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是死于癌症吗？李咏患肺癌去世

李咏是死于癌症吗？李咏患肺癌去世当贝勒和戈尔尼克深入探究自己的数据时，他们发现果然有些力量以微妙的准确度相互抗衡。只要把1970年到1994年间的癌症死亡率分为两个年龄组，两股平衡的力量立即跃然纸上：55岁以上的男女，癌症死亡率上升；55岁以下的则下降了同样的百分点（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将在下面详细阐述）。当根据癌症类型对癌症死亡率进行重新评估时，类似的动态平衡也显而易见。有些癌症的死亡率下降了，有些保持平稳，有些则上升，正负相抵几乎相等。例如，结肠癌的死亡率下降了近30%，子宫颈癌则下降了20%。两种癌症都能通过筛检测试被发现（结肠癌有结肠镜检查，子宫颈癌有巴氏涂片检查），至少死亡率的部分下降应该归功于早期检查。但是，这条癌症死亡率的直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物理学告诉我们，要把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区别开。正反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以是完全静止不动的，直到释放了相反的力量。如果癌症死亡率的平稳直线，是代表着两股平衡力量互相拉扯

今天，李咏的妻子发文宣布，李咏于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因癌症去世。

​

对比享年50岁因肺癌逝世的李咏，同样得癌症英年早逝的还有央视著名主持人罗京、方静、王欢、肖晓琳……

在我们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应该对癌症引起高度重视。为什么得癌症的越来越多？为什么癌症从未被打败？

贝勒隐居在芝加哥大学，自从1986年5月他的第一篇文章《对抗癌症的进展？》深深地划伤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脸面之后，他一直在办公室里潜心研究。但是这篇文章发表11年后，人们期望贝勒这位美国癌症的“首席提示者”重出江湖再发表一篇更新报告。1997年5月，距离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整整11年后，贝勒对癌症进程的评估连载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合著者是流行病学家希瑟·戈尔尼克（Heather Gornik）。

文章重磅出击，首当其冲的是标题——《癌症，并未被打败》。贝勒开宗明义地写道：“1986年，我们中有人开始报道1950年到1982年以来美国癌症发生的趋势；很清楚40余年的癌症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疗，但并未扭转长期缓慢增加的死亡率。这里，我们将这篇报告的信息更新到1994年。我们的评估始于1970年，一方面是要与先前文章的重叠对接，另一方面是因为1971年《国家癌症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国家对于癌症研究的规模和精力都有意义重大的提升。”

贝勒的分析与其早期的方法并无不同。像以前一样，贝勒和戈尔尼克从对美国人口进行“年龄校正”着手，在1970年到1994年间，每年分布相同数量的各年龄段的人1。各个年龄段的癌症死亡率也被同比例地校正，有效地创造出一个冻结的静态人口，因而癌症死亡率就可以在各年之间进行直接对比。从这个分析中浮现出来的模式让人清醒。在1970年到1994年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癌症死亡率轻微地增长了6个百分点，每10万人中癌症死亡人数从189例增加到了201例。不可否认，在最后十年里死亡率相对稳定，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能算是胜利。贝勒总结道：癌症，仍然立于“不败之地”。用图表显示国的抗癌进程就是一条平坦的直线，抗癌斗争还陷于困境。

但是，这条癌症死亡率的直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物理学告诉我们，要把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区别开。正反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以是完全静止不动的，直到释放了相反的力量。如果癌症死亡率的平稳直线，是代表着两股平衡力量互相拉扯下的动态平衡，又将会如何？

当贝勒和戈尔尼克深入探究自己的数据时，他们发现果然有些力量以微妙的准确度相互抗衡。只要把1970年到1994年间的癌症死亡率分为两个年龄组，两股平衡的力量立即跃然纸上：55岁以上的男女，癌症死亡率上升；55岁以下的则下降了同样的百分点（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将在下面详细阐述）。当根据癌症类型对癌症死亡率进行重新评估时，类似的动态平衡也显而易见。有些癌症的死亡率下降了，有些保持平稳，有些则上升，正负相抵几乎相等。例如，结肠癌的死亡率下降了近30%，子宫颈癌则下降了20%。两种癌症都能通过筛检测试被发现（结肠癌有结肠镜检查，子宫颈癌有巴氏涂片检查），至少死亡率的部分下降应该归功于早期检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儿童癌症的死亡率也下降了。近十年来，整个趋势呈持续下降；霍奇金病和睾丸癌的死亡率也一样。尽管这些癌症的净数值仍然只占所有癌症死亡率的一小部分，但是医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疾病的面貌。

抵消这些正面力量的负面典型是肺癌。在所有癌症中，肺癌依旧是最大的杀手，癌症死亡中的近1/4是由肺癌引起的。1970年到1994年，肺癌的总体死亡数一直在上升。但死亡的分布有了明显地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男性死亡率到达高峰后开下滑。相较之下，肺癌的死亡率在女性中大幅上升，尤其对年长的女性而言依然处在上升之中。1970年到1994年间，55岁以妇女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00%，高于乳腺癌和结肠癌上升的比率之和。这个指数般的激增，不只抹去了肺癌存活率的成绩，抹去了其他各种癌症存活率的成绩。

肺癌死亡率模式的改变部分地解释了癌症死亡率总体上的年龄偏向问题。罹患肺癌的概率在55岁以上的人群中是最高的，55岁以下则相对较低，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吸烟行为改变的结果。年轻人癌症死亡率的下降被老年人癌症死亡率的上升完全抵消。

平心而论，《癌症，并未被打败》有点文不对题。癌症在全美陷入了所谓的僵局，其实那不过是疯狂的死亡博弈进行中的产物。贝勒想证明抗癌战争已经进入了最终的停滞。然而，他记录的却是一场针对不断演进的目标发动的动态的、行进中的战役。

没有任何一个预防或治疗癌症的单独策略可以立竿见影。但是不可否认，这“半杯水”是各种力量惊人地巧妙部署下取得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虚无的承诺、80年代苦苦的挣扎，都被90年代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所代替，这种新现实也带来了它自己的希望。国家癌症研究所主席理查德·克劳斯纳（Richard Klausner）尖锐地批评贝勒和戈尔尼克评估报告中呈现的失去主义，他指出：“癌症事实上是一类疾病。把它当作会屈服于某一种治疗法的单一疾病是不合逻辑的，就好像认为神经精神病是一种疾病、只对一种治疗有反应一样荒谬。我们不太可能很快地见到治疗癌症的‘神奇子弹’。同样也不太可能马上看到达到预防和早期发现打倒所有癌症的‘神奇子弹’……我们正在进步。

尽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批评死亡率的有利趋势反映了策略低劣和不分急缓乃是肤浅之见。”一个肿瘤学的纪元即将结束。这个领域开始远离这一段躁动的青春期，远离对普遍性解决方案和激进疗法的狂喜，转向努力掌握癌症的基本问题。是怎样的潜在原理引发了某种癌症的根本表现？在所有癌症中有什么是共通的？是什么让乳腺癌不同于肺癌或前列腺癌？这些共同的或有差异的通路，能否创造出一幅新的路线图治愈或预防癌症？抗癌斗争的探索由此转向内部，回归基本的生物学、基本的机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向内追寻。终于我们回到癌细胞本身。

——摘自《癌症传》 作者 悉达多·穆克吉

《众病之王：癌症传》

永生意味着死亡，癌症就是最好的证明。癌症是什么？癌症是癌细胞的永生，而人类所有的战斗是为了让永生停止生长。围绕着癌症的，有病人的痛苦，家人的泪水，还有医生和科学家的战斗……在这场没有尽头的战争里战斗，也许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