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病逝前提出一要求（宋庆龄病逝前提出一要求）
宋庆龄病逝前提出一要求（宋庆龄病逝前提出一要求）据《宋庆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记载，在上海解放前夕，宋庆龄十分关心潜伏在福利基金会内的共产党干部的安全，暗示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开基金会，找地方隐蔽起来。事实上，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密切的，他们之间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彼此也是非常信任的。在后来的剧情中，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去上海，力邀宋庆龄北上，剧中的邓颖超说：“我来只是打个前站，我说不服您，恩来就会来；他也说不服您，毛主席就会亲自来；毛主席说，如果们大家都说不服您，就在政协会议上提个议案，做个决议，派个代表团来。”剧中的宋庆龄则回答：“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这段对话再次强化了观众对宋庆龄的上述误解，显得宋庆龄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多少有点不情不愿。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一个“名场面”是这样的：
上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战士进入上海，但是他们没有闯入任何百姓家中，而是在街道上互相枕着睡了一晚，宋庆龄看到后热泪盈眶。
在剧中，这无疑是推动宋庆龄北上参加政协会议的重要原因。
且不说宋庆龄看到解放军战士们在大街上睡觉这件事的历史真实性，这个情节确实给观众了解宋庆龄的真实形象带来了一些干扰甚至误解，这个误解就是：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了解。
在后来的剧情中，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去上海，力邀宋庆龄北上，剧中的邓颖超说：“我来只是打个前站，我说不服您，恩来就会来；他也说不服您，毛主席就会亲自来；毛主席说，如果们大家都说不服您，就在政协会议上提个议案，做个决议，派个代表团来。”
剧中的宋庆龄则回答：“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这段对话再次强化了观众对宋庆龄的上述误解，显得宋庆龄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多少有点不情不愿。
事实上，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密切的，他们之间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彼此也是非常信任的。
据《宋庆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记载，在上海解放前夕，宋庆龄十分关心潜伏在福利基金会内的共产党干部的安全，暗示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开基金会，找地方隐蔽起来。
1949年7月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宋庆龄一天前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宋庆龄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从她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国民党的失败和新中国的建立是有心理准备的，她并未表现出如电影中那样的纠结。
事实上，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宋庆龄就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拥护者。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于1926年正式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一年后她出访苏联，留苏期间，她还被共产国际吸收入党。
也就是说，宋庆龄从那时起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只不过这个共产党员前没有“中国”这个前缀。
当然，随着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宋庆龄实际上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此后她一直和周恩来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办事处保持着有效的联系。
据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担任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联络员的李云（女）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的回忆：早在1937年，宋庆龄就曾问过自己，她算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问题，李云当时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请示应该如何答复，潘汉年回答：“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当时在场的冯雪峰也同意这种措辞。
据李云回忆，宋庆龄听到这个回答后非常高兴。
李云在另一篇文章《护送宋庆龄去香港》中，曾说过自己来到宋庆龄身边承担联络工作的缘由：那是1936年6月，中央致函宋庆龄，请她挑选一位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宋庆龄选择了斯诺和马海德，宋庆龄对马海德说：“你到苏区要特别了解一下那里缺医少药的情况，我们好设法支援。”
在这不久后，宋庆龄向冯雪峰提出，希望能派一位共产党员给她，以便联系。宋庆龄说：“党要找我容易，但是我有事情要找党商量，就有困难了。”于是李云就被派到了宋庆龄身边。
除了以上这些，我们还能找到很多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交往联络的事情，比如她曾在1933年出面营救陈赓、廖承志，同年她还把一箱运送给红军的枪支弹药放到自己乘坐的黄包车下，冒着危险通过了租界的哨卡。
1934年，江西苏区因围剿而陷入巨大的困难，中央当时指示上海局负责人盛忠亮和宋庆龄谈话，请她在国统区发起运动，以减少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宋庆龄听后说自己将竭尽全力来帮助。
1935年，宋庆龄曾委托马海德护送陈云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和中央红军转移的情况，以及遵义会议的决定。这一年，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邱吉夫被绑架后，上海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也是宋庆龄帮忙解决了董健吾、徐强等人去陕北的通行证和路费问题。包括不久后上海地下组织重新恢复电台工作，也和宋庆龄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
1936年，红军在陕北面临着过冬的难题，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信，请她提供资金帮助，宋庆龄立即就筹集了一笔5万美金的款项。11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说，已经决定向你们（中国共产党）提供55万美元的援助，第一批15万美元将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庆龄处，由宋庆龄转交给潘汉年。
早在西安事变前，宋庆龄就利用自己在国共双方中的特殊身份，直接地促成了潘汉年和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的会见，为国共谈判以及第二次合作架起了桥梁。
西安事变时，她又在周恩来和宋美龄、宋子文之间充当联络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二次合作和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抗战中，宋庆龄曾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在香港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她曾多次计划将一些来自国际的援助转运到兰州、西安和华北八路军地区。
在国民党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粮饷资金，并封锁解放区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从物质上上来说是可观的，从精神上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包括后来由保卫中国同盟改组而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相当的物资基础和医疗保障。
毛泽东曾说，对宋庆龄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刘少奇曾说：“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他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所以，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宋庆龄来到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重要人物亲自前往车站迎接，火车刚停，毛泽东便登上车厢亲自迎接，如此之高的礼遇，是毛泽东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过的。
以上这些事实都证明，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密切和互相信任的。
宋庆龄为何与国民党渐行渐远？董怀在《宋家姐妹风云50年》曾如此评价宋庆龄：
“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为止，宋庆龄一直扮演反对国民党的角色，和她的幺妹公然大唱反调。这种以政治信仰和理想超越亲情的例子，世界甚为少见。”
董怀在这里强调的是宋庆龄的“政治信仰和理想”，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宋庆龄无疑至关重要。
宋庆龄的“政治信仰和理想”是什么？1982年陆定一为上海宋庆龄故居题词时写道，她生前是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者，以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斯诺认为，宋庆龄“对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有透彻的了解，也深谙马克思主义。”她对一切事物的反对和拥护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基础的，她关心的，是四万万人民的利益。宋庆龄一生坚持此道，毫不妥协，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说：“中产阶级的中国人，其主要特点是机会主义、动摇和走极端，因此，孙夫人没有这方面的行为就更是了不起。”
这些话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宋庆龄和共产党亲近的原因，也能让我们了解宋庆龄和国民党渐行渐远的原因。
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标杆性人物，她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后，依然坚持孙中山的政策，她果断选择隐退，出访苏联，甚至同意在南昌起义的通电上署名。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蒋介石下令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宋庆龄立即致电蒋介石，劝他收回成命，否则她“将留在这里（苏联），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29年宋庆龄回国后，在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期间和以后，都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以此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29年6月，宋美龄专程赶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但遭到拒绝。31年12月，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没有接受。32年9月，宋美龄再到上海，替丈夫劝姐姐到南京居住，并在政府任职，但宋庆龄又拒绝。
一直到1937年，为了促成国共二次合作，宋庆龄才出席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
一般认为，造成宋庆龄和国民党真正破裂，或者说让宋庆龄真正看清国民党面目的有两件事，一件是1931年11月，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被秘密处决于南京；另外一件是1933年6月，杨杏佛被特务枪杀于上海（鲁迅有诗“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两件事给宋庆龄思想上带来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启示了她：与国民党只谈政治是行不通的。
这种消灭的手段后来一度被用到了宋庆龄本人的身上，其中一件著名的事是，国民党派人用“美男计”接近了宋庆龄的女佣，伺机对宋庆龄下手，但被识破；西安事变后，宋庆龄曾收到一封带有两颗子弹的恐吓信；据沈醉回忆，国民党还曾计划用制造车祸的办法让宋庆龄长期住院……
在这样的威胁下，宋庆龄一直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和理想，而且这些威胁也必然推动了宋庆龄对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反思、怀疑。
宋庆龄病逝前，王光美询问：你现在还有入党的要求吗据王光美回忆，1957年4月，刘少奇到上海工作时，曾专门到宋庆龄处拜访，自己作为兼职翻译全程陪同（刘少奇说话有湖南口音，宋庆龄则讲上海话，王光美以英语和普通话为二人翻译）。
在谈话中，宋庆龄提出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听后很高兴，但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要转报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后，刘少奇代替中央答复宋庆龄说：“中央认真考虑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没有入党，但我们党的一切大事，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王光美说，宋庆龄听到这个答复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有点儿失望，但表示理解。”
就这样，宋庆龄入党的申请就这样被搁置下来了，但此后中央确实每次都会把党的文件、刊物发给她，对于一些重要的决策，也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包括几个月后，毛泽东率领带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也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
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的温暖。”
宋庆龄搬到北京居住后，刘少奇常常教育他的孩子要热爱宋妈妈，逢年过节都要给宋妈妈写信、送贺卡。宋庆龄也非常喜欢刘少奇的几个孩子，曾多次请他们到自己家做客，几乎每年都给孩子们写信。
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
看得出来，宋庆龄和刘少奇一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1981年5月份，宋庆龄的保健医生顾大夫（曾担任过刘少奇的保健医生）悄悄告诉王光美，说宋庆龄今年已经病危好几次了。王光美听后立刻就赶到了宋庆龄的住处，当时宋庆龄的病情确实已经非常严重，几乎不能说话，精神也不太清醒。
王光美伤心地离开了，在路上，她突然想到1957年宋庆龄申请入党没有成功的事情，作为宋庆龄多年的朋友，王光美决定试一试，看能不能在她临终前让她实现这个心愿。
她让司机驱车进了中南海，向中央汇报了这件事：“能不能在她现在还明白的时候同意她入党，给她一个安慰？如果中央同意，我可以当面问一下她。”
在得到允许后不久，王光美再次去看望了宋庆龄，这次来时宋庆龄很清醒，王光美还把女儿刘平平寄给她的一张母亲卡送给了宋庆龄，宋庆龄收到后非常高兴。
王光美问：“当年你曾当面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入党要求，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这样要求？如果有，我立刻报告中央。”
宋庆龄接连重复了三遍，明确表示坚决要求入党。当时不仅有医生、工作人员在场，宋庆龄家的阿姨也在场。
王光美见她还有入党要求，立刻就跑下了楼，通过宋庆龄的杜秘书接通了中央的电话。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同时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这些决定都由中央派人当面向宋庆龄作了宣布。
办完这件事后，王光美说：“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应该做的事，对党尽了责，也对宋庆龄同志尽了心。”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享年88岁。宋庆龄病逝后，中央宣布为宋庆龄举行国葬，她的骨灰被葬入当时的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墓地的东侧。
正如她墓碑上的铭文所写：“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