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好大学出版这件实事怎么写(干好大学出版这件实事)
干好大学出版这件实事怎么写(干好大学出版这件实事)时间走到了2008年,出于出版社工作调整,袁亚春开始分管编辑出版和数字出版业务。3年间,在学校领导和出版社主要领导的指导下,负责组建了异地选题策划机构——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公司;主导与著名民营出版机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选题合作,成立财经事业部;主导组建数字出版中心;全力支持《浙江大学学报》推行的一系列创新举措。大力推行出版改革创新1990年,袁亚春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杭州大学出版社工作,从一名经济学图书编辑做起。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与最初学术研究的就业意向之间的落差,袁亚春不是没有打过退堂鼓,但一干下去,把心投进去,当初的想法也随之改变。“学者有学者的价值体现方式。一个有追求的出版者,不只做简单的学术文化“搬运”,而是要把知识整合这项工作做好了,其价值甚至可能会超过一个专业性的学者。” 袁亚春坚信,出版是一项“利众生”的事业。心态摆正了,工作起来自然顺畅很多。因为在出版
(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1月25日3版,记者 范燕莹)
大学毕业,曾以教书和学术研究作为一生的志向,没想到进入出版行业一干就是27年。现任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袁亚春,一直默默践行他的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当年的谆谆教诲:“坐下来能做学问,站起来能做实事。”
入选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的他,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引路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行业的思考与实践探索。在说到践行恩师当年说的“做实事”这一问题上,袁亚春又追加了一句:“一方面把事情做起来,另一方面把队伍带起来。”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和这样的岗位,不仅要活好自己,还要给出版产业不断提供有营养的内容和思想,也不枉我们在这个行业干上这么多年。
职位在变,编辑身份一直不变
1990年,袁亚春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杭州大学出版社工作,从一名经济学图书编辑做起。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与最初学术研究的就业意向之间的落差,袁亚春不是没有打过退堂鼓,但一干下去,把心投进去,当初的想法也随之改变。“学者有学者的价值体现方式。一个有追求的出版者,不只做简单的学术文化“搬运”,而是要把知识整合这项工作做好了,其价值甚至可能会超过一个专业性的学者。” 袁亚春坚信,出版是一项“利众生”的事业。
心态摆正了,工作起来自然顺畅很多。因为在出版社表现出色,袁亚春很快走上管理岗位。工作不到五年,袁亚春即被当时的领导安排到部门主任和社长助理的岗位上;1999年,杭州大学出版社与浙江大学出版合并后,袁亚春陆续担任新的浙大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社长助理等职。虽然在最初工作的10年当中,袁亚春的工作岗位不停在变,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行政管理岗位,但他一直停不下来的还是策划、编书,这位兼职编辑和专业的编辑每年的工作量不差上下,源于内心深处一直他把自己当成一名编辑。
从本源上,他自己还是喜欢编辑工作,但处在营销、发行等经营管理岗位上,袁亚春倒也干得很欢。在他工作的那会儿,传统的书店工作人员对于学术图书不太重视,但袁亚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或对当下形势进行分析判断,不断到书店去与店主们攀谈,而这显然也让书店老总们既感兴趣也很信服。“我们谈得来,很多到现在为止还保持联系。”袁亚春作为副社长分管出版社经营工作,8年间出版社发行规模增加5.5倍,出版社整体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大力推行出版改革创新
时间走到了2008年,出于出版社工作调整,袁亚春开始分管编辑出版和数字出版业务。3年间,在学校领导和出版社主要领导的指导下,负责组建了异地选题策划机构——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公司;主导与著名民营出版机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选题合作,成立财经事业部;主导组建数字出版中心;全力支持《浙江大学学报》推行的一系列创新举措。
“当年设想与‘蓝狮子’维持5年的合作就非常好,然而如今10年下来,双方的合作依然十分稳定。”袁亚春感慨道。2008年,浙大出版社和蓝狮子出版中心确定合作后,出版社迅速成立财经事业部,与蓝狮子出版中心进行全方位对接。与一般出版社和民营公司合作套路不同,除了策划方面由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编辑负责,其他出版环节,包括具体的三审三校、发行等,全部在出版社内部解决,从而有效保证了图书质量。
在数字出版领域,浙大出版社无论是到目前为止一直走出全国数字出版工作的前列,还是作为中国移动阅读基地少数几家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都与该社较早涉入数字出版领域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中也不难看出出版社领路人富有前瞻性的出版眼光。早在2008年,浙大出版社即成立数字出版中心。可贵的是,在当时许多出版社还停留在“网络出版”的概念而犹豫不决时,浙大出版社已经抱着非常开放的心态投入互联网和数字出版当中。袁亚春回忆,当年一般的出版社不太愿意把新书的内容授权给知识服务商进行再开发,有的出版社最起码在纸质图书销售3年以后才愿意把内容提供相关机构。“但我们认为,互联网和数字出版物的用户和纸质出版物的读者,一部分是重合的,另有很大一部分则是增量,去满足这种增量需求,其实是一种市场创新。”
大学社要体现大学的气质
2013年,学校任命袁亚春担任浙大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2014年1月开始全面主持编辑出版业务;2016年初开始,出任出版社总编辑。在这期间,袁亚春年年不忘的,除了争取好的选题资源,就是出版社图书质量与品质的提高。不但规划选题重点方向,带领编辑骨干“往有选题、有思想的地方跑”,还主导出台了几十项旨在提高选题和图书质量的内部制度和规定。事实上,多年来在承担大量繁重的行政和业务管理工作的同时,袁亚春还直接策划、编辑了大量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图书和大众读物,其中,“浙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等多套丛书(40余种)入选国家出版物出版规划重点选题项目。
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引路人,袁亚春认为,大学出版社一定要体现大学的气质。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外,还承担着社会化服务、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传播等功能,因此,大学出版社的功能也要不断拓展,不能躲在象牙塔上做书。袁亚春介绍,现在浙大社的图书产品结构比较合理,其中学术图书、教材占65-70%,大众图书占20%-25%,2/3的学术图书、教材比例,充分体现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特点,而包括财经、通俗历史与文化等在内的大众出版,也要做出自己的大学气质。“有趣味,也要营养,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满足大众健康的、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
在很多人看来,传统的大学出版社做主题出版,其实不太拿手,袁亚春并不这么看,“主题出版可以有更多内涵,表达方式要多样,有说服力、感染力,也要有学理性,同时要强调开发的可持续性。”浙大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浙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政能量—执政新风助推中国梦》《东方》《东方战场》等主题图书,获得国务院研究室、教育部、省委宣传部等部门领导或研究者的高度评价。“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丛书”(15册)邀请到迟福林等国内顶尖智库专家撰写,出版后引起国际著名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高度兴趣,整体达成了由其引进出版英文版的合作协议。
现在袁亚春把大量精力花在重大出版项目的推进上,作为该社一号出版工程的《中国绘画历代大系》就是一个例子。亲自担任这个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负责人的他,围绕这个重大项目,配合编辑委员会和总主编,带领编辑团队保质保量,实施落实好每一个环节;同时鼓励围绕“大系”开发艺术史、艺术理论著作,推出诸如《超越与再现》《<富春山居图>真伪》《中国名画研究》《清明上河图研究》《傅申书画鉴赏与艺术史十二讲》等一大批相关图书,使得近几年该社在艺术出版板块持续发力,占领高端艺术出版制高点。
虽然出版社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可以肯定的是,袁亚春从来不会停止思考。有所思,就有所表达。从业二十几年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学术的追求,不但合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还合作出版了3部经济学学术专著(个人撰写了40多万字),发表专业论文和编辑出版文章不下40篇。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出版产业面临新的挑战,他理性观察思考产业发展趋势,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发表自己具有创新性的意见主张,希望唤起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出版价值的审视和反思。
新的阅读体验、阅读方式等对于传统出版的冲击,使得最近一些年出版业走向没落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袁亚春从来没有气馁过。“出版的本质是特定内容的有效传播,所谓新兴与传统,只有合宜与不合宜之别,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作为活在特定时代里的人,一定要让自己始终处在发展、改革的中心,不能自我边缘化、泡沫化,不然只能会被社会的沙尘、浪潮所淹没。身处大时代,这一点对于任何行业都如此,出版业也概莫能外。”袁亚春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