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于平凡投身基础教育（桐城派的当行本色）

甘于平凡投身基础教育（桐城派的当行本色）要之，桐城派的文学教育，强调正宗正派，讲求文道合一、兼济兼美。既对天才无害，为其成长与成熟，预留了足够空间；同时，更着意于“大众”教育，为“中材”之人明确了循序渐进的路径，有益于普通人的启蒙与成长。怎样写好文章？怎样写得文从字顺、清通雅洁？桐城派先贤通过精心编选的教材（选本、读本）提供恰当范文，标示正确途辙，便于学子模仿，循循善诱，导引其进步。由此“端正有规矩”（姚鼐语）的文学训练，“中材”学子拥有了较强的读写能力，积淀了文学、文化修养，也涵养了正义、信念与良知。桐城派的文学教育，对学子，尤其对“中材”之人的文学教育，很实在，很管用，也很有效。三百年来，桐城派名师辈出，个中缘由，不言自明。其四，与上述内容相关联，桐城派突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着力文学“童子功”的培养和训练。其文法不着意高深的理论阐释，而讲求内容与方法的“纯正”与“易行”。其选本在追求技能与适用的同时，突出审美功能的揣摩与

作者：吴微（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为我国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何以成派？又何以绵亘二百余年，流风余韵传播至今？前贤时俊，各有申论。而深究之，我以为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桐城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文方法；一是，桐城派要员大都职为教师，传道授业，标举文统，形成文派。从教，其实是桐城派“成功”的核心；文学教育，应该是桐城派的当行本色。因此，将桐城派与教育相勾连加以观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一，桐城派实乃教育家群体。二百多年间，他们或设席于各地书院，传道授业，弘扬桐城家法。方苞早年四方授徒为业，中年以后，虽然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恩宠，成为其文学侍从，但终其身非文化教育之职不就。刘大櫆一生布衣，奔走大江南北，设馆授徒则是他唯一的选择。其门人姚鼐虽科场顺利，但年逾不惑又辞官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各大书院，凡四十余年，“鼐门下著藉者众”（《清史稿·文苑传》）。尤其是山长钟山书院二十余年，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故金天翮《皖志列传稿》云：“桐城家法，至是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秉承师风，姚门四弟子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刘开（从姚莹说）无一不授徒为生。晚清桐城后贤大都亦长期从教。戴钧衡创办桐乡书院，力守桐城文脉；吴汝纶则执掌莲池书院十余年，名重晚清朝野。桐城派晚期要员：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及严复、林纾等云集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并先后入据要津。甚至桐城旁支阳湖派、岭西五大家等诸多要员亦多职为教师，终身不倦。如此薪火相递的职业教育家群体，在中外文化教育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由此而言，兴学从教维系着桐城派的文化生命之纽带。因此，桐城文人与教育、与学校有一种天然的融合与亲近，较学界他人有着更深、更具体的渴求和关切。

姚鼐像资料图片

其二，桐城派以古文见长。吾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素以诗文为雅文学之正宗。清代以降，桐城文章以清真雅洁为一时之冠。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云：“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在我看来，桐城派之所以影响闳深，与其文法简明易学大有干系。其“义法说”“雅洁说”“神气说”“义理考据辞章说”“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说”等，既是理论又是方法，体系完整，切实可行。桐城派主张并传授的写作方法，能很好地接通“古文”与“时文”（应试作文），讲究在尺幅之中，言有序，言有物，剪裁得体，抑扬顿挫；语词表达气清词洁，平易畅达，文从字顺。尤其是普通“中材”学子，借力其训练既有利于科举考试，容易获取功名；又可涵养情操，其立言之作，擅长叙事状物，表情达意，雅洁清通，进而荣身士林。陈衍曰“方姚之后，文法大明，作文甚易”，绝非虚言。桐城文章因此风靡一时，影响深远。

其三，桐城派善于编选教科书。就教育诸要素而言，教科书（教材）的社会关注度最高。它既是知识技能的载体，也是时代思想文化的映射，积淀了编撰者独特的文学趣味和文化意识。桐城派可谓业界翘楚。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以及近代桐城派诸家古文选本、国文读本，名闻遐迩，代代相传。尤其是《古文辞类纂》，吴汝纶认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号称“天下第一选本”。桐城选本的主要特色是：选文文体纯粹，导学路径正宗，模拟易学实用。前述之著名选本自不待言，近代桐城文人吴芝瑛编选的《俗语注解小学古文读本》，亦可佐证之。此教材选录的古文72篇，不仅短小精悍，合于“古文法式”，而且情趣盎然，易于学童领悟义法，便于其作文模仿。严钊序言云“不独令学子乐而爱读，且资长其智慧”，可谓一语中的。

姚鼐《行书临论坐位帖》资料图片

其四，与上述内容相关联，桐城派突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着力文学“童子功”的培养和训练。其文法不着意高深的理论阐释，而讲求内容与方法的“纯正”与“易行”。其选本在追求技能与适用的同时，突出审美功能的揣摩与掌握；其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让学子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因此，在具体的文学教育活动中，强化“读”与“写”的文学“童子功”训练。通过具体的范文、精当的评点，将自家学术追求、古文创作感受与文章选录义旨，融入授徒课文的文学、文化教育活动之中，杜绝假大空。这样的老师当然是负责任、有情怀、有担当的导师，由此而培养的学子，自然也能成为基础扎实、技能娴熟、人格健全的文化传承者。祖籍桐城的朱光潜在《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中，回忆儿时家塾教育，不无感慨地写道：“四书五经、唐诗、古文，全得背诵”；幼年的起承转合写作训练，“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

要之，桐城派的文学教育，强调正宗正派，讲求文道合一、兼济兼美。既对天才无害，为其成长与成熟，预留了足够空间；同时，更着意于“大众”教育，为“中材”之人明确了循序渐进的路径，有益于普通人的启蒙与成长。怎样写好文章？怎样写得文从字顺、清通雅洁？桐城派先贤通过精心编选的教材（选本、读本）提供恰当范文，标示正确途辙，便于学子模仿，循循善诱，导引其进步。由此“端正有规矩”（姚鼐语）的文学训练，“中材”学子拥有了较强的读写能力，积淀了文学、文化修养，也涵养了正义、信念与良知。桐城派的文学教育，对学子，尤其对“中材”之人的文学教育，很实在，很管用，也很有效。三百年来，桐城派名师辈出，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4日11版）