;二伯父尼玛鄂特索尔
(汉名尼冠洲,1894-1936)
曾任察哈尔盟明安旗总管,创办学社大力翻译出版蒙汉书籍,后因反对日本干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遭暗杀。
翻开那部厚重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她发现家人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内蒙古近代史上,他们曾为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抛洒热血,乃至牺牲生命。她的家族,牵连着蒙古境内的寻求族群存活的血泪史。对民族和家族历史渊源的追寻,让她明白自己与这片广袤土地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因而,自从她踏上那片高原,她在精神上就再也未曾远离。
她在文章中喟然长叹:“就是那里,曾经有过千匹良驹,曾经有过无数洁白乖驯的羊群,曾经有过许多生龙活虎般的骑士在草原上奔驰,曾经有过不熄的理想,曾经有过极痛的牺牲,曾经因此而在蒙古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的那个家族啊!就在那里,已成废墟。”穿越过幽暗斑驳的时空隧道,一切恍若隔世,她对故乡的情感愈发炽热奔腾。
她的散文书写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当她彻底融入蒙古族同胞的大家庭中,成为其中名符其实的一员,她开始关注现代文明的一些更根本性命题,去追问何为现代,何为传统,何为民族国家。她为草原生态被肆意污染破坏而疾呼,她说草原不是只属于游牧族群,而是属于全人类,草原的生产力是依靠牧民、牲畜、草原三者和谐共处才形成的,一些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需要千百年才能恢复原貌,而这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而今,年近八旬的席慕蓉依旧神采奕奕,才思敏捷,情感和精力饱满充沛,只是听力大不如前。她在年前推出了新的作品集《我给记忆命名》,这是一本日记与散文合集,书写时间横跨半个世纪,涉及诗歌创作、还乡之旅、家族历史。她说,有些事物如果再不记下来,恐怕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因此,“我给记忆命名,或许,它们就会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我给记忆命名,只因我的痴心。”
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笔耕不辍,她说现在才是自己创作的真正“高峰期”。她仍旧在努力书写新的英雄叙事长诗,还受到叶嘉莹、齐邦媛、痖弦等前辈的指点和鼓励。对她的采访,正是在她赴天津参加叶嘉莹的学术研讨活动之后,她们相识近二十载,有着同族情谊,更有着诗人灵性的契合相通,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开启。
与叶嘉莹的两次还乡之旅
新京报:最近,你到南开大学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也多次谈及叶先生对你诗作的评点。你们都是蒙古人,因诗歌而结缘,你还曾陪同她一起去叶赫河寻找原乡,能否谈谈你们相识的经历?
席慕蓉:多年来,我一直是叶先生的读者,可是我对古典诗词仅仅是喜欢,很多东西也不见得能真正领会。我们的相识,缘于我的好友、台湾成功大学戏剧教授汪其楣的一番好意。她是叶先生的学生,2002年3月,叶先生到台湾讲学,她给叶先生寄了一篇刚发表的论文,里面谈到我的一些以蒙古为主题的散文和诗,她还让我也寄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金色的马鞍》给叶先生看。过了几天,叶先生说想要见我,她让另一位学生施淑教授来邀我共进晚餐,这让我喜出望外。
叶先生见到我就说,“我也是蒙古人,我们的部族是叶赫那拉。我的伯父曾经告诉过我,叶赫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它的地点,也不知道如今这条河流是否还在。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它。”那条河流仿佛是她记忆的根源,我说,“那我们就去找一找吧!”她说,“好的,如果你找到了叶赫水,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听到这个“命令”,我心里很惶恐,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不过幸好有一位朋友,在沈阳住的内蒙古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他帮忙委托满族朋友、《沈阳日报》的记者关捷先生去找,过了三个月,好消息就来了——叶赫水至今犹在,它在吉林省梨树县,是一条很美的河流。
我赶紧向叶先生报告。当年9月,我们终于成行了,还请来吉林大学的朋友做向导,一群人陪着叶先生回到她念念不忘的原乡。虽然叶赫水还在,但是叶赫那拉部族从前的居住地已经没有了。有人带我们去看为拍摄电影而盖出来的宫殿式建筑,那是假的,叶先生说想要去看真正的城楼旧址。他们就带着我们来到一片玉米田,以前我只知道草原可以延伸到天边,我不知道原来玉米田也可以伸到天边。那天傍晚,红红的太阳被尘霾遮住,秋天玉米的叶子有点干枯,风吹过来的时候发出沙沙声响。
玉米田的远处有座稍高的土台,一位同伴怕叶先生走冤枉路,就先跑到土台上面,然后回头对叶先生说,“您不要上来了,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虽然是善意的劝告,但幸好她没有听从。那时候她已经78岁,但身体很好,大家都想要搀着她上去。我那时有了一点点经验,就是我回到内蒙古老家,很多朋友都好意地陪着我,给我介绍,但等到回去后我才后悔没有好好看一眼,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所以,我就跟那些朋友说,我们不上去了,让叶先生一个人到土台上看看吧。
叶先生慢慢走上土台,眼前是红的、紫的、褐的、墨绿的玉米和荒草,微风吹拂着,她在台上独自伫立了好一会儿,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不就是那首黍离之悲的诗吗?我现在的心情,怎么和诗里说的完全一样?‘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因为是在故土之上,所以土地跟她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应,当她站在一座别人眼里“什么都没有”的土台上,她却遇见了那首三千年前喟叹黍离之悲的诗。
2002年,叶嘉莹(左)与席慕蓉在叶赫河畔。
新京报:后来叶先生81岁的时候,你又陪同她去了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这听起来是很大胆的举动。
席慕蓉:是的,听起来有点危险,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说要给我颁“最佳勇气奖”,我说应该给叶先生颁奖。2005年,叶先生对我说:“其实还可以去一下蒙古高原。”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巴尔虎草原,还登上了北魏拓跋鲜卑先祖所居石室嘎仙洞。她成为百年来家族里第一个回到蒙古原乡的人,一路上她神采奕奕,诗兴大发,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口占绝句一首,记得其中一首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我也问过叶先生为什么早不回来,她说怎么可能?又是军阀混战,又是抗日战争,又是国共战争,又是漂泊海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我非常高兴能有机缘陪她回家乡。其实,一路上我们有很好的越野车,也有朋友帮忙安排行程,路上并不危险。她当时身体也很好,没有出一点状况,反倒是我自己感冒了。
对绘画有强烈企图心,而写诗是生命本能
新京报:你在书里引用叶先生的话说,“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似乎人人都可为之。但也有人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门类中最依赖天赋和灵感的,是难以训练出来的。在你看来,叶先生的古典诗词教育对写诗有多大的帮助?
席慕蓉:听过叶先生的演讲,我才知道什么叫“诗教”。我不是学文学的,没有受过专门的古诗训练,比如平仄、音韵之类,我只是在大学时期跟溥心畲老师学过一点,但是也完全不会用,就自己乱作。我曾听一位学者说,“字是不会说谎的,人会说谎。所以,人在修改的时候,就把不说谎的字改成了说谎的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这个观点说给叶先生听,原来那位学者也是她的学生。她说,“你以为是你选择了这个字,其实是字选择了你,字比你想到的还要早。”
叶先生是世间罕有的教师,她讲课跟一般的中学、大学老师完全不同。比如讲辛弃疾,听她讲完以后,再读辛弃疾的作品,会有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不是说其他老师讲得不好或者不对,他们都是启发过我们的人,能碰到一位好的语文老师,就是遇到人生的贵人,因为他们能把学生心中某些灵性的东西挖掘出来,可是他们跟叶先生是没得比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听叶先生讲课,她讲到一句话,结果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很多人都看到我,但我就是无法控制。她当时是解析欧阳修的《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讲到“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一句,欧阳修写采莲女子低头看水面,人脸和花互相映照,心里产生像丝一样乱的感觉。女孩察觉到自己的美丽,当其他同行的伙伴都已走远,她却流连忘返。
叶先生说,这是欧阳修的神来之笔,欧阳修的深意是从表面的美丽牵连到一个人内心的向往和追寻,那才是生命暗藏的美好本质。她说,“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机会知道和认识自己的美好。”哇,真是吓死人!这句话仿佛贯穿天地万物,她所悲悯的不只是那个“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的采莲女子,而是尘世间所有的生灵。突然间,我的心怀像是完全被打开了,仿佛多年的彷徨和委屈全部都消融在这句话里。
1993年,席慕蓉油画《月光下的白马》。
新京报:你曾在诗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的序言中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一无所求,“从来不必以写作作为自己的事业,所以可以离企图心很远。”这与你在画画上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何对写作没有企图心?企图心对艺术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人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企图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画得好的时候,你会嫉妒。我以前只要看到人家画得很好,就想什么都不干了,立马回家去画画;有时候也很坏,看到别人画得不好,就有点暗自得意,当然这对一个所谓艺术家来讲,是很糟糕的东西。但我后来读到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说创作者的嫉妒心是一定会有的,但嫉妒不是要去害别人,把别人的画刮破,而是去思考他怎么比我好,我为什么不能做到那样,这种情绪其实是健康的——我嫉妒了,但是我不要去陷害他,而只是“陷害”我自己——回家去画画吧,别旅行了。虽然有时候回去也不见得会怎样,但那种对自己的责备,其实就表明有企图心。
但我对诗歌绝对没有这种企图心,当我读到一首好诗,会恨不得跟所有朋友分享。比如,我刚拿到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翻译的蒙古国诗选,还跟他要了几本送给朋友,因为诗选都是从早期诗人讲起,我害怕朋友们看到开头几页觉得没兴趣就停了,所以跟他们说,你们先看其中当·尼玛苏荣的那首《四季》,我觉得那首诗美到不行,全诗分四个段落,共有225行。可以试读几段:
故乡从很远很远就映入眼帘很美
噙满泪水的眼睛里溢出热泪最美
站在马镫上吹着口哨飞奔很美
飞奔的马蹄之间鸟儿穿梭更美
……
有谁过来唱歌很美
有谁离去悲伤也美
放不下的爱在心中化作旋律很美
流转不停的时间不忘敲钟很美
……
后来,一位诗人朋友说他们有一个语音平台,问我要不要去朗诵这首诗。我说我要,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在做过之后,好像都会遇到一些更好的机会。
前天晚上,内蒙古诗人宝音贺希格来陪我过中秋,他翻译过我的诗,也是一位好得不得了的诗人。我跟他说,我喜欢这首《四季》,他说整个蒙古高原没有人不喜欢这一首。然后,他打开手机给我听一位专业朗诵者的朗读,就发现“……是美的”用汉文来表现过于平白。我跟他说,我要借用那位朗诵者的蒙文原文朗诵,但前面先用汉文读一遍,不然别人听不懂。你看,我是多么乐于跟别人分享好诗,我发现人家写得比我好,那才是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对画画和写诗的差别就在于此。读到一首好诗,我就会“人来疯”,可是我自己写的诗,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解,也不想讲。我觉得写诗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喜欢就写。如果让我去讲怎么写诗,我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叶先生的了不起,就在于她把所有古典诗词里的人,以及诗词中的深意和神来之笔讲给我们听。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清楚。当然,她是用自己的一生做到的。
新京报:在你的书里,似乎很少看到“文学”这个字眼,你一般会直接说诗或散文,文学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文学”说得那么少吗?我倒不觉得。对我来讲,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去阅读和吸收,二是去写作。阅读让我发现文字的美,寻找到与自己相近的灵魂。有的作品,初读和重读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重读可以获得很多之前读不到的东西,可是非得经过幼稚的初读,才能重读到那些东西。我想文学就是这样,要用一生不断地初读和重读,你问我要如何解释文学,我可能不太会形容。
我现在的理解力绝对比年轻的时候好,这是年龄增长的好处。那天,一个女孩儿问我,会不会为年老而悲伤?我说,“我的每个关节都觉得悲伤,可是我的理解力觉得愉悦。”所以,文学是让我心向往之的事情,当一不小心遇到一首好诗,我就会打电话告诉朋友,对我而言,讨论文学是件很快乐的事。当然,如果说要规规矩矩坐下来读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诗集,有时候也会很累,最好的遇见是一不小心突然间撞到,那种感觉是最美妙的。
席慕蓉画的荷花。
新京报:你说对写作没有企图心,但其实你的写作比画画影响力更大。
席慕蓉:画画是我的功课,我在绘画方面有强烈的虚荣心,希望能画得好。至于有没有天赋,到现在为止,我想还是不要知道答案吧。在写作方面,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因为我的写作其实是在整理自己,有的时候想不通,我就会写日记,有的日记写得还很长。譬如跟叶先生见面,我可能当时来不及写,但事后肯定得补上,有人说这些文字就像散文,不像日记,可是我就是这样写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不要忘记,我不会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有年轻朋友问,要怎么写一首好诗?我心想哪有那回事,开始去写就好了。我很年轻时就开始写诗,比画画还早,喜欢的可能就拿去发表,不喜欢的就塞到抽屉里,有时候隔几年再拿出来看,觉得“唉,还不错”,连改都不用改。有一次我投稿到《联合报》副刊,那首诗是有点想要写,却又觉得不怎么样。但那天在报上看到诗人许悔之写林文月先生的一首诗,我的天哪,他写得那么好。我赶紧打电话给《联合报》的编辑,说你看今天许悔之写成这样子,拜托你把我的那首诗撕掉吧,不用寄回来给我了。
我的写作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我非写不可的,我会用散文把它们写出来。比如《丹僧叔叔》,写一位喀尔玛克蒙古人流浪的一生,那样的文章是我努力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