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母象被人喂食，救护亚洲象的人

印度母象被人喂食，救护亚洲象的人幼象“羊妞”6月21日，“大象医生”保明伟为一头野象检查。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负责这一项目的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沈庆仲。他介绍，2005年，救助中心成功救治了一头受伤的野象——被兽夹夹住左后腿的母象“然然”，至今该中心已参与24次救助亚洲象行动。实际上，对于亚洲象的救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败的次数远多过成功。“特别是对哺乳期小象的救助，目前都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沈庆仲说，每一次的救助，都是一次探索的过程，也为下一次的救助提供经验，“救助它们，让它们回归野外，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两头亚洲象在玩耍，“象爸爸”在一旁守护。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来到这里的野象几乎都曾陷入某种危险。

在打斗中落败的公象，滚落八十米多高的山崖；刚出生身体孱弱的幼象，被母象用鼻子卷起送到了山下的村寨；甚至是，摔落泥塘与蓄水池的，被对付野猪的陷阱与夹子困住的野象们。

它们被带到勐养子保护区的亚洲象种源繁育与救助中心。现在这里，有7头被救助、收容的野象。

负责这一项目的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沈庆仲。他介绍，2005年，救助中心成功救治了一头受伤的野象——被兽夹夹住左后腿的母象“然然”，至今该中心已参与24次救助亚洲象行动。

实际上，对于亚洲象的救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败的次数远多过成功。

“特别是对哺乳期小象的救助，目前都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沈庆仲说，每一次的救助，都是一次探索的过程，也为下一次的救助提供经验，“救助它们，让它们回归野外，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6月21日，“大象医生”保明伟为一头野象检查。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幼象“羊妞”

“羊妞”崴伤了脚。

5月底的一天，它进山玩耍，被凸起的树根绊倒。抹药、输液近一个月，左前腿依然红肿未消，瞧着粗了一大圈，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还时不时用腿敲一敲铁栏杆。

“大象医生”保明伟仔细检查它的伤腿，还好没扭伤骨头，他配了一盆消肿止痛的紫色药水，“羊妞”兴奋得不行，以为是个新玩具，脚在药水里晃来晃去，不时发出短促、欢快的叫声。

“羊妞”住在救助中心已经六年。它比其他幼象更体弱，同样是感冒或腹泻，同龄的“小强”吃一颗药就好了，“羊妞”得输液、吃药，熬上大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它胆子小，夜晚里其他野象的吼叫、公路上的车鸣，都可能惊吓到它，出现身体抽搐、上吐下泻的症状。“象爸爸”李涛记得，它经常需要整晚的守护，摸着它，安抚它。

2015年8月，在普洱市思茅区橄榄坝村一户人家院落里被发现时，“羊妞”虚弱到几乎站不起来。保明伟记得，当时它的脐带伤口感染化了脓，身上凸起多个鹅蛋大小的肿块，因脐带感染又导致腹腔多处溃烂。他推断，这是一头刚出生一周左右的幼象，尽管看起来它比刚出生的幼象都要瘦小。

村里没有治疗条件，简单地清创、消炎后，在驶往救助中心的四五个小时里，它陷入了多次昏迷，甚至出现休克。“压力非常大，担心象一旦昏死过去，救不活了。”沈庆仲说。

在救助中心，“羊妞”被安置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角落里摆着一张高低床，四名饲养员轮班照顾它。

保明伟和从昆明赶来的兽医专家一起为它处理伤口，做了内科外科的检查，初步诊断，它还患有心率不齐、心力衰竭等症状。来自泰国的大象专家也赶了过来，商定救治方案。

幼象还没长臼齿，只能喝奶。有专家提到羊奶的营养接近象奶，保明伟就找来几只羊养在救助中心。“羊妞”的名字便这样喊了起来。

但它还没学会使用象鼻，喝水时鼻子软绵绵地垂着，直接挡住了嘴，“象爸爸”陈继铭记得，当时得用手托起象鼻，用奶瓶喂它喝，它一次只能喝十几毫升，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喂一次。

经过了大半个月的救治，“羊妞”慢慢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打包票能真正救活它。毕竟国内外的兽医专家甚至给它下过“死亡通知书”。

沈庆仲说，“羊妞”来救助中心之前，国内还没有哺乳期幼象被成功救护的案例，更何况，“羊妞”是被救助时年纪最小的幼象。

6月21日，“大象医生”保明伟为一头野象检查臼齿。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救助野象远比想象得难

参与野象救助工作三十余年，沈庆仲数不清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捡”到过多少次幼象。

遗憾的是，救助它们远比想象得难。有的在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有的抢救了40多天，依然没能抢救过来，有的幼象在救助站成长到三四岁，最终还是夭折了。

1989年7月，勐养子保护区救助站曾接收了第一只受困的幼象。那是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幼象，掉进了一处山体塌方形成的泥土坑里。

此前护林员巡山时，发现落单的幼象会送往昆明动物园。“一直没有救助大象的条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曹孟良介绍，1988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在勐养子保护区三岔河保护站成立了一间简易救助站，配备了两名工作人员，但依然没有专业的兽医，更别提专业的医疗设备。

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喂养一头幼象。工作人员就比照着其他动物幼崽的喂养方式，端来大盆水和牛奶，试图喂给它。“就这样养了下来。”曹孟良给它取了个名字，“勐勐”。

在救助中心成立之前，“勐勐”是勐养子保护区救助的第一头野象。这里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的片区，以三岔河保护站为中心，东西两片林区，如同两扇翅膀往外延伸，150万亩的森林里活动着超过170头亚洲象。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小强（左）与阿宝（右）在林中玩耍。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原本计划着，等“勐勐”再长大一点，便把它放归野外。曹孟良回忆，等到第三年左右，“勐勐”长到了500多公斤，突然就生病了，瘫倒在地，爬也爬不起来，逐渐地甚至无法进食，全身溃烂。

救助站找来了兽医，还从昆明动物园请来兽医专家，都找不出病因。曹孟良分析，“被遗弃的小象，十有八九可能带有一些先天性疾病，这可能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自然淘汰的一个方式。”

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救助站解救了受困的野象。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野象走出保护区，到农地里取食农作物。不时有野象掉进农民挖的蓄水池，爬不出来。

挖土车和吊车开不进去，于是围观的人合力将大象“捞”了出来。西双版纳州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记得，有村民找来村里最大的竹篾，兜住大象，绑上粗绳索，像拔河比赛一样，人抱住人，往后拖，就这样将这头庞然大物捞了出来。“它一脱困，马上就跑走了。”

1998年秋季，勐腊县南坪村的护林员赵金清在自家的稻田里，发现了一头重伤的野象，它的腹部撕裂开一道口子，右后腿部也有明显的伤口。

保护区当时还没有专门救治大象的兽医，赵金清得到指示每天去观察一下野象的状况。

赵金清看着野象一天天行动缓慢，虚弱下去。成群的蝇虫环绕着这头庞然大物，赵金清甚至能闻到腐肉散发出来腥臭味。“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找吃的了。”

赵金清根据养牛的经验尝试救治这头野象。他买了消炎和给牲畜驱虫的药，用烂布包住长长的竹竿顶端，倒上药，一点点抻到它的腿边，刚开始一两次，竹竿一靠近，它便用鼻子卷起，往旁边一甩，后来它似乎习惯了赵金清的靠近，又或许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反抗，由着赵金清帮它涂了几次药。

药驱赶走蝇虫，但野象的伤口肉眼可见地更加严重。后来，保护区请来兽医专家。但依然没有效果，野象最终倒在了稻田里。

沈庆仲说，当时本地的兽医基本都是与家养的牲畜打交道，国内也没有专门研究和救治野象的兽医，只能请来国外的兽医专家指导，光是控制住一头野象，有时就要花上几个月，到那时，野象的病情早已加重。

沈庆仲意识到，对于野象的救助，缺失了重要的一环——专业的大象医生。

2021年6月17日，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内，“象爸爸”在为脚受伤的亚洲象“羊妞”擦药。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大象医生

2000年，沈庆仲招聘了云南省畜牧兽医学校的三名毕业生，安排在野象谷景区工作，保明伟便是其中之一。

起初一两年的时间，保明伟的工作场所都在雨林里，与孔雀和蛇打交道，还负责百鸟园的繁育工作。后来，他参与了几次林业部门组织的野生动物救助，协助其他兽医专家，为野牛、马鹿和猴子处理伤口。

而救助大象截然不同，“它很凶猛，很不配合人，我们一旦靠近，它的攻击性特别强。”

2005年，保明伟首次参与救助了一头受伤的小象。它被发现在野象谷的附近硝塘，左后腿上夹着一只兽夹，吃力地跟着象群走。

从象群里救出一头受伤的象，更是难上加难。观察了几天，这头小象越走越慢，被母象推着跟在队尾。带着麻醉枪的兽医专家瞅准机会，十几分钟后，小象被麻醉倒地。象群受惊了，七八头母象围过来，用鼻子扒拉着它，试图托起它，不肯离开。

麻醉药效只能持续一个小时，救治时间紧迫，不得已用上防暴弹和催泪弹，象群一跑开，几十号人冲过去，将小象挪上担架，抬到勐养子保护区的救助站。象群折回来，守在野象谷周边，吼叫着。

它有了名字，“然然”。一拆开兽夹，左后腿上伤口太大，深可见骨，皮肉已经化脓感染。只能简单清洗、消炎，麻醉药效就快到了，兽医们赶紧退出房间，小象一站起来，便往人的方向冲，不断撞着笼子，它不吃不喝，丢进去的甘蔗它看都不看，还用鼻子将水桶打翻。

锈化的兽夹引起伤口发炎后，很可能导致败血症，但兽医也无法对它进行治疗。一位兽医刚要靠近，它鼻子一甩打在兽医头上。一些国外专家建议可以实施安乐死。

保明伟不赞同，他觉得小象的攻击性强，正是因为它的求生意志。

“驯象师”熊朝永第一次见到“然然”时，它的耳朵和尾巴都竖起，目光凶狠，熊朝永知道，这是一种警戒状态。它被关进有铁栏杆的象舍，栏杆能阻挡住野象，也能让“象爸爸”从中穿过。

熊朝永站在铁栏外，跨进去一步，将食物往小象身边送，送过去后马上退回来，慢慢地它感受不到威胁，开始吃东西，熊朝永再靠近时，它依然保持警戒，就这样，不远不近地投喂了快两周，它才允许了他的接近。

有了饲养员的配合，保明伟想了个办法，将外用的药装进一支高压喷雾器，熊朝永吸引开“然然”的注意力，他拿着喷雾器，对着“然然”的腿猛喷，喷几下，等“然然”反应过来，就赶紧跑开。

他还改造了一支吹管，能站在相隔一二十米远处，将药“吹”射进去。趁着“然然”不注意时，他猫着身子转到它的一侧，瞄准大象皮最薄的颈子一吹。一开始气口掌握不好，射程总是近了远了，针管掉在地上，慢慢地，也吹出了经验。

上药的问题得到解决，“然然”的伤口很快长出新肉。它对人的戒备放松了，“大象医生”保明伟也能接近它，记录下各项身体指征，它的体温波动、白细胞和血常规数据等等。

一开始，保明伟将数据与人的对比，简单判断“然然”是不是发烧，或有炎症。到后来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多，他对比不同数据下“然然”的状态，总结出一套适用于野象的指标，比如大象的体温在35.5摄氏度至37摄氏度之间，白细胞参数在1.5至1.8之间，“它看起来在一个更舒适的状态，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身体状况。”

“可能不是百分百准确，但起码可以在救治过程中，提供一个参考标准。”保明伟笑了笑，“以后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多，再慢慢摸索。”

有了救治“然然”的经验，救助中心每年都有一两次救助成功的案例。2007年时，他们又救助了一头重伤的母象“平平”。“平平”是在哺乳期时，被发情期的公象所伤。护林员赵金清发现它时，它臀部撕裂开一道长伤口，双腿浸满血色的脓水。

保明伟和国内外的兽医专家、妇科医生共同完成的这场手术，极其棘手。它发着高烧，很强的炎症。人类的医用仪器，B超设备等都拿到现场，根本无法穿透厚厚的象皮，当时甚至很难明确它身体内部的伤情。

保明伟记得，手术做了四次，一层一层刮去伤口的腐肉，摸索着手术，直到它的身体指征趋向于他总结的正常区间，说明“它的身体状况在好转”。

“平平”的手术应该算是成功了，但一些伤痛永远地留在了它身上，它失去了生育能力，伴随终身尿失禁。

沈庆仲将这个案例记录了下来，分享给护林员与监测员，希望能应用到亚洲象的保护工作。“如果发现发情期的公象被母象拒绝，产生冲突时，我们就可以马上有一些应对措施，一旦出现了伤害，我们能很快介入，进行治疗，可能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

随着救助野象的案例增多，保明伟的野象“病例库”也在不断更新。

沈庆仲记得，一次山洪暴发，曾将一头野象冲到涨水的河沟，水深湍急，野象救上来后，因呛水导致严重的肺部感染，没能抢救过来。再之后遇上掉进池塘的大象时，他会第一时间提醒，先想办法放水，把水位降低，“不能让它长时间在水里，一旦呛水，就可能导致肺部感染。”

2016年，野象谷硝塘附近，象群里有一头怀孕的母象，好几天长时间泡在水里，一个劲儿喝水，用象鼻将水甩在身上。保明伟根据症状判断，它可能在发高烧。于是工作人员丢过去一些包着药片的水果。

吃过药片后，它的症状没能好转，过两天突然倒下身亡，等到监测结果出来，原来它腹中的象宝宝早已死亡，致使严重感染。“今后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症状我们可能就会考虑是不是这个原因，很多治疗方案可能提前实施，或许就能把它保护下来。”保明伟说。

2021年6月17日，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内，“象爸爸”在位亚洲象洗澡。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象爸爸”

“然然”手术后，左后腿留下一条长伤疤，行动受限，动作幅度一大，伤口就可能撕裂开。熊朝永留了下来，成为了它的第一任饲养员。2008年，救助中心的象舍建成，“然然”和刚做完手术的“平平”住了进去。

后来，又有了和公象打斗掉落悬崖被抢救回来的“昆六”；一岁便离群的孤象“小强”；闯入普洱市区游荡几天的“阿宝”；砸坏十几辆车的“维吒哟”。

它们有了名字，有了自己的象舍，也有了专属的饲养员。

手术后的日常护理容不得一点差错。喂药时，“象爸爸”陈继铭将药片放在胡萝卜、香蕉和象草里，但“平平”很聪明，记性很好，吃过一次药片就能记住，下一次喂食时又要换一种食物包住药片，“喂个药，要和它斗智斗勇”。

夜里值班时，陈继铭记得，监控里常看到“昆六”躺在地上挣扎，它又爬不起来了。陈继铭找到其他饲养员，十几人在睡梦中被喊醒，从宿舍里跑来，帮助四五吨重的“昆六”翻身。

留下来的饲养员人不多。来救助中心应聘的人最开始都满怀热情和对大象的爱心，有些在动物园做过大象饲养员，有些是学养殖的学生，也有附近村寨的村民。陈继铭数着，有的饲养员干了几个月，刚和大象熟悉起来便离开了，有的被野生动物园高薪挖走。

再有来应聘的新员工时，他会在最开始就泼下冷水，“大象看着很可爱，很温顺，但实际上，这份工作又苦又累又危险，你能坚持下去吗？”

慢慢地，在与野象朝夕相处中，饲养员有了个称号，“象爸爸”，这个名字为这份工作赋予了责任与感情。

有一段时间，沈庆仲对比观察了救助中心的象与附近的象群的活动。他发现，野象总在行走，一个象群每天可能移动10公里，食物条件不好的时候，可能走到15至20公里。他很快意识到，野象不能一直被关在狭窄的象舍，也不能只吃人类提供的几种食物，而要将它们放养到野外，吃多样的植物，“在自然中得到体质的锻炼”。

救助中心的象开始在保护区内小范围的活动。救助中心坐落在勐养子保护区的中心位置，四面环山，临近三岔河一条支流，时常还有野象经过这里。

这些象开始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比如傣语的“Mai”（来）、“Bai”（去），可以配合保明伟的检查，张开口腔，抬起象蹄，甚至能区分自己的饲养员和其他象的饲养员。它们开始亲近人，依赖人。

最开始，它们似乎适应了圈养生活，不愿意离开象舍。每天早晨，一名“象爸爸”需要拿着胡萝卜诱惑它往外走，另一名“象爸爸”牵引着它的耳朵，带着它往前走，傍晚再领回象舍，表现得好，就能得到食物的奖励。

一走出象舍，它们就撒了欢似的往山里走，但跑几步就要停下来等着“象爸爸”。进了山，找到一片草地，开始边走边吃。象走走停停，“象爸爸”也走走停停，每天得走上两三万步。

保明伟最初有些矛盾，在治疗过程中，野象开始信任人，依赖人，甚至离不开人，“毕竟救助的野象，终归有一天要回到野外生存。”

但在治疗过程中，饲养员必须找到与野象能沟通的方式，才能保证人的安全，“能和它们沟通，救活它们，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很自然地产生了感情。”

“羊妞”到了一岁左右，长了臼齿，一次能喝几百毫升羊奶，还开始吃一点水果，“象爸爸”每天会带着它到户外草地上玩一会儿。

但它总是跟在“象爸爸”身边。一次在野外，“羊妞”吃嫩草时，误食了一株曼陀罗，中毒后反应极大，一会儿兴奋到不行，一下又抑郁了，上吐下泻。保明伟赶紧喂它解毒的药，给它输液，慢慢镇静下来后，“羊妞”的精神虚弱到不行。

“象爸爸”们才意识到，“羊妞”可能需要像其他幼象一样，跟在母象的身边，学习如何使用象鼻，如何寻找食物。再上山时，陈继铭牵着“羊妞”跟在母象“然然”和“平平”身后，但只要一靠近，它们便跑得远远的，不愿意带“羊妞”玩。

保明伟分析，可能是“羊妞喝羊奶，身上膻味比较重”。他提来一桶母象的粪便，涂抹在“羊妞”身上，掩盖了它身上的羊膻味。它们终于接纳了“羊妞”。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亚洲象在进行野化训练，“象爸爸”在一旁守护。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放归难题

救助中心的象舍几乎住满了。除了被救助、收容的野象，这里还承担着亚洲象繁育的工作，至今已有9头小象在这里出生。

沈庆仲认为，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的增加，对于亚洲象的救助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救助中心将作为“大象医院”的性质存在。

事实上，直到现在，在野象的救助工作上，救助中心依然在面对失败，面对死亡。“亚洲象的救助，特别是对于哺乳期幼象的救助，都是一个世界难题。”沈庆仲坦言，“我们对于亚洲象的认识和了解太少了，救助还在很初级的阶段。”

沈庆仲清楚，这项工作仅靠救助中心的力量远远不够。早在多年前，救助中心就开始尝试与高校、科研机构和医院合作，开展一些关于亚洲象的基础研究。

但救助中心依然面临着许多现实层面的难题。沈庆仲介绍，依托于2002年国家林业局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中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救助中心最初是作为繁育基地规划、筹建，特别是象舍的设计，并不适用于野象救治。“空间太小，人和象没有隔离开，清扫、消毒和喂食都在一个空间内，也没有设施来控制住野象，在治疗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危险。”

而救助中心后期的运营由野象谷景区承担。沈庆仲算了笔账，每头亚洲象的救助成本一年至少需要50万。“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工作的开展和人才的稳定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且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如果说景区经营好有利润，但是一旦景区经营亏损，那就很麻烦。”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曹孟良提出过质疑，现在的救助模式，让野象已经完全依赖于人，每年举办的大象节上，摆着水果盛宴，非常隆重，这是不是改变了救助的目的？“

“救助中心建立的初衷，应该是野象遇到困难或危险时，为它们提供救助，而它的困难解决了，救助完成了，最终还是让它健康地回归大自然中，救助是保护亚洲象的一项工作。”他说。

实际上，沈庆仲说，近年来，救助中心一直在不断探索、设计野象的放归路线。

但救助中心的野象几乎很难再适应野外。“羊妞”和“小强”几乎从小就在救护中心长大，它们与人相处的时间比象还多，在野外偶然碰上象群时，它们跑得比“象爸爸”还快。“阿宝”曾被“象爸爸”带到两公里外的林间，“象爸爸”偷偷离开回了救助中心，很快“阿宝”便原路返回了象舍。熊朝永说，“它们意识里，象舍是它们的家了。”

而其他经历过重伤的野象，旧疾随时可能复发，比如“然然”，保明伟记不清它的伤疤撕裂过多少次，在野外活动时，遇上稍微陡峭的坡，动作一大，它的伤疤就可能撕裂，而“平平”的尿失禁至今没完全康复。

2021年6月17日，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热带雨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象爸爸”带领一头亚洲象往雨林里走去。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长期跟人相处，它们再回到野外，象群不接纳它们的可能性更大。独居的公象很可能再次被其他公象伤害。”沈庆仲说。

“昆六”现在是救助中心最高大的一头公象，但就在三年前，它在距离象舍两三百米的山间吃草时，一头公象突然冲出来，和它扭打在一起，“昆六”右眼失明，行动没那么敏捷，很快处于劣势，身上被公象用象牙戳出几个血洞。

沈庆仲认为，客观上，现在救助中心同样不具备放归野外的条件。在放归前，首先要对野象做长期的野化训练，还要能够监测它们回归自然后适应得怎么样，能不能生存。只有等到条件成熟后，救助中心可以向国家林业部门申请专家评估，判断是否能进行放归。

“放归一定是我们救助野象的最终目标。但这不是简单地把它拉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森林就行的事情。贸然放回自然，很可能就是野象快要死亡的那一天了。”沈庆仲说，“在救助野象这件事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继铭想象过无数次放归“羊妞”的场景。他总担心“羊妞”会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但他心里清楚，那一天终会到来，“羊妞”终归要回到野外，“我期待着它带着它的宝宝回来看我的那一天，到时候我才能说，对它的救助，算是真正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