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时期有多少人：崇祯有多苦 10年灾害 4年瘟疫

明朝崇祯时期有多少人：崇祯有多苦 10年灾害 4年瘟疫更严重，也唯一能让明朝廷引起关心和注意的是瘟疫也未能对明朝军队的蹂躏，当时“京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 ”。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已毫无战斗力，以致北京城墙上，平均每3个垛口才有1个赢弱的士兵把守，这样的军队又怎么能够就抵挡住李自成的农民军？瘟疫之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基层民众并未被明朝政府看在眼里，反而继续派发“三饷 ”，要求交粮纳税，使陷入绝境的百姓们怎能不反 ?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由此可见，天津地区蔓延的瘟疫较之北京地区更甚，“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悲惨情形在天津地区随处可见。天灾频发、瘟疫横行，在对民众人口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致命打击后，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

也就是说，直到崇祯十六年九月，这场烈性传染病才算告一段落。这场瘟疫的严重程度及恐惧的死亡率有过很多史料证明，综合来看，死亡率应该在40%以上。清朝时期，明末清初史事研究学家抱阳生在其所著的《甲申朝事小计·卷六》对这场大型瘟疫造成的“人间炼狱”，就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载：

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在北京城外，居住人口并不密集的地区，这场“见则死，至有灭门者”的瘟疫造成的人口伤亡更为明显直接，“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的情况随处可见，几乎对京城地区的民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崇祯十六年夏季，瘟疫开始向天津地区蔓延，清初学者谷应泰在其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对于天津的瘟疫有过记载：

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由此可见，天津地区蔓延的瘟疫较之北京地区更甚，“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悲惨情形在天津地区随处可见。

天灾频发、瘟疫横行，在对民众人口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致命打击后，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崇祯皇帝这个苦命的娃，似乎已经预见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未来”。

瘟疫之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基层民众并未被明朝政府看在眼里，反而继续派发“三饷 ”，要求交粮纳税，使陷入绝境的百姓们怎能不反 ?

更严重，也唯一能让明朝廷引起关心和注意的是瘟疫也未能对明朝军队的蹂躏，当时“京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 ”。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已毫无战斗力，以致北京城墙上，平均每3个垛口才有1个赢弱的士兵把守，这样的军队又怎么能够就抵挡住李自成的农民军？

更为令人诧异和不解的是，清顺治元年，多尔衮率领八旗军队刚刚入关，北方地区的天灾和瘟疫却戛然而止，甚至出现了风调雨顺的和谐情形。

3、东北的皇太极虎视眈眈

就在大明王朝反复遭受天灾瘟疫蹂躏的同时，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已经成功完成了脱变，崇祯九年，皇太极于盛京改元称帝， 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为满洲 ，将主要武装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大明王朝。

崇祯九年，皇太极 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朝鲜，并成功强制将其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彻底解决了进攻关内的后顾之忧。

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 ，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四月凯旋。皇太极此举，让崇祯皇帝非常恐慌，也由此调整了军队部署和应对外患措施。将主要兵力从应对农民起义军的战场上，调整至对清战场上。

对于皇太极进攻至济南的作战行动，《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有过明确记载：

十二年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戊辰，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丁丑，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崇祯皇帝对于皇太极作战行动的应对措施，即“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就当前时期来看，洪承畴和孙传庭这两位明末时期最著名的将领都被安排在应对清军的作战路线上，这足以证明崇祯皇帝对于关外清朝的特别重视和格外担忧。

崇祯十三年到崇祯十四年，皇太极发动了辽西战场上的最后一战，也是旨在消灭明王朝在关外最后一支劲旅、几乎决定了明朝和清朝之间相持对立地位的“松锦大战”。

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在其所著的《剑桥中国史》中，对于“松锦大战”的评价能够直接说明大战过后的明清对立形势：

1641年9月，总督洪承畴企图援助在锦州附近被围的明将祖大寿，但在山海关东北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极设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图都失败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这两员明将先后投降。1642年4月8日锦州陷落后，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崩溃了。

自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而此时清军则加强了对明朝的军事压力，锦州落入满清之手后，取代了义州成为清军伐明的前进基地，清军采取更番驻防的办法在锦州前线屯驻兵力，并且征调朝鲜兵驻防，力图把锦州打造为蚕食明朝领土的前进基地。

崇祯十五年，皇太极在此下令展开入关作战，清军一直攻到山东兖州地区。《清实录·太宗实录》记载了此次作战的巨大成果：

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

自此，皇太极在位期间，共计完成了三次大规模入关作战，每次都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和巨大成果过，同样每次都往崇祯皇帝的心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在自己的错误决定下，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以后，明军逢战必败的状态让崇祯皇帝在无可奈何的同时，竟然想着同清军议和。

但在议和机会破灭后，崇祯皇帝面对着马上就要到来的灭顶之灾，悲哀的感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而后，崇祯皇帝在一片反对声中，放弃了都城南迁的打算，做好了被最后一击的准备。

4、西南的李自成，逐渐形成对明的灭顶之灾

在东北的皇太极步步紧逼的同时，因为崇祯皇帝“精简驿站”而失业的李自成已经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而且部众发展到了百万，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 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 一代名将孙传庭战死于陕西潼关，以马革裹尸而还，时年五十一岁。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旋乘胜进占西安。

自此，洪承畴和孙传庭两员明末大将，仅剩的两位“或许”有机会为明王朝赢得一丝生机的大将全部损失。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 改元“永昌”。自此，有一个和明王朝对立的政权诞生，崇祯皇帝所能统治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李自成和明王军队十几年的连续作战，对基层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农业经济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影响，“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乃系从江淮地区一直到京城沿途的真实情形。如此国之不国、城之不城、民之不民的情形，即使崇祯皇帝能够稳坐江山，恐怕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统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