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季思（王季思董每戡和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季思（王季思董每戡和中山大学）1943年，董每戡先生转入教学工作，任教于东北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院校，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戏剧和戏剧史。有研究者指出，转入戏剧研究后，在王国维注重史实考证、吴梅强调戏曲唱腔之外，董每戡另辟新径，从舞台艺术角度出发，强调“戏曲，主要是戏，不只是曲”。“构成戏剧的东西，‘舞’是主要的，‘歌’是次要的。”分析剧本，也抓住戏剧矛盾，沿着矛盾主线的发展变化剖析，注重从戏剧人物的行动、动作阐析戏剧。他的《五大名剧论》特点很明显，极少版本稽考，不做宏观论述，而是侧重精细的文本分析：“像是老导演在红氍毹上给演出者一出一出地说戏，让人们‘看’到舞台上角色的来往冲突，感觉到生、旦、净、末如在目前。”因此董每戡说：“《西厢五剧》被锦绣而内藏雷电，才令人屡读不厌，累演不衰。”而陈平原先生在《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里说：“读董每戡的《五大名剧论》，也时常有‘被锦绣而内藏雷电’的感觉。”

■翁德汉

建国初期，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五大名师，分别是容庚、商承祚、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其中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都是从瓯海大地上走出来的学者。

王季思先生于1906年出生于当时的梧埏一书香家庭，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梧埏一带属于下河乡，水网平原，河流密布，且“土地丰腴，风物清嘉，一年水稻两熟”，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梧埏这样的富裕之地，每到节日，经常会有戏曲活动，而王季思往往私自跑去看戏。他的学生黄天骥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王季思老师的家乡温州，是我国古代戏曲发源地之一，长期以来，昆腔、乱弹、高腔等地方戏，就在这里流行。王老师从小喜欢看戏，那涂着白鼻子的小丑，插着雉尾的番将，风流潇洒的书生，婀娜多姿的旦角，还有观众的哄笑声、叹息声，飘散在夜空中的锣鼓声、管弦声，在他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末，王季思先生在中山大学。

王季思先生聪明伶俐，小学未毕业即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因为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被退学，后来转入瑞安中学读书。和他同村的一个叫戴家祥的人，因为和大儒孙诒让是亲戚，所以两人借住在孙家，经常阅览玉海楼藏书，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他们两个后来一个成了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一个成了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经学家，可谓佳话矣。

王季思先生还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师，1922年到1924年，他在梧埏小学任教，算算时间，是16岁到18岁之间。1925年，在他19岁时，王季思考入了东南大学中文系。1927年春，他在当时的瓯海中学短暂任教过。1929年大学毕业后，王季思先后在浙江省立十中、江苏松江女中执教。抗战爆发，他回温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农村、山区宣传。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王季思先生任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并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史及元人杂剧。1944年，王季思的成名作《西厢五剧注》出版。1948年，到中山大学任教，继续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古代戏曲研究，建国后曾任该校中文系主任。

董每戡先生比王季思先生小一岁，1907出生于潘桥横屿头村，1926年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任北伐军第十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四·一二”事变后逃亡上海。1929年，他受党的指派回温州工作差点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住宅被抄，从潘桥岷岗逃到深山古庙里住了几个月，第二年春天才回上海。去日本留学一年后，他回国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进步戏剧写作和演出活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广为传播的是《G夫人肖像》，演出时曾轰动上海剧坛，深受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好评。此外，还创作了《饥饿线》《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本。抗日战争后，他还回温小住，他的作品《保卫领空》在温州演出过，引起轰动。

1943年，董每戡先生转入教学工作，任教于东北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院校，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戏剧和戏剧史。有研究者指出，转入戏剧研究后，在王国维注重史实考证、吴梅强调戏曲唱腔之外，董每戡另辟新径，从舞台艺术角度出发，强调“戏曲，主要是戏，不只是曲”。“构成戏剧的东西，‘舞’是主要的，‘歌’是次要的。”分析剧本，也抓住戏剧矛盾，沿着矛盾主线的发展变化剖析，注重从戏剧人物的行动、动作阐析戏剧。他的《五大名剧论》特点很明显，极少版本稽考，不做宏观论述，而是侧重精细的文本分析：“像是老导演在红氍毹上给演出者一出一出地说戏，让人们‘看’到舞台上角色的来往冲突，感觉到生、旦、净、末如在目前。”因此董每戡说：“《西厢五剧》被锦绣而内藏雷电，才令人屡读不厌，累演不衰。”而陈平原先生在《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里说：“读董每戡的《五大名剧论》，也时常有‘被锦绣而内藏雷电’的感觉。”新中国成立后，董每戡到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年后转到中山大学，并开了一门中国戏剧史课，这在全国是首开课。

董每戡先生1979年11月摄于北京。

综上所述，从1953年开始，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成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在这段时间，董每戡出版了《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二书。并将分别论述戏剧的脸谱、行头、傀儡戏等九篇专论，汇集成《说剧》一书交出版社出版。但是，“1957年董每戡夫妇二人，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取消一切待遇，二人仅领生活费50元。已出版的《说剧》也不予发行。全家的生活在广州难以维持，只得于1968年迁居夫人故里长沙。”期间受尽各种折磨，直到1979年初，董每戡和夫人才得到中山大学的通知：他们两人的问题正在被改正。他们不久就回中山大学了，可惜九个月后董每戡先生就辞世了。王季思的境况稍微好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里，还是被打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后来下放干校，有一段时间每餐仅有两块腐乳送饭……直到乌云散去，他重回教席，如鱼得水。

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在中山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比如黄天骥。黄天骥是广东人，1935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去年，15卷本近500万字的《黄天骥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当时，澎湃新闻在《黄天骥：我清楚自己不可能做大师，只希望做好桥梁》一文里说：“黄天骥教授自谓其学术研究是以戏曲为主，兼及别样。从王起(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治戏曲。” 《随笔》杂志2019年第4期刊发了黄天骥的文章，题目为《顾了今天也明天》，里面讲述了他和王季思、董每戡二位先生的往事。

在黄天骥教授一溜的著作里，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冷暖集》放在首位。黄天骥回忆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为思想得到解放，黄天骥在任课之余，写了一大批有关古代戏曲和诗词研究的论文，并发表在《文学评论》《中山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花城出版社负责人说可以出一本论文集，定名为《冷暖集》。黄天骥请他的老师王季思给书稿写序言，里面写到他听课时淘气的神态。《冷暖集》一书责编认为这很不适当，应该删除，偏偏王季思不同意删。最后，出版社方面妥协了，该书也顺利出版了。王季思和黄天骥都当过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合作出版过《中国戏曲选》《元杂剧选》《李笠翁喜剧选》。这种合作，其实就是传承，后来也成为中山大学戏曲学科的传统。黄天骥在一篇题为《余霞尚满天——记王季思教授》的文章里说：“1952年，我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学的第一天，我们静静地坐在课室里，等待系领导讲话。秋天的阳光，把课室照得通亮，我们的心情，也格外兴奋。忽然，一位教师健步走进课室。有人悄悄告诉我，这就是系主任王起教授，他又名王季思。我一看，王老师身材高大，才50出头，已谢了顶，两鬓却是乌黑的。他架着黑边眼镜，容貌严肃而奇特。我不禁心里一惊，怎么他长得像一头老虎，对学生会很凶的吧？开学后不久，有一天，我到操场上运动，路上碰见王老师，他正在和来穗的杭州大学词学专家夏承焘教授一起散步。王老师瞥见了我，停住了脚，把我叫到身边。大概他见到我长得瘦小，对我说：‘你要注意锻炼身体。做学问，靠长命不靠拼命，体质不好不行。’”一句“做学问，靠长命不靠拼命”，把“学问”两个字说得真透彻，如今八十几岁的黄天骥，依然活跃在学术界。

上世纪九十年代，黄天骥在《随笔》杂志刊发了一篇写董每戡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悲惨的遭遇，以及继续辛勤治学的情景。后来，温州市图书馆的陈寿楠老师和他联系上，前者负责建国前的著作，后者负责建国后出版的著述，加上家属提供的一些残稿，两人合作主编《董每戡文集》，于1999年，也就是董每戡先生逝世20年后出版。《董每戡文集》分三大卷，全书有250万字，在董每戡差不多被遗忘的时候，该文集的出版，引起了舆论和学术界的注意。黄天骥说：“他高尚的品格，极其刻苦的治学精神，以及在研究中国古代戏曲方面的卓越贡献，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赞扬。”董每戡的儿子董苗把文集摆放在父亲的坟前，焚香祭奠时，眼泪纵横，百感交集。

曾经是中山大学学生的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说“黄天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同时接受两位前辈的衣钵，兼及文献与舞台，融考证史料与鉴赏体会于一炉”，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使得中大的戏曲学研究不限于一家，而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而他所说的两位前辈，就是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如何引导这样一个思维活跃、调皮好动的学生？王季思长于版本校勘和文献研究，让黄天骥来校对最复杂的、有几十个版本的《西厢记》，三四年时间，磨炼他养成踏实严谨的态度，能够坐稳冷板凳，也打下了校注、考证的基本功。“既是戏曲史家，又是编剧、导演的董每戡，在研究上，重视文本与舞台表演相结合。黄天骥问学于董每戡，留校任教后，还遵师嘱跑到剧团实习，翻跟头是学不了了，唱念做打，基本的程式都能够接触。从此，看戏剧文本，黄天骥的心中有戏，人物都是活泼泼的，突破了拿戏剧只作案头文章看的局限。”两位从瓯海大地上走出去的学者，通过各自独特的方法，培养出了黄天骥等一批优秀学人。

2017年6月，中山大学中文堂举行了“纪念王季思、董每戡诞辰110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有关媒体在报道时介绍说：“王季思和董每戡两位先生，是20世纪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分别于1948年和1953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是中山大学戏曲文学研究及戏曲史学科建设的主要奠基者。王季思先生注重戏曲文本考证与校勘，董每戡先生关注戏曲的舞台实践和演出形态，这‘一文一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思路奠定了中山大学戏曲研究的学术传统，两者的融会贯通也使其戏曲研究与时俱进延绵不衰，至今仍居于国内外一流水平。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王、董两位先生开创的传统戏曲研究基础上，从文学、文献与表演的研究向形态、传承与保护的研究拓展，从传统戏曲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拓展、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