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简史关于病毒，聚光灯与病毒的
未来简史关于病毒，聚光灯与病毒的或许正是这一现实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关于世界和自己所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图景，而渐渐认清了这样的现实——我们自始至终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一部分生物，与其他大多数能够看得见以及更多看不见的东西共生共存。美国卫生部部长在1969年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现在可以结束对传染病的研究了”，但现实则恰恰相反，我们如今正置身于世界上已知的最大规模、最广泛的致命性病毒大流行的生活之中。新的病毒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冒出来，而我们引以为傲的科学在许多病毒面前也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恰恰是这一点让人类感到无奈，并且在面对可能的新一轮疫情和疾病时也往往难以真正地做到提前预防，因为一个根本的现状是病毒在自然中的存在几乎和人类一样漫长，甚至从生物起源之初它就已经在场。所谓“病毒的自然史”正是要提醒我们，病毒并非某种彻底的外来之物，而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的组成部分，并且时常担任着“调节器”的作用。
作者 ：重木 青年作家
在英国著名病毒学家多萝西·克劳福德的《看不见的敌人：病毒的自然史》中，作者根据其研究经验指出，“流感大流行平均每10至40年发生一次，上次发生于1968年，因此，不久后我们就将迎来下一次”。因而在这部写于2000年的科普作品中，克劳福德问“2010年会发生大流行吗？”而我们知道，伴随着这部书进入的21世纪初就出现了一次“非典”疫情，而又一个十年过后，新冠病毒肆虐于世界各国……人类再一次不得不面对这个来自自然界的肉眼“看不见的敌人”。
人类不断僭越，而失去警惕
纵观近代史各国的瘟疫或其他病毒大流行，我们都会在许多偶然中发现某些必然性，尤其当人们以后见之明去讨论疫情时，便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各种疫情大流行的频发。在《看不见的敌人》结语部分，克劳福德便已经意识到21世纪我们可能将要面临更多且更加陌生的病毒，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和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与破坏有着直接联系。或者从根本上说，“凡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都会扰乱其自然生态系统，并对周围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带来长期连锁的反应”，而居于其中的病毒也“会迅速利用这种不平衡，结果往往是引发新的人类疾病”。
恰恰是这一点让人类感到无奈，并且在面对可能的新一轮疫情和疾病时也往往难以真正地做到提前预防，因为一个根本的现状是病毒在自然中的存在几乎和人类一样漫长，甚至从生物起源之初它就已经在场。所谓“病毒的自然史”正是要提醒我们，病毒并非某种彻底的外来之物，而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的组成部分，并且时常担任着“调节器”的作用。而“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傲慢随着科学技术以及文明的发展而使得人类渐渐遗忘了这一事实，最终在“控制自然”的野心中让病毒得以进入人类社会，从而引起新的疾病。
因此病毒大流行总会发生两次：一次是病毒入侵人体，破坏身体的防御系统，让我们生病甚至直接置我们于死地；另一次则是隐喻的，它攻击社会肌体、文明以及我们对于自身和自然世界的理解与认知方式。由此才会出现一系列围绕着病毒建立起来的隐喻文化和意义，它像一面令人不安的镜子，照着人类的越界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提醒人类的力量限度。尤其伴随着19世纪开始的科学专业化而产生的知识自信——我们能够彻底地认识和掌控自然——让人类不断地僭越，而失去警惕。
什么是病毒的隐喻
美国卫生部部长在1969年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现在可以结束对传染病的研究了”，但现实则恰恰相反，我们如今正置身于世界上已知的最大规模、最广泛的致命性病毒大流行的生活之中。新的病毒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冒出来，而我们引以为傲的科学在许多病毒面前也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或许正是这一现实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关于世界和自己所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图景，而渐渐认清了这样的现实——我们自始至终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一部分生物，与其他大多数能够看得见以及更多看不见的东西共生共存。
克劳福德在介绍关于病毒、细菌和微生物的区别时，指出病毒的特殊之处，以及由于它的这一特性而带给人类的各种隐喻性想象和不安。病毒不同于细菌这类能够自给自足的微生物，它“只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是一些病毒颗粒，没有能量来源，也没有任何合成蛋白质所需的细胞机制”，因此为了活下去与繁殖，病毒必须侵入其他活细胞，并对其进行控制。细菌与人类可以保持共存的健康关系，而病毒这一“寄生虫”则是入侵生物，霸占细胞，从而对人体造成病变甚至直接杀死宿主。
这是病毒与人体的生物性战争，与病毒和其他动物体之间的关系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不同点或许就在于边界的突破，即那些作为病毒天然储存宿主的动植物或昆虫可能并不会对某种病毒产生病变，但人体一旦闯入这一封闭的循环链且感染了这些陌生的病毒，我们的人体免疫便往往难以一时间对其识别与消灭，从而引起病变。这是一场自然和生物之战，但在人类社会之中，这样的“战争”往往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未来，是敌是友
也正因此，当人类面对一次次的病毒大流行时也就会产生不同的应对方式，并且由此而影响甚至直接塑造了相应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在詹姆斯·斯科特的《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第三章“人畜共患病：流行病的‘暴风雨’”中，这位美国人类学家就发现了流行病对于人类认知自然、自我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形态的影响。克劳福德虽未提及病毒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但人们在根据科学所看到、研究和分析的病毒历史中，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也早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就如爱泼斯坦爵士在其序言中所说的，“如果科学进步的技术成果不是越来越多地影响社会的运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影响构成社会的个人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这也许就无关紧要了”。
人类对于病毒的理解本身就伴随着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着，两者几乎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即使如此，在现代社会面对新病毒（如新冠病毒）的出现以及旧病毒（如引起霍乱的霍乱弧菌）的卷土重来时，我们似乎除了依靠科学与医学技术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方法能真正地解决这一危机。而与此同时，我们依旧也能意识到在面对无限的自然以及陌异的病毒时科学的局限，因此如何在科学的指导下最低限度地调整我们的生活、对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理解也就成为新的问题。
克劳福德也提出一个疑问：未来，是敌是友？他讨论了未来可能威胁人类的三种病毒：古老病毒、年轻病毒和新生病毒。前两者都会在科学对其漫长的研究中被勘破或是伴随着人类对其形成免疫而制约其毒性，克劳福德认为新生病毒是我们目前的主要对手，因为对其的陌生因此我们防不胜防。而她也提醒我们，“眼下，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严重失衡……也是最近‘新’病毒感染增加的直接原因”。当人类以病毒隐喻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侵入时，自然或许也把过分扩张的人类看作是其他生物和植物的“病毒”。其证据便是新病毒在人类社会的肆虐。
而在这充满不安的未来中透露的一些曦光便是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能够利用甚至驯化一些病毒来为人类社会服务。但即使如此，未来的人类或许依旧无法彻底地“驯服”病毒，因为它就如自然本身一样，有着自己的存在方式以及总是在变化之中。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曾说“人类继续统治地球的最大威胁是病毒”，但这或许正是自然自身的奥秘，以此来节制人类在地球上的肆无忌惮以及提醒我们自身的有限性。或许，认识病毒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认识人类本身。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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