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学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互联网推动教育服务模式创新的路径与方向）
互联网对学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互联网推动教育服务模式创新的路径与方向） 深化“三个课堂”应用，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是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三个课堂”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三个课堂”应用发展过程中，对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发挥了重要推进作用。“专递课堂”解决了部分地区国家规定课程开不齐、开不足、开不好的问题;“名师课堂”通过网络教研、名师带动的方式，让名师资源实现最大化共享，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名校网络课堂”通过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系统化开放，满足了学生对个性化发展和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部分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三个课堂”应用模式①(①文中案例部分来自笔者调研，部分来自教育部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示范网站)。例如：苏州利用“苏州线上教育中心平台”打造“三个课堂”，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在全市范围内的共享。通过一个市级中心与十个区域分中
引 言以教学改革驱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以供给侧改革实现开放共享的教育服务体系是推进“互联网 教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1]。国家教育战略中将创新教育融合应用体系与优化教育服务供给体系作为推进“互联网 教育”的重要任务。“互联网 教育”实践发展过程中，各地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出了一系列可借鉴推广的教学新模式与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文章将结合具体案例，对“互联网 教育”推进过程中的教育服务模式创新进行分析。
教育服务供给创新是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服务质量的关键现阶段，我国教育需求不断升级，人民群众渴望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教育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呼唤新的教育服务模式[2]。学校的标准化、规模化、供给驱动的教育服务与学习者多样、个性、灵活的学习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促进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如何兼顾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3]，成为现阶段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实现从供给驱动、学校为单一供给主体、以教为中心的标准化的教育服务模式转变为需求驱动、多主体协同、以学为中心的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互联网 教育”推动教育服务模式变革
教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是破解当前教育问题的关键[4]。只有教育供给主体实现升级、供给结构实现转型，才能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实现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和精准供给，真正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落到实处[5]。
互联网已经成为教育创新实践的重要空间[6]，新技术为实现教育资源的融通、供需结构的转型、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注入了新动能[7]。“互联网 教育”意味着利用互联网理念和互联网技术重构教育服务体系，变革传统学校和班级服务模式[8]，构建时空灵活的新型教育组织方式与开放共享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提供以学习为中心、需求驱动和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
“互联网 教育”实践发展过程中，通过先行先试与不断探索，创新实践不断涌现，为破解教育矛盾、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我们要注重发现和推广新模式，让创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9]。
“互联网 ”条件下的教学改革新模式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与新思维作为新动能，能够在规模化教育的情境下满足个性、灵活多样的教育需求，深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改革。
(一)创新教学方式与教学组织形式，变革课堂教学模式
深化“三个课堂”应用，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是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三个课堂”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三个课堂”应用发展过程中，对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发挥了重要推进作用。“专递课堂”解决了部分地区国家规定课程开不齐、开不足、开不好的问题;“名师课堂”通过网络教研、名师带动的方式，让名师资源实现最大化共享，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名校网络课堂”通过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系统化开放，满足了学生对个性化发展和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部分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三个课堂”应用模式①(①文中案例部分来自笔者调研，部分来自教育部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示范网站)。例如：苏州利用“苏州线上教育中心平台”打造“三个课堂”，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在全市范围内的共享。通过一个市级中心与十个区域分中心的“1 10”分布式部署，构建“线上教育中心名师网络课堂”，由市教科院组织全市特级教师、名优教师集体备课，研发线上教学直播课程，名优教师制作课程资源，各级骨干教师开展线上答疑交流，实现了对全市130万中小学师生的全覆盖;通过“1 5”模式的云上教育同城帮扶计划(“名校网络课堂”)，由一所优质公办学校为主讲端，五所外来工子女学校为听课端，市级教研员带领双方学校教师共同开展网络教研、备课与授课。
探索新型教学模式，实现规模化与个性化统一。互联网使教育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传统教育能够突破原有围墙边界。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丰富学习资源、认知工具和过程性分析数据等学习支持[10]，为开展自主学习、探究学习与合作学习提供了条件，也使大规模教学下的因材施教成为可能。“互联网 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利用新技术变革课堂教学模式的优秀案例。例如：青岛二中借助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设备以及教育云平台，逐步形成了“生学为本、合作内化、师教为要、点拨升华”的课堂教学原则，其中“合作内化”即倡导在学生自主学习体验与反思基础上合作探究与互动生成;上海洛川学校面向学生提供“选择学习”，即利用互联网环境，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式”“选择学习工具”“选择学习伙伴”，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第一中学通过学习反馈大数据平台对每节课、每个学生的学习数据、检测数据和课下学习数据进行搜集，在整体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每个学生生成个性化的学习反馈诊断报告，并根据诊断情况从知识点、认知能力和整体竞争力等维度对学生进行指导性反馈和资源推送，为每个学生全过程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一个自动化运行的智能引擎。
支持新型教学组织方式，助力教育教学改革。教学组织形式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1]。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技术支撑下，选课走班、跨校组班、网络联校等新型教学组织形式得以实现，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支撑。例如：国家推行新高考政策后，对学生学习、教师教学以及学校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青岛实验高中充分利用新技术，在原有软硬件资源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推行选课走班的教学组织形式，实现了“一生一课表”，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将成都七中9个高考学科的课堂教学常态化地向教育薄弱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远端学校进行直播，实现了城乡异地同堂学习;湖南省在2014年提出“网络联校”概念，依托互联网组建“1 N”或“N N”联校群，形成学校共同体，实现基础共建、校际共治、资源共享、教师共研、智能共融。
(二)创新教学评价方式，支撑教育评价改革
教育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与导向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和健全综合评价[12]。评价会影响教学行为、学习行为及教育管理行为，仅靠各种考试无法全面衡量教育质量，但随着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新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为更加科学的教育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苏州市工业园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过程化监测、大数据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易加分析”“云痕”等平台实施由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构成的“五星评价”，记录学生监测数据，形成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的综合素养成长图谱，帮助教师准确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动态，制定更加有效的教学策略，助力学生发展。
鼓励新型考试方式，实现无纸化考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考试的题库、组卷、组考、阅卷评分和统计分析进行统一管理， 能够让考试更加科学规范与高效[13]。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纸化考试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的考试实现了无纸化，如PISA考试自2015年开始不再开发基于纸笔测试的新题目，只开发基于计算机化测评的新题目，包括相对复杂的数学素养的测评也全面向无纸化转变[14]。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新型考试方式也成为提高教学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例如，甘肃省临泽县第二中学自2015年起启用“云阅卷”，实现了网络组卷、阅卷，形成了云数据报告，充分挖掘了考试价值，为师生后续教学提供了针对性的“教”和个性化的“学”的依据，同时为家长针对性的“督”提供了依据，实现了“教”“学”“督”的智能化。
扩大线上考试比例，增强招考方式的灵活性。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技术的发展为线上招考提供了技术保障，增强了招生考试的灵活性。我国艺考具有校考、联考等形式，考生奔波于各地、各考点参加考试，增加了学生负担。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艺术类本科招生考试采取了在线形式。考试平台通过防截屏、防录屏、防投屏和防缩屏等功能，同时运用人脸识别、AI等技术手段有效识别考试违纪及作弊行为，考试全程采用直播、录播等方式进行监督、记录，保障了考试的公平公正[15]。
(三)创新教师培育方式，培养新一代教师
教师是提供教育服务的主体，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为破解教育问题、促进教育改革与创新注入了新动能，信息素养也成为教师的必备素养之一。信息素养培育和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成为师范生培养与职后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面向全日制本科师范生推出“师范生在线教学能力微认证体系”。该体系囊括课程设计、活动组织及评价反馈三大教学环节，涵盖了同步教学、先学后教、项目学习三种在线教学模式，共计12个师范生在线教学能力模块。师范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任选项目，通过课程学习、案例观摩，开展基于工作场景的教育教学实践，并提交相关证据，通过认定后即可获取特定能力模块徽章[16]。
实施职业能力提升工程，促进教师可持续发展。信息素养提升工程是教育部指导职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抓手[17]。2018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将“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作为基本目标之一[18]，并在后续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标准的研发、培训与测评相关任务与具体目标。2019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意见》中将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作为总体目标[19]。在推进过程中，不同地区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实施方案，例如，苏州通过打造首席信息官(CIO)、数字教研员、数字教师、数据分析师和数据安全师五支队伍，各司其职，共同推进“互联网 教育”。
加快制定新职业标准，建立健全新岗位制度。互联网理念与技术引发了教育系统的变革，传统的职业分工已经不能满足新型教育服务，尤其是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急需专门的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型岗位。2020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在线学习服务师职业，并对其定义与主要任务作出了界定[20]。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基于学习支持相关理论，在充分调研从业人员现状与职业需求的基础上，对在线学习服务师的职业定位与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出了包括12个职业功能、3个职业方向、5个职业等级的在线学习服务师职业标准框架，为相关职业标准的编制、资格认证制度的出台提供了参考[21]。
(四)建设终身学习新体系，促进全民终身学习
建立数字学习档案，实现学习经历与成果可追溯。在线学习正在成为人们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数字化学习成果因其碎片化、证据化、可累加及其可读等特征被广泛使用(如徽章、纳米学位、数字成绩单等)，且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数字学习档案经过授权后可以被用人单位、教育机构等使用，同时为学习成果的认定与转换提供基础。建设个人数字学习档案，记录学习经历与成果被广泛采用，但同时学习经历与成果的可信度也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核心问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保证学习经历与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22]。在“互联网 教育”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数字学习档案的建立与应用正在逐步完善。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互联网 教育”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中就提出“推广应用宁夏开放大学学习平台，建立个人终身电子学习档案，形成广覆盖、多层次、多终端的终身教育网络”的目标[23]。
推广在线课程学分认定与管理机制，实现多渠道学分积累。在线课程为学习者跨校、跨区域、跨国选课以及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在国外，学习在线课程成为社会学习者学历提升过程中获取学分的途径之一[24]。我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领域，在线课程成为打破高校围墙、实现校内外教育融合的重要应用之一，解决了部分学校课程开不齐、开不好的问题[25]，如依托智慧树成立的课程联盟实现了盟校之间的学分互认。尽管在部分课程[如大学通识课、大学先修课(CAP)]进行了先行先试，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发现了在线课程认定标准[26]、学习质量控制、教务管理[27]等不完善的问题，亟须从体制机制方面作出调整，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推动学习成果的认证制度，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探索解决终身学习体系构建过程中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学习成果的认证与转换等关键问题，是建立相关标准与制度、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28]，将在线学习作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国家资历框架是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三大核心，学习成果认证与学分银行制度则是资历框架实施的基础[29]。
“互联网 ”条件下的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教育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通过升级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创新教育服务供给单元、转变教育服务供给结构、打造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才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新模式。因此，优化服务供给既是“互联网 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主要内容之一。国家推进“互联网 教育”的相关部署中，提出从丰富数字教育资源、健全资源产权机制、培育新型供给主体、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创新机制、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从而扩大教育有效供给。
(一)完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体系，创新教育服务供给新单元
推进“互联网 教育”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教育资源的服务能力。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虽然在资源数量上有丰富的积累，囊括了基础教育全学段、全学科的所有资源，但资源的优化仍是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师生用户特征的不断变化，各供给主体也应不断开发适应数字原住民认知取向的数字教育资源。在数字教育资源数量庞杂的背景下，动态优化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类新的教育资源，即数字教育资源。数字教育资源既是传统教育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其本身也是教育资源的新本体。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在汇聚教育专用资源、促进资源共享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 ”条件下，数字教育资源需要不断动态优化，尤其要以“应用驱动、用户评价”的方式持续迭代。对于乡村教育、特殊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稀缺且重要的数字教育资源，以及不同的地方特色资源，需要加大开发力度，并有效探索融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的新型资源。另外，针对优质教与学工具不足这一现实问题，需要研发教学设计、交互、过程管理、评价等教学工具软件，以及支持自主、探究、协作、创造的学习工具软件。
实际上，一些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已具有可供借鉴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思路和经验。已有研究[30]指出，微博、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视频等社会性资源产品，通过各种创新性的资源建设方式，积极扩充资源类型，丰富资源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划分与切割资源单元，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为进一步创新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内容和方式，需要供给方和需求方同时发力。对于供给方，要创新可供灵活重组的供给内容;对于需求方，要支持其灵活按需选用适合的单元内容，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健全资源产权机制，培育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
推进“互联网 教育”需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中的供给秩序。在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中，资源建设的权益如何保障、数字教材如何审核、教材版权如何界定、教育软件如何开源、数字学习场馆如何开放等问题与传统教育服务供给体系截然不同。只有建立健全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中的基础性供给秩序，供给主体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供给能力才能真正有效提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互联网 ”不断融入传统教育的过程，也是教育服务供给生态不断演化的进程。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不是对传统生态的全盘否定，而是继承和创新。未来的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应是原供给主体与新供给主体的协同参与，应是原供给内容与新供给内容的相互借鉴，应是原供给方式与新供给方式的优势互补。为构建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除了提升教育资源丰富度、培育供给新主体、优化供给新单元外，还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抓手，即数字教育资源产权机制的健全。对资源产权机制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健全、数字教材与资源审核机制的健全、教师建设优质资源获益机制的探索等，其实质在于提升了全社会的供给动力，从而真正增强教育服务供给新生态的供给能力。
在资源产权保护机制上，国际上已有一定的探索。如美国和日本在开放资源共享中， 将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为防止知识产权遭到侵害，美国和日本大学的开放课程资源(OCW)项目网站采用共享知识协议(简称CC协议)的“署名—非商业使用—同等使用”协议来限定他人对相关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OCW项目会安排专人对可能出现版权问题的地方逐页审查，重新制作， 或购买版权[31]。这两方面的知识产权机制设计，可有效保障开放课程建设者及相关方的权益， 促进了资源的建设与共享。对我国来说，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产权机制体系，既切实保护资源贡献者的合法权益，也鼓励所有者对资源的有序开放。
(三)培育教育服务供给新主体，构建教育服务供给新格局
市场机制对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多元主体可以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推进“互联网 教育”需要以市场机制充分挖掘社会优质资源为教育提供服务，促进教育与社会的融合。新型供给主体的出现，增加了对教育的供给，但更重要的在于，新型供给主体还带来了全新的供给方式。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新型供给主体能够更加指向消费者的教育需求，并通过相互正常竞争提升自身的供给能力，最终使消费者收益程度不断增加。
政府和学校一直以来是教育资源供给的两大主体，而社会上蕴藏的丰富资源难以为教育提供有效服务。“互联网 ”的全新属性在理论上能够打破教育和社会的围墙，使大教育资源得到充分挖掘、汇聚和应用。为使理论成为现实，还需要进一步培育社会上的各类供给主体。首先，要创新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策上支持需求方购买符合条件的数字教育资源，并以纳入日常教学体系等方式对其加以应用。其次，要保障供应链健康发展，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为出发点，支持信息化教育装备制造、教学软件工具研发、数字教材及资源开发、平台运营服务等各产业链环节。再次，在上述措施基础上，对于企业、社会组织、社区、个人等社会上的具体供给主体，要通过机制创新以鼓励其提供优质在线教育服务。最后，作为创新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弯路，对于社会作为新型供给主体的不适举措，尤其是校外培训机构的不当行为，仍然需要加以合理规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教育的赋能，教育服务的新型主体不断显现并发挥了重要的教育支撑作用。在疫情发生后，由于全国学生隔离在家，不仅不能和教师面对面联系，甚至也难以获取纸质的学习资源。针对这一问题，众多互联网教育企业在疫情期间，为广大师生在线教学提供了大量的免费资源、平台和服务，有效支持了史无前例的“停课不停学”。在疫情期间，学习强国、北京四中网校、北京翼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社会性企业结合自身科技优势，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了免费产品和服务。除了互联网教育企业，公益机构也借助“互联网 教育”更好地支持了教育的发展。针对农村边远地区艺术教育师资匮乏现象尤其严重的问题，腾讯和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共同发起的“艺术行动”公益项目，联合中央音乐学校、中国爱乐乐团等多所国家专业院团和艺术院校，将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AI技术与优质内容相结合，培养学生学习艺术的兴趣，共同探索“互联网 艺术教育”，推进城乡艺术教育的普及。
(四)推动产业健康发展，保障教育服务供给新动力
无论是支撑“互联网 教育”发展的基础设施环境，还是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都难以离开产业的支持。通过在正常市场机制下不断的迭代与升级，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也会愈加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产业与教育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就是要以教育真实需求作为互联网产业新的发展动力，并反过来规范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构建产业与教育有机互动的良性生态环境，需要着重思考原有政策体系与互联网教育产业这一新动力之间的关系。互联网教育产业加入教育领域这一大家庭后，原有政策体系势必对这一新成员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制度体系，破除制约互联网教育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壁垒。具体举措上来看，可在以下两方面着力：一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互联网教育服务业孵化基地和园区。孵化基地和园区这一重要平台需要为所入驻的互联网教育企业提供支撑，针对目标企业所在产业链位置提供专业化的人才、管理、金融、咨询等服务，以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二是为互联网教育产业提供财税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互联网教育企业发展的两大财税支持工具，需要对其综合利用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从而提升互联网教育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双减”政策通过大力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也给整个互联网教育产业调整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发展如何相应地调整发展策略，找准行业定位，回归教育本质，是新背景下亟须破解的难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关村科学城互联网教育产业发展联盟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积极支持。中关村科学城互联网教育产业发展联盟自2020年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如何在新时代凝聚企业力量、促进行业交流、致力产业研究、培养优秀人才，以营造良好的行业沟通互动氛围。联盟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教育从业者深刻认识教育行业面临的环境影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思想，积极进行业务反思，使企业发展更具战略保障性[32]。
结 语推进“互联网 教育”，就是要利用互联网新技术与新思维来破解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互联网 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拥抱新理念、新技术，充分利用新空间、新要素，勇于探索新模式、新机制，解决教育领域中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同时，又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地方实际与改革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推进。我国“互联网 教育”实践过程中符合规律并行之有效的特色实践、典型方案能够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本文发表于《电化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转载请与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社编辑部联系(官方邮箱：dhjyy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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