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禅文化研究中心（说不可言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

上海大学禅文化研究中心（说不可言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例如文史界众知的京都学派，含义之一即指以京大人文研为中心的文史哲各学科协作、交叉进行，绵亘数十年共同研究后形成的传统（需要补充的是，另有观点表明，为了与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区别，应该被称为新京都学派）。可以认为，共同研究塑造出了京大人文研的京都学派（或新京都学派）研究风格，同时实质上也由此继承了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创始的东洋史学派学术精神，后者同样被世人称为京都学派或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直观在1949年后京大人文研的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自身就属于东洋史学阵营，再加上在该所工作的桑原武夫（桑原隲蔵之子）、吉川忠夫（吉川幸次郎之子），京大人文研京都学派的学缘自然可以追溯到东洋史学派的内藤湖南、桑原隲蔵，这是不待言的。同样应该意识到，共同研究的风气也是两者间的关键性桥梁之一，起到衔接作用。人文研第一代所长狩野直喜（号君山）。图片由何燕生提供。倘若对上述两

蒋海怒 浙江理工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员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大人文研）作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重镇享誉世界，“共同研究”作为其独具的学术风格也为学界所熟知，而在其“共同研究”的历史里，两个以禅学为主题的研究班尤其引人关注。第一个名为“禅の文化”共同研究班，以禅文献研究和原典会读为内容，由已故柳田圣山先生主持，活动时间是1979-1984年。第二个由当代禅宗学者何燕生教授主持，名称为“‘語りえぬもの’を語る行為とその思想表現に関する学際的研究―禅の言葉と翻訳を中心課題として―”，译作中文为：“说不可言说：以禅的语言和翻译为中心的话语行为及其思想表达的跨学科研究”，2022年4月1日正式启动，预定研究期为3年。两个研究班相隔四十三年，而在此次由何燕生主持的禅研究班的成员中，亦有数位学者参加了由柳田先生主持的第一个研究班，例如石井修道和佛尔（Bernard Faure)），以及当年担任柳田先生的助手的赤松彦明，他们在柳田圣山研究班里尚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而现在已年过古稀。在不久前举行的启动会议上，他们在发言中表示，期待在何燕生禅研究班里寻觅到暌违数十年柳田禅研究班同学，这一情景令旁观者感慨万分。

笔者有幸参加2022年禅研究班，并通过线上出席了4月30日举行的启动会议，亲临现场，感觉有必要传达该研究班相关信息，俾读者不仅可从中了解国际禅研究这一重要进展，且有助于学界丰富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的认识。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本馆和分馆外景。图片由何燕生提供。

倘若对上述两个研究班进行比较，我们不仅可发现禅研究自身在不同时代因旨趣、方法演化所造成的差异，因而足可援以为鉴，改善或丰富汉语学界自身的禅研究传统，同时还可以此为案例管窥京大人文研以及日本共同研究传统在近年的嬗变，从而具有对于人文学科的普遍意义。

谈到京大人文研共同研究传统，内地学人前此已有数篇绍介文章，故笔者在此拟重点谈谈其在近年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共同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日本学术界的主要特色之一，它是以全域国立和私立大学所设研究所、基地等学术平台为着落点，但又超越该大学，鼓励全国人员共同利用，以提升全国学术水平。按照文部省振兴学术规划，2020年4月迄今，已在53所大学认定了100个共同研究据点，并配备经费预算，培养它们成为全国性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这样看来，共同研究已经成为日本顶层学术布局之一，竞争成为共同研究据点也反映出大学的科研力量。

京都大学十余所研究机构被认定为共同研究据点，名列全国第一。究其原因，应该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共同研究上的贡献有直接关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1949年4月成立始，就以“共同研究”享誉世界，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九十多年。

人文研第一代所长狩野直喜（号君山）。图片由何燕生提供。

例如文史界众知的京都学派，含义之一即指以京大人文研为中心的文史哲各学科协作、交叉进行，绵亘数十年共同研究后形成的传统（需要补充的是，另有观点表明，为了与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区别，应该被称为新京都学派）。可以认为，共同研究塑造出了京大人文研的京都学派（或新京都学派）研究风格，同时实质上也由此继承了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创始的东洋史学派学术精神，后者同样被世人称为京都学派或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直观在1949年后京大人文研的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自身就属于东洋史学阵营，再加上在该所工作的桑原武夫（桑原隲蔵之子）、吉川忠夫（吉川幸次郎之子），京大人文研京都学派的学缘自然可以追溯到东洋史学派的内藤湖南、桑原隲蔵，这是不待言的。同样应该意识到，共同研究的风气也是两者间的关键性桥梁之一，起到衔接作用。

禅研究班主持人何燕生教授（右）与副班长维习安（Christian Wittern）教授

柳田圣山（1922-2006）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十年（1976-1986），最后一年任所长（1985.4-1986.3），自人文研所长任上退休后，成为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不久又担任了位于京都的花园大学国际禅文化研究所所长。京大十年是柳田圣山后期最重要的经历，在此期间，柳田著述不倦，包括著、编、整理，计有18种之多，其中就有笔者最为喜爱的数册雅俗共赏的学术随笔，例如《禅語の四季》、《纯禅の時代》、《禅と日本文化》等。

推究柳田先生受到京都大学重视，及被选举为人文研所长的根由，私以为要归功于先生《初期禅宗史書の研究》（1967）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一部刚出版就获得了“划时代”美誉的名作，以文献考证见长，因而完全合乎京大人文研的学术“口味”。此外，柳田圣山坚持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对权威文献的怀疑和辩驳，并且以此为前提重估经典文本，这也符合京大“自由”学风。柳田这一立场影响广泛并且深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为今日国际禅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视野。例如，先生的这种学术风格也反映在他的美国弟子马克瑞（John McRae）禅宗史四原则之首的“因其非事实，反而更为重要”的治学精神上。私以为，圣山先生在禅研究领域里，迄今还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的学问规模和洞见的深度依旧等待探索，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了解其思想全貌。

柳田圣山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十年，主持共同研究就历五年之久，如果再加上补充研究的两年，实际上是长达七年的合作研究（1979-1986）。柳田圣山共同研究档案资料告诉我们，当时参加禅研究班的主要是京都大学，以及京都周边如冈山的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禅研究的名家，包括石井修道，以及留学京都大学的法国人佛尔和美国人马克瑞。这也是他那个时代所有共同研究班的共性：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只有极少数人从东京赶到京都大学参加研究班。虽然我们也发现班级成员里也加入外地大学乃至国外学者，然而这些乃是因学缘所致，并非文件规定。

线下会场：人文科学研究所大会议室

相比之下，何燕生禅研究班人员组成就相当复杂了，不仅增加了许多京都大学以外的人员，而且在年龄、性别、国别方面，层次丰富，因而发现如下数据毫不奇怪：女性学者11人、研究生1人、海外研究者18人、40岁以下5人、35岁以下1人。某种程度上，这是煞费苦心的追求所致，因为目前的日本体制化共同研究对女性研究者和青年学者的比例均作出了详细规定，这种有意识的规定体现了对“特别研究群体”的重视。

另外一个变化是愈益倡导校际，乃至国际化联合研究。禅研究班成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教授古勝隆一解释了其间的变化。

在十年前，一般是人文研内部学者来组织研究班，并且是以所内人员为班员主体；近十年，逐渐有所外学者来做计划，担任“班长”，组织班级成员。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所“共同研究”体制为了呼应政府政策方面的倾斜而采取的一种新措施，目的在于吸收研究所以外和校外力量，开展新形式的集体合作研究。

禅研究班成员古勝隆一介绍“共同研究”的最新变化及其禅研究班的意义

在内容方面，柳田圣山时代主要是原典的“会读”和文献整理。据此次禅研究班副班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维习安（Christian Wittern）介绍，柳田圣山主持的禅共同研究班最后成果是：是《禅の文化：资料篇》（内容为《禅林僧宝传》1-5卷的解说和译注，1988年出版），以及1980-1984完成的《<祖堂集>索引》（上中下）。编辑古籍索引，也是那个时代最重要工作的一部分。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学术特征，也可以从这些成果的性质甚至名称上反映出来。

与此相异，何燕生禅研究班更多地显示出学科交叉和思想探索的特色。该研究班的立意非常明确，蕴含又相当丰富，例如，研究班的主旨称：

全球化、AI 化不断推进的当今社会，“语言”和“翻译”到底拥有何种意义？本课题将聚焦“语言”与“翻译”这个既古老又全新的问题，通过形成于东亚的禅佛教作为例子进行研究。禅标榜“不立文字”，以否定的态度看待语言，但同时又产生出了大量的语录、公案、灯史等语言群。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禅与语言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把握？有观点认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然而，禅不仅仅是沉默，有时也要求“道！道！道！”，强调必须说。日本禅僧道元驱使着日文、汉文以及中国中世俗语，撰写了重要的日文著作；道元对禅的日语化到底具有何种意涵？禅在近代被翻译到欧美，在英语、法语等语境中得到传播，并且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逐渐朝着去脉络化方向演进。对于禅的这种“跨界性”，哪一种分析方法行之有效？本课题拟结合迄今的研究成果，以禅的“语言”与“翻译”问题作为考察对象，并且着眼于当今的问题，与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联手进行合作研究。

考察何燕生禅研究班的主旨，我们可以发现，除继承柳田圣山原典会读这一珍贵传统外，主要有两点差异：其一，所涉学科或研究取向异常丰富，包括汉语史、传播学、翻译学、欧洲哲学、中国史、佛教文学、禅史和禅文献学等等，是共同协作。其二，面对这个迅即变化的世界，更强调禅思想的现实性研究。也许是因为何燕生对禅研究班的探索和设计经历了数年之久，才会产生如此复杂和多面的立意吧。

他首先感觉到，迄今为止的禅研究大端不出各自独立的六类，包括（1）基于现代历史主义的文献批判的研究，以胡适和柳田圣山为代表；（2）具有现代视野，同时又强调体验的宗教哲学研究，鈴木大拙在这方面表现明显；（3）在谋求与西洋哲学的对话（对决）的同时，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对禅进行哲学性研究的哲学研究，包括西田几多郎、田边元、西谷启治、上田闲照等人；（4）谋求与西洋文明的“对话”，特别重视禅的语言意义，并以建立“东洋哲学”为目标的语言哲学研究，井筒俊彦为其代表；（5）重视唐宋时代禅语录原义，并从中探寻禅的思想表现的语言研究，入矢义高等人做出了很大贡献；（6）试图解构“现代禅研究”传统，随之出现的“后现代禅研究”，以海外学者Bernard Faure、John R. McRae、Robert Sharf等人为主。这种基于宏观考察的提炼描述，就笔者所见，目前还是第一次，与现状也颇相符合。

著名学者末木文美士发言

何燕生认为这六种研究虽然照顾到禅的多个层面，实际上在无意识中却受到自身学问特色的制约；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单独进行的，各个领域间的对话很少。进而可言，从中国和日本的禅的流传中可以看出，禅在文学、艺术中也有着“跨界”的作用，只是以禅的文本来解释禅，这种研究方法，原本就有问题。特别是在被翻译成欧美各种语言、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立足于禅的现状来考虑的话，这种只停留在日本国内、单独进行的研究，也是个问题，因而需要全方位“突围”。

为了克服学术分野之间的隔离感，何燕生做了许多工作，近年的项目包括2017年在武汉大学成立了“武汉大学国际禅文化研究中心”。作为纪念学术活动，2018年举办了“Chan Zen Seon：禅的形成和世界的展开”（Chan&Zen&Seon：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and Its Spread in the World），有30多名来自中国以及境外的研究人员参加并发表成果。在此同时，何燕生还与东洋大学伊吹敦教授共同负责日本文部省的重大科研项目“海外の研究者との連携による中国・日本における禅思想の形成と受容に関する研究”课题，成员包括程正、村松哲文、齋藤智寛、土屋太祐、柳幹康等人。

据何燕生介绍，以上两个项目的特色是，分别在中国和日本集合世界各国的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进行国际间的合作研究。遗憾的是，中途发生了新冠疫情。合作研究如果就这样中断，未免有点可惜，但同时又看不到新冠何时结束，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心情。

然而，一次与法国学者罗贝尔（Jean-Noël Robert）的会谈促使何燕生教授坚定了自己的探索。罗贝尔很早以前就知道何燕生的中文译本《正法眼藏》，直接的契机是在法国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这部中文译本。其后，东洋大学国际禅研究课题组以“鼎谈”的形式，邀请何燕生与罗贝尓，通过线上举行了一场隔空对话，围绕《正法眼藏》的中文翻译进行讨论，驹泽大学角田泰隆教授也参与了部分活动。通过这次“对话”，形成了继续探索学术合作的共识。

罗贝尔先生是闻名世界的法国东方学者，目前担任法兰西学院讲席教授（Philologie de la civilisation japonaise）。罗贝尔是天台学的专家，但是非常博学，日本佛教文化自不必说，在中国哲学、文学和汉语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会谈中，罗贝尔建议何燕生教授把已译为中文的《正法眼藏》再翻译成日语 因为，在他看来，从日语到中文，再从中文到日语，来回翻译的话，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异，这正是我们了解道元想说什么的关键所在。

何燕生在探索合作研究延续的可能性的时候，发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项目，最终决定以“禅的语言和翻译”为主题应征，获得立项，这样就有了现在的京大人文研共同研究性质的禅研究班。

设计共同研究禅研究班主题时，何燕生教授通过自身参与、同仁交流、数据库搜索等途径，了解到日本国内其他相关禅共同研究，并借鉴他们的共同研究经验，这些项目包括（1）石井修道先生和末木文美士先生参与主持的，以名古屋真福寺等机构所藏古籍为基础的中世禅籍調査研究项目，其成果汇总为《中世禅籍丛刊》（12卷）；（2）天野文雄主持的《禅からみた日本中世の文化と社会》共同研究，以同名刊行书籍，该书前面有题为“禅とは何か”座谈会，末木文美士、维习安以及重田みち参与了讨论；（3）衣川贤次、小川隆、前川亨、土屋太祐、柳幹康等人的《祖堂集》会读项目，成果以《祖堂集》译注形式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顺次发布，并在2002年度《東洋文化》特刊《中国禅思想研究》上刊行；（4）柳幹康主持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東アジア仏典講読”，这个会读班目前还在进行中，其成果也在不断刊行；（5）出口康夫主持的“道元的思想圈——分析亚洲哲学的方法”，已完结。上述5个项目组大部分成员也参与了何燕生此次京都人文研禅研究班项目。结合上述这些共同研究的经验，何燕生产生如下设想：在迄今为止的研究的基础上，集合世界的研究人员，在国际和跨领域上，共同研究禅的语言和翻译问题，谋求禅研究的进一步进展。

研究班人员构成其实也反映了此次学术合作的规模和深度。我们看到，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并且在性别、年龄和地区作了精心安排，这种安排被描述为多彩的、学际的、国际的。在此，有必要分析成员的多学科介入对该研究的有效支撑性。

其一，众多学科介入了道元和《正法眼藏》研究，这也是禅研究班最重要主题之一。禅研究班主持人何燕生著有《道元と中国禅思想》，并且将《正法眼藏》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我们在班级名录里也可看到頼住光子、井上克人、角田泰隆、石井清純、出口康夫，以及斯坦里克（Raji C.Steineck）等道元研究专家名字。其二，禅语录研究。在该领域里，汇聚了周裕锴、小川隆、冯国栋、土屋太祐、Didier Davin、柳幹康、张超等中日禅语录研究者。其三，在禅宗史和禅学术史领域内，有石井修道、贾晋华、龚隽、吴疆、林佩莹等学者。在时间轴上，这些学者探讨了不同时期禅流变，并梳理禅在二十世纪东西方的传播过程。我本人目前也从事唐代禅及近百年域外禅宗史学研究。其四，印度瑜伽、中国哲学史、中日禅交流、佛教文学方面的研究者包括李建欣、吴根友、王颂、江静、李瑄、萧琨、重田みち等人，吴疆教授也有关于隐元隆琦的重要著作出版。其五，我们还注意到，不仅何燕生教授，许多班级成员（包括笔者本人）也曾经从事过禅相关的翻译工作。我们深深感触到，不能把翻译限制在文字对话角度上理解，它其实是重要的思想创造活动。末木文美士先生就此提醒，禅在二十世纪的传播就是一种翻译，是将汉语的禅翻译为罗马字的Zen/ZEN，而如果我们用翻译的视角来看待，也会发现包括道元在内的许多伟大的日本禅师对禅的理解和撰述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其六，立足于哲学和语言学角度禅分析，可以在佛尔、罗贝尔、气多雅子、井上克人、Gereon Kopf、水野友晴、班级成员的著作里找到。

笔者私下也常认为，多学科介入是禅研究的应然状况。因为不同于佛教学的其他分支，在禅研究里，义理分析或曰哲学的重要性大为降低，禅的学术更明显体现出学科综合色彩，治古代文学、断代史学、敦煌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者可以直接进入禅的研究而毫无隔阂之感。我们从该项目里得到的启迪之一，是自觉地加强禅学术的学科交叉性，并且今后个人研究要有意识地调动人文学科各方。

笔墨至此，所介绍的皆属京大人文研共同研究禅研究班“开幕”的酝酿和筹划，可以说，前期“准备工作”持续数年。研究班的“面世”或曰“开班”其实是在不久前的4月30日13:30（东京时间），这也是研究班成员见面会和第一次研讨会。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同时进行方式。线下出席者11名，线上32名，共43名“班员”出席，会议持续161分钟。考虑到成员基本使用日文和中文发言，延请柳幹康和肖琨担任同声传译，柳幹康将中文发言翻译为日文，萧琨将日文发言翻译为中文。

研究班学者线上发言

禅研究班首次会议分五项进行。先是由班长何燕生说明成立旨趣和研究计划，其次是副班长维习安教授和研究所班员古勝隆一教授介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禅研究的历史和本项目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中的位置。接下来由每位班员做简短自我介绍。发言者中，除石井修道、末木文美士等众多学界名宿外，还包括日本宗教学会前会长气氣多雅子、京都大学前副校长赤松明彦等学术机构前领导人，显示出不同群体对该禅研究班的重视。

至于成果的发表及刊行，据班长何燕生介绍，计划每年将会读成果和研究成果刊登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人文学报》或者《东方学报》。三年后，将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书”的形式，申请人文研的出版资助金，由出版社发行。另外一方面，将成果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境内出版和发行。

此外，何燕生还强调指出，研究班的成果的海外推广，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比如在国际会议上组建专题小组，共同发表研究班的成果。

笔者注意到，本年夏季七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相关机构将联合召开以禅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该会议由陈金华教授筹划，主题是How Zen Became Chan: Pre-modern and Modern Representations of a Transnational East Asian Buddhist Tradition（Zen 如何成为 Chan：跨国性东亚禅佛教传统的前现代和现代表现）。参会者将考察禅的现代学术史，禅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以及欧美传播中形成的Zen Seon (alt. Sŏn) Thiền 等不同“异名”表达所产生的“身份”问题，以及思考如何回归“中国禅”（Chan）研究。据悉，主办单位特邀由何燕生负责的京大人文研禅研究班组团，成立专题讨论组（panel）。经过短时间的协调，最终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禅研究班特别策划（Institute of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Co-Study of Chan/ Zen Research Project Special Project）”名义，以“从Chan转向Zen：禅在日本的展开及其研究特色”（Chan から Zenへ——日本における禅の展開および研究の特色）为主题的专题组形成，出席会议。出口康夫、小川隆、一色大悟、柳幹康、重田みち等学者都将发表论文，专题组代表何燕生将发表《作为中国学的禅研究——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学としての禅研究ー京都大学の中国禅宗史研究ー）。这将是京都大学禅研究班成立后，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第一次隆重展现。

另外，据悉，京大人文研禅研究班本年度计划召开六次学术活动。每次活动为一整天，上午是关于《正法眼藏》的会读，下午是论文发表会。考虑到新冠疫情状况，第一年活动均采取线上和线下线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本年度的会读禅籍为道元的《正法眼蔵》。据何燕生介绍，从哲学角度看《正法眼藏》，迄今一般特别关注其中的《有时》、《佛性》、《现成公案》各卷，这是反映在上个世纪日本哲学家关于《正法眼藏》研究上的主要特征。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结合环境问题、生命问题，一些学者特别关注《山水经》卷、《溪声山色》卷、《生死》卷，试图从中解读道元关于环境、生命伦理和文化的论述，富有现实关怀特色。

然而，何燕生称，今年的会读将选择《正法眼藏》的《办道话》卷作为开篇。他认为，《办道话》反映了道元最早时期的思想，道元在该篇里批评了平安时代以来的佛教思想和中国禅思想，并且论证了自身的重要思想“身心脱落”问题，而且，在语言方面，同时存在与汉语、俗语等问题。其次，《办道话》是道元首次用日文撰写的著述，此前的《普劝坐禅仪》由汉文写成；以《办道话》为起点，道元完成了语言上的转换，同时也可视为从中国禅到日本禅的一种转化，这其实也是“翻译”方面的问题。

研究班将于6月25日举行《正法眼藏》的会读会和研究发表会。第一场研究发表会将由小川隆教授担任。

禅研究班开幕十天后，笔者藉所获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来到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学部，将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并得以面谒几位禅研究班成员。新冠疫情尚未消退，未来不确定性慢慢增长的这个变动时代，我将为禅研究贡献自己绵薄之力，且视之为非常时期的慰藉。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