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源性肿瘤变癌几率多少（十二年抗癌成功路）
神经源性肿瘤变癌几率多少（十二年抗癌成功路）医生看了片子后，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说：“怎么拖了这么久才来，你要马上住院治疗。“并联系住院部落实床位。电话中，对面的医生就问：”（病人）怎么来的？是抬着来的还是走着来的？“不少像我这么严重，需马上住院的急诊病人，通常都是坐着轮椅或者抬过去的，但我倒总算当时还能走着去。2010年1月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影像科及时打了电话到家里，说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爱人当时想，只有问题严重了医院才会主动来电话通知的，于是陪我匆忙赶到医院取了检查报告挂了急诊。2009年底，我得了严重的肠梗阻，已经到了吃不下饭，排便困难的程度，直到2010年1月才开始引起应有的重视，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做了腹部的影像检查。这时候，肿瘤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作为一种惰性的高分化的神经内分泌瘤，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漫长的进展过程。现回想起来，在此过程中身体曾不断有过警示，我却没有引起重视，人生的旅途只能是单行线，所以只能悔之晚矣。这一沉痛的
编者：黄叔叔在64岁时罹患小肠神经内分泌瘤肝转移，如今，他已经76岁高龄了。
在这十二年间，恰好经历与目睹了国内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疗从起步到不断取得进展的全过程。通过在该肿瘤诊疗领域不懈地学习与思考 结合自身的病况与身体条件 在治疗过程的关键节点上 选择了正确有效的治疗方案 为以后继续有质量的长期带瘤生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顾他整个求医抗癌历程，他讲道：“我几乎没走过弯路。”
注：以上照片是故事当事人在2010年先后经历了小肠肿瘤与左肝组织切除开腹手术后，于2011年10月，迅速得以恢复体力，爬香山公园最高峰香炉峰时的留影。
一、按胃病治了7年，拖成肠梗阻，一查竟是恶性肿瘤
2009年底，我得了严重的肠梗阻，已经到了吃不下饭，排便困难的程度，直到2010年1月才开始引起应有的重视，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做了腹部的影像检查。这时候，肿瘤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作为一种惰性的高分化的神经内分泌瘤，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漫长的进展过程。现回想起来，在此过程中身体曾不断有过警示，我却没有引起重视，人生的旅途只能是单行线，所以只能悔之晚矣。这一沉痛的教训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为避免像肿瘤这类的重大疾病 需坚持“定期查体，预防为主”的原则的重要性。
回顾2003年的时候，我感到胃很不舒服，有时候还会呕吐，大便也变得不正常，我当时主观认为自己是浅表性胃炎犯了所致，在医院查了胃、肠镜未发现有大问题的情况下，就没怎么再当回事。只是去医院开了点中药，虽然好转了些，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这些症状仍旧反复会出现。此时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是，出现以上情况，必定存在其它大病的隐患。如果当时去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其它检查，特别是影像检查，定可实现早发现早治疗，也许肿瘤就不会发展到肝转移的晚期，可用外科的根治性手术来实现对小肠神经内分泌早期肿瘤的治愈。
当身体出现某些症状时，人们往往一开始不会向最坏处去考虑，我当时就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得肿瘤。2006年，我退休了。退休前的一段时间，我爱人对我说：“看你的脸色近来不太正常。”就嘱咐我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我当时因工作比较忙，所以想等办了退休手续之后再说。但单位因新设了一个部门需要我去牵头，就又干了三年，这样一直拖着没有去进一步检查身体，直到出现了肠梗阻的征兆才退出了工作。
2010年1月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影像科及时打了电话到家里，说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爱人当时想，只有问题严重了医院才会主动来电话通知的，于是陪我匆忙赶到医院取了检查报告挂了急诊。
医生看了片子后，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说：“怎么拖了这么久才来，你要马上住院治疗。“并联系住院部落实床位。电话中，对面的医生就问：”（病人）怎么来的？是抬着来的还是走着来的？“不少像我这么严重，需马上住院的急诊病人，通常都是坐着轮椅或者抬过去的，但我倒总算当时还能走着去。
医院的行动很快，前后只用了40分钟，我就躺到了床位上，随即护士马上就把术前需用的药剂车推到了床前。当时离家匆忙，我爱人只带了5000块钱，不够预缴住院费。可让我和爱人特别感动的是，医生跟我们说：“费用可先不用缴，先住院后再去办理再缴费手续，这个床位就定给你们了。”这在当时医疗产业化改革的背景下，制度本身是冰冷的，而医院当时采取这种灵活的人性化的做法，却是难能可贵与温暖人心的，使我至今回想起来，感激之情还会油然而生。
图源：摄图网
我在北大人民医院的胃肠外科做了肿瘤切除手术，病理结论是小肠类癌，现归类于神经内分泌肿瘤这个大家族。神经内分泌肿瘤在所有的消化道肿瘤中，是相对恶性程度低，惰性生长的一类肿瘤，特别是高分化的神经内分泌瘤更是如此，这让我和爱人当时稍微松了口气，感叹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与此同时，也做好了与病魔作长期搏弈的思想准备，调整成乐观的心态，增强了抗瘤的信心。
小肠肿瘤术后10个多月的同年11月，在肝胆外科又做了转移瘤的左肝组织切除，右肝是微波消融。术后，参与手术的专家来查房，王福顺教授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我时说：“你的眼睛看上去很淡定，不像有的病人一脸焦急、愁眉不展的，这样很好。”手术没多久，我就起床忍着痛，在走廊里来回地走，因为我手术创口很大，如果不尽快去活动，肠子就极易粘连在一起。后来医生看到我复查的情况，都觉得有些意外，说：“你在同一年中做了两次开腹大手术，都没有出现肠子粘连的情况，确实很少见，说明你很会主动去避免治疗后的一些不利因素。”我小肠术前削瘦得厉害，体重不到100斤，但我注重了饮食营养与活动，身体功能恢复很快，体重也很快就恢复到病前的正常水平了。这一现状无疑对我以后的治疗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身体基础。
二、在肿瘤发展与治疗的不同阶段，把握与选择正确治疗策略与方案，是不走弯路的前提。要做到以上这条，坚持与时俱进的获取与学习诊疗方面的信息与相关医疗知识，以及了解成功的治疗病例是十分关键的，能从中得到启示，可及时筛选出最适合自身病况、成熟有效的治疗方案。
小肠肿瘤术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我的辅助治疗是否应当选择化疗？当时胃肠外科的医生就以上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
当时胃肠外科的科室主任根据我手术病理报告的相关指标数据，作为必须要化疗的依据。提出即便有50%的疗效也要做化疗。但是我的主刀医生杨晓东却提出了化疗不能最终获益的不同意见。现在回顾起来，当时国内医学界对神经内分泌肿瘤这类罕见复杂多变肿瘤的认识基本上处于空白，所以出现误诊误判也是在所难免。我当时的病理显示的诸项指标按照以往，其它肿瘤这种情况是大概率必做辅助化疗的，但高分化神经内分泌瘤（我病理ki67指数小于5%）却不同于其它类肿瘤，对化疗几乎完全不敏感，如化疗，非但没有疗效还会杀死大量的正常细胞，从而降低身体免疫力，反而有利于肿瘤的增长与扩散。
当时，以科室主任为首主张化疗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并通知我要去化疗。我当时马上面临是接受还是拒绝化疗的抉择。当即我没有马上明确表示态度，而是回到家中后，在电脑上查阅有关小肠类癌的资讯，了解到它早在1907年的古代就有记载，世人因其惰性生长，而一度把它视为一类良性的肿瘤。我又查阅了肿瘤化疗对人体产生的毒副作用方面的报导，加上先前了解的与看到的，罹患肿瘤的熟人化疗时产生严重副作用的后果现实，果断做出了不化疗的决定。后来医院联系好的化疗科室曾多次来电催促我去化疗都被我拖过去了(当时我爱人都有些动摇了)。现在回顾总结，这是我在这12年的抗癌路上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重要治疗关口所做出的正确的关键抉择，它对我以后长期采取的不过度治疗的策略保留了赖以持久抗瘤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手术后的一两个月左右，我去医院复查，发现肝脏上有了转移，我就挂了北大人民医院的肝胆外科知名专家冷希圣的号，他的助手陈雷医生是一个看影像片子水平很高的外科医生，影像科的医生有时都会找他来看片子。他提出要看一下我小肠术前的影像片子，结果发现了肝上有一个很小的病灶点，不注意看就会忽略掉，这说明手术前肝脏上就有转移了。后来的复查我就一直挂陈雷医生的号。他是一位业务上勤于钻研，与患者为善，认真负责的好大夫，为了方便我能及时与他联系沟通，还主动把手机号留给了我。有一次打电话联系他时，他正在国外出差。时隔多年，他现在已是一名知名的外科专家。
2010年11月份，该科冷希圣教授、王福顺教授与陈雷副教授共同为我做了左肝切除与右肝微波消融手术。手术的创伤很大，开腹的刀口将近40公分，但肝术后的病理没有提供ki67指数（估计病理科认为小肠术后病理已做了）。说明了当时连北京三甲大医院对这种罕见异质性很强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体现在病理检验报告标准化方面的空白。
我之所以能做到在漫长的求医治疗过程中基本上未走弯路，除了期间能坚持与善于学习、思考与疾患相关的诊疗知识外，还得益于之前的工作经历。我之前从事国内外环境科学的学术交流与与相关大型高端学术会议的组织工作，退休后，单位委托我牵头组建了环境损害评估鉴定中心这一跨学科的新机构，该业务领域涉及到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损害的鉴定业务，因缺乏医学方面的专职人员，我是理工科专业出身，在接到社会上委托的相关鉴定案例业务时，需要专职人员起草出评估鉴定报告的初稿，再由成立的各学科兼职的专家委员会成员审核共同与我签字定稿。于是遇到这类案例，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查阅大量的医学资料。如此，涉及医学领域方面科学思维的方式与方法，对我后来的抗癌生涯在关键时段不走弯路是大有裨益的。
注：以上照片是于2021年7月，作为原单位退休人员之一，应邀与离、在职领导（包括在原单位兼职的原国家环保总局的领导）参与原单位修订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留影。
2011年初，我在网上发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肿瘤内科的谭煌英主任成立了一个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专病门诊，我当时很兴奋，立马拿着整理好的各种检查资料去挂了她的号。
她一方面夸我提交的相关病案资料整理的很有条理，同时也从神经内分泌肿瘤诊疗的专业角度，及时发现了我肝术后的病理报告未报ki67指数，于是在中日医院病理科请罗杰副教授会诊补做了该项空缺指标为小于4%。该过程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找到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的门诊医生对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不走或少走弯路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疗涉及多个相关的科室，加上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包括率先进入该诊疗专业领域的几家医院对该类肿瘤的认知度与诊疗水平在客观上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同时，不同医院的医生相关专业水平也是存在差距的，这就在客观上给患者在求医过程中择院与择医的就诊带来了挑战，会产生在不同的治疗阶段，靠自己主观的比较与判断，会选择不止一家的医院、医生去问诊的问题。我回顾自己当时可以说跑遍了北京涉及该类肿瘤专业诊疗的五大医院，感到不同医院的专家在个人的诊疗方案及对相关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甚至个别的观点会出现完全相左的情况。由于国内医学界对该类罕见多变肿瘤的诊疗与研究起步较晚，即便是起步早的欧美等国家也尚未完全揭开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神秘的面纱。所以，产生以上医患双方出现的问题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从这里让我思考到，应正确处理好医患关系，以形成合力来共同促成正确诊疗方案的问题。我认为，医患双方这里存在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有时需要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相互包容与理解，医方应对患方抱有天使之心，而患方应对医方抱有感恩之心，如此在沟通交流基础上的医患关系才会是和谐的正常关系。比如近来，我在好大夫网上得知陈洁教授获得2021年度全国好大夫称号时，便及时发了一个表示祝贺的短信给她，她也随即回了一个谢谢的表示。这说明患者与业界在国内神经内分泌诊疗领域对她的专业水平与工作态度的评价还是客观公正的。我觉得，医患双方即便是这样一个相互关注的简单交流，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才是一个正常的医患人际关系。
另外，我与中日友好医院的谭煌英教授在诊疗前期打交道的时间较长，相互间都比较熟悉了，在医患关系之外自然就有了一种朋友关系，虽然在求医的中后期我已很少看她的门诊，但我们相互之间加为微信朋友，我会定时把治疗情况与复查的结果发送给她。我在今年2月27日参加良医汇线上医路向北平台发言的前两天，还特意挂了她的特需号，就请教有关神经内分泌肿瘤相关问题交流了50多分钟。平时在沟通交流时，她总称呼我为老黄。有时，当我没有采纳她给我建议的治疗方案时，她就会面带微笑地对我说：“老黄你是自己给自己看病啊。”她在我心目中不失为一位敬业的、认真负责、平易近人的好大夫。显然，正常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在治疗中形成合力的润滑剂与助推剂。
三、神经内分泌肿瘤晚期患者要想实现尽可能长的有质量的带瘤生存期这一终极目标，正确的医疗干预外因与充分调动患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自愈能力的内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于2011年在中日医院谭煌英教授处就诊后，就开始步入了该类肿瘤专业化诊疗的路程。首先在服用了近8个月的中草药后，进入西药善龙治疗之前，遵嘱先到北京协和医院做了肿瘤生长抑素受体显像的奥曲肽扫描，结果是弱阳性。但仍然遵医嘱于2012年打了10针长效奥曲肽治疗，因看不到什么疗效，就主动提出停针了。此后除了定期影像与cga血检复查外，从2014年中直至2019年5月到广州陈洁团队处介入治疗前，因肿瘤负荷增长缓慢，再加上期间在北大肿瘤医院与协和医院又做过的两次奥曲肽扫描，以及在2013年协和医院做的稼68pet-ct与F18pet-ct的临床试验双扫描也均显示还是弱阳性，如再重启善龙针剂治疗效还是不会好，当时又无其它合适有效的治疗方案，就采取了不治疗的方案，而处于随诊观察的状态，可以说该阶段治疗策略就是“不治疗就是最好的治疗”。但这种不治疗是指阶段性放弃外部的医疗手段对肿瘤相对处于稳定状态的干预。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该阶段不应是处于消极的不治疗状态，反而尤其要注重保持并强化从内因治病的角度去积极创造条件，充分调动患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身体内在机能对疾病的自愈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相比外部医疗干预治疗，除了不担心会有副作用的优势外，从提高全身抗肿瘤免疫力的角度来看，会更具有长远与稳定的治疗效果。之所以从患者抗瘤的内因出发能达到上述的治疗效果，其原因是基于神经内分泌肿瘤在众多肿瘤中不失为是典型的惰性肿瘤，尤其是高分化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具有很长的生存期，这就是基于患者从内因出发的抗肿瘤效果是需要较长时间积累的努力才能显现出来的。不外乎是要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与愉悦的抗瘤心情，保持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包括有全面营养的科学的平衡饮食），保持日常适度的运动量，有道是，药疗不如食疗，食疗不如心疗，我本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患病后，我戒除了吸烟与有时熬夜的不良生活习惯，还延续发挥了年轻时期爱好运动与音乐的业余爱好与特长。在患肿瘤治疗的十多年期间，基本上每天坚持至少游泳1000米至今，能在20分钟左右游完，年轻人都比不了，在业余泳池内被称为年纪最大，却游的最快的人。泳池的管理人员破例允许我续卡后能游到2029年。游泳这项长期坚持的运动全面提高了器官的功能，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自身抗瘤的体质。
正如上海医学肿瘤界的老前辈汤钊猷大力向患者推崇的，不少案例说明，游泳是具有很好抗癌作用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以上这些无疑大大增强了我抗肿瘤的内在信心，主观的努力在客观上起到了药物等医疗手段不可替代的治疗作用。国内也有肿瘤医学界的专家指出，患者与肿瘤间的生死搏弈就如同一场持久性的战争，是要讲究谋略的。战事的风云变幻是需要患者及时调整相应的制敌对策，才能始终处于战局的主动地位。所以，建议患者读一下孙子兵法，在抗瘤的这场战争中是会有收益的。简单的比喻是，敌强我就弱，反之，我强敌就弱。患者需要审时度势，随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对肿瘤作战治疗对策，才能做到临危不乱。对于不能治愈的晚期高分化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意味着不可能彻底消灭对方，只能去打一场持久战，最起码的战果是不能让对方吃了你，去维持一个相互对峙的局面，以求达到一个与肿瘤和平共处，尽可能长期带瘤生存的目的。
以上的抗瘤经历说明，肿瘤，特别是高分化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并不可怕，只要具备正确的外部医疗干预和患者内在追求提高免疫力及发挥身体自愈能力这两个条件，就不难实现有生活质量的长期带瘤生存的终极目标。
在没有医疗干预，只观察随访的这几年中，肝上的肿瘤负荷总还会缓慢逐渐增大的，所以，有必要适时调整治疗的策略，也就是必须跟踪影像定期复查的结果，在尚未影响到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在一段较长时间无治疗的观察期内，应会有较大的机会可能等来适合个人病况的有效的新治疗手段出现。回顾起来应该说，我在这方面还算是幸运的。
注：以上为我在网上搜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分泌肿瘤MDT成员介入科王于教授有关高分化神经内分泌肿瘤血管栓塞介入手术疗效显著的成功病例。
2019年初，我在网上搜索到广州中山医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陈洁教授带领的MDT团队针对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血管十分丰富、不同于其它肿瘤的这一特点，经过几年临床实践探索与研究，其肝转移瘤介入手术已趋成熟，其疗效十分显著，一些十几公分大的肿瘤疗效也仍然不错，非常适合我这种高分化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瘤患者的治疗。他们用的栓塞剂的特点是固体的微粒与小粒径的固体微球，可超选择栓塞进入到细小的分支血管，而不像其它医院要用到液态的碘油。事不宜迟，2019年4月，我赴广州挂了陈洁教授的号，并提出要做肝转移瘤血管栓塞的介入手术。经陈洁教授MDT团队的评估，认为我完全符合该介入手术的条件。这是我12年来继小肠术后正确拒绝化疗后的，在抗癌路上第二个关键节点上又做出了正确选择的成功治疗。
注：以上照片是我于2019年12月在广州中山一院完成介入术后，最后一次影像复查后的留影纪念照。
2019年5月份和6月份，我分别先后做了两次栓塞介入手术，一般情况下患者都需做3到4次不等。此后的复查显示，肿瘤大者从介入前的5公分缩小到了1.2公分，效果非常明显。刚做完介入手术后，王于教授对我说：“效果不错，可以打95分。”到目前，肿瘤大者连续在近两年中一直稳定在1.9公分而无变化。
但我清醒地认识到，毕竟介入手术只是一种局部手术，不是根治性的，原来经栓塞血管的肿瘤，还会挣扎长出新的血管，所以它只能起到减瘤负荷的作用，不能起到根治性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术后肿瘤的负荷要想反弹到术前的水平，即使期间没有采取治疗手段，也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的，何况实际情况是，期间至少会把一线基础治疗针剂善龙用到极致。同时，保不准期间又会出现什么适合自身治疗的新方案来，若真如此，今后的抗癌路就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鉴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高度异质多变性，肿瘤当前的相对稳态并不意味着能百分之百的保证将来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异常情况。所以，在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抗癌路上，需且行且看，见招接招，对当下要做到最好的努力，对未来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我还有一个体会是，在治疗肿瘤疾病的时候，如果身上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器官肿瘤转移，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应有一个全盘治疗的先后与主次之分。比如，我现有肝与腹腔两处转移的肿瘤，由于肝转移瘤对的生命的威胁最大，所以就应先重点去有效的控制稳定它，处理好这个主要矛盾，而后再去考虑处理控制腹腔内转移的肿瘤这一次要矛盾，这是源于哲学思维领域处理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论。所以，患者只努力学习相关肿瘤诊疗医学知识还是不够的，还需用宏观层面科学的思维去统领指导抗癌的策略及方法与方式，才能有助于在抗癌路途中不走与少走弯路，以顺利实现抗癌的既定目标。
我目前已经抗癌12年了，下一步应努力争取实现又一个十年带瘤的生存目标，对于高分化的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患者来说，终级目标应该是争取有质量的生存尽可能长的时间，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的原则是，一看治疗疗效的大小，二看治疗副作用的程度，三看权衡利弊的结果。既要保证治疗效果，又不能用力过猛去过度治疗。打个比喻，就像温水煮青蛙，肿瘤好比青蛙，短时间内它死不了，但是会渐渐地会失去活力。对肿瘤转移的晚期患者来说，最现实的是要在有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带瘤生存得更久。
现在有案例表明，高分化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治疗把控得好，生存二三十年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我们都要乐观一点，尤其对于老年肿瘤患者来说，不能只看到身体免疫力在下降对抗瘤的不利因素，还应看到身体的新陈代谢放缓是有利于抗癌的因素。癌细胞作为身体细胞的一部分，同样，生长速度也是会变缓的。如此，才能全面地看待抗癌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做到乐观、理性、智慧地走完抗癌的人生路，才能正确理解与看待人生路上的生死观，做到坦然面对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最后，我想说的观点是，医学作为一门循证科学，神经内分泌肿瘤这类复杂多变的小众肿瘤的临床诊疗以及相关的科研涉及到多个医学门诊的学科，要提高临床诊疗与科研的水平，对相关临床病例的积累、分析与总结是基础。与国外相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决定了拥有众多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这无疑是我国独有的一大优势。而且近几年来，患者人数随检出率有明显的增加。虽然欧美几个国家相关的临床诊疗与科研先于我们很多年，但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在不断缩小与国外的差距，甚至在相关的核医学、肝转移肿瘤介入手术等具体领域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我们甚至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赶超并引领国际先进水平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中国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患友们，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患友应该一定能有机会目睹到这一天的到来，前提是，你要能够及时抓住出现的治疗新机遇，通过积极有效的治疗，平稳地到达到理想的终极治疗目标。患友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须需努力。”总之，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却是曲折的。
后记
通过积极抗癌12年的经历与思考，本故事的陈述者总结了七条建议内容供患友参考如下，希望对你们在抗癌的征途上有所裨益。
- 在正确的时段，及时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病况的正确的治疗方案，前提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 肿瘤经过治疗以后，如果处于稳定状态，只要不影响自己获得有质量的正常生活，就不必去急于治疗，有时候不治疗就是最好的治疗。
- 在每个不同的治疗时段，在正确选择治疗方案的前提下，需要把这个方案的疗效尽量用到极致，不要出现一个新的治疗方案，就急于去尝试，搞不好就会抵消前期的治疗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 对于治疗的全过程的每一项具体方案，作为患者本人，必须自己先通过学习，去分析、权衡治疗的利弊关系，如弊大于利，或者相当，就应考虑放弃，特别是对那些疗效比较差，或副作用大，甚至基本无效的一些治疗，一旦选择错了，都是得不偿失。
- 要不断去关注和学习相关的诊疗知识，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自我总结和自我管理的水平与能力。患者要发挥好抗癌的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好医生正确的治疗方案。
- 要和健康的人一样，保持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心态与愉悦的心情。俗话说“药疗不如食疗，食疗不如心疗”，精神的作用是任何药物和治疗所不可替代的。
- 正确处理好医患之间的关系。在向医生问诊选择治疗方案时，应主动跟医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搞明白医生对你建议治疗方案的理由。俗话云：术业有专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去否定医生的建议，如果你轻易否定了医生正确的治疗方案，延误了治疗，甚至付出的会是生命的代价，这丝毫不是夸张，其严重的后果只能是自己去承受。医患双方都需要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做换位思考，就能做到相互理解与相互包容，才能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我国在神经内分泌肿瘤诊疗领域的水平。
注：本文不构成医学建议，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